我与湖北（七）

禁烟 鸦片为害中国,百余年来,殆已无人不知、无人不晓,用不着我们再来多说。不过吸食鸦片究竟只是一种嗜好罢了,与布帛菽粟之为人生所必需者,不可同日语。那么纵容这种嗜好,使其成为个人之痼疾、国家民族之大患,其事未免离奇,使人不可思议。     

我与湖北（八）

征用民夫 征用民夫的劳力,以图达成政府某项指定的目的．这是很古老的一种办法,即古人所谓“力役之征”是也。这种办法源远流长,至今仍然沿用。在抗战期间,因为军事的关系,急于转输兴作的事,十百倍于平日,以故需要夫力,尤为频繁而迫切。主管方面为了达成目的,往往不择手段,对于夫力的使用,予取予求,残苛无度。人民在忍无可忍之余,设法规避者有之,弃家逃亡者亦有之,以致公私交受其弊,而形成抗战时期的一大问题。     

我与湖北（十）

民生主义经济政策拟定经过 民国三十年（1941年）十二月八日,日本海空军突以迅雷不及掩耳手段偷袭美国海军根据地珍珠港,太平洋战争由是爆发。第二次世界大战至此才名副其实地全面展开。     

我与湖北（六）

二五减租研究中国历代的乱源,其说聚讼不一;但农民无以为生,有揭竿而起者,群起响应,因而造成变乱,却是众说中最有力的一说。所以历代老成谋国者,无不着眼于土地问题的解决。孟子说：＂夫仁政必自经界始。＂可能是对此问题最有先见的名论。秦汉以降,解决土地问题的谋划,多一时治标之计,日久弊生,乱亦随之,真正根本解决的办法,无疑地,还是要归之于国父＂耕者有其田＂这一伟大的号召,不过在中国几千年积重难返的封建社会之下,“耕者有其田”的目的,未可一蹴而就。因此国父才又提出“平均地权”的办法,以为逐步实现的张本。而实施“平均地权”的先期工作,就是“减租”。     

我与湖北（五）

建议中央四事 民国三十三年（1944年）三月十五日,行政院训令所属各部会署长官及各省市政府主席、市长等,于是年五月五日出席全国行政会议,商讨中央与地方行政兴革等事宜。正遵办间,复奉行政院四月十四日“代电”,附发《全国行政会议规则》一份,规定扩大会议组织,除原令出席人员为会议会员暨以行政院院长、副院长为议长、副议长外,并由国民政府主席指定下列人员一并出席：中央党部秘书长、国防最高委员会秘书长、副秘书长、中央设计局秘书长、党政工作考核委员会秘书长、国民参政会秘书长、国民政府文官长、国民政府主计长、铨叙部部长、审计部部长、立法院秘书长、司法院秘书长、考试院秘书长、监察院秘书长、军事委员会委员长侍从室第二第三两处主任及第四组组长、三民主义青年团书记长、中央训练委员会主任委员。     

民国时期中国银行天津地名券的发行与流通

一、引言1 91 2年中华民国成立后 ,临时大总统孙中山批准将大清银行改为中国银行。同年2月 5日中国银行上海分行开业 ,8月 1日中国银行总行开业 ,1 0月 1 1日中国银行天津分行开业。总行和各地分行均使用原大清银行旧址。中国银行成立伊始 ,为应急需 ,将大清银行印制 (美国钞票公司承制 )好的尚未签字发行的李鸿章像兑换券 1元、 5元、 1 0元三种加印中国银行行名与北京、上海、天津、汉口、河南、东三省、直隶、山东等地名 ,加上图章和签字 ,采用十足准备金 ,加以发行。由此拉开了中国银行发行纸币的序幕。从 1 91 2年 1 0月至 1 939年 8月…     

我与湖北（四）

整编法令依韩非之所言,法令者“檃栝之道”也。何谓檃栝之道？即不直者使之直、不圆者使之圆之谓。匠人则之,而有箭与轮之用。管理众人之事而无法令,犹治箭、轮者而无檃栝,此为必不可能之事。故法令与政治相需相求,不可或分。不过檃栝有能用的、有不能用的,求直圆于不能用的檃栝,不唯不可得,可能将原有的材料还给毁坏了。     

我与湖北（一）

奉命于危难之际 民国二十七年（1938年）六月十四日,行政院会议决议改组湖北省政府,任命我为湖北省政府主席。对于这项任命,使我感觉异常惶恐。因为当时的抗战局面．已进入另一更艰危的阶段,自忖才力有限,而且兼职太多,如何再能肩负这样一个重任？     

我与湖北(二)

手定施政要旨 我于民国二十九年（1940年）九月一日复职后，觉得有和我的省府同仁，拟定一种工作方针，以为今后共同信守之必要。经过几天的考虑，手定了一项施政要旨共十项，于九月五日发布，其文为：     

我与湖北(三)

纷歧错杂的行政机构,足以降低行政效率、虚糜国家财用,我前在第二章中,已经经约略提及,并将调整机构,列为《施政要旨》之一端。     

我与湖北(九)

<正>计口授盐中国的食盐有两淮、长芦、河东、两浙等十一个大产区,年产量合计共约六千余万担。据抗战以前的调查,产盐的成本,每担最低仅约一角钱,最高也不过一块多钱。中国一般人的生活,最基本的需要就是柴、米、油、盐,盖谓得之则生,失之则死也。照道理讲,这种起码的生活,应当使之供应无缺,才是政府应尽的责任。尤其是那些烂贱的盐,不应发生匮乏现象。可是中国从管仲兴渔盐之利以来,盐就成了政府勒索人民的凭借,再加上奸商的把持操纵,使我们升斗小民,竟自没有吃盐的余裕。还     

湖北随州新出西周曾国青铜器鉴赏（下）

（四）鬲 鬲是西周时期最为常见的器物,发现较多。在随州叶家山基地出士有象目纹鬲、雷纹鬲和素面鬲。     

陈伯华回忆录（十一）

《宇宙锋》获殊荣 正如刘骥所预言的那样,天时、地利、人和,我全占上了。不久,武汉市举行戏曲观摩会演,继而中南区举行第一届戏曲观摩会演,我被上下一致推选参加了,并且连连夺魁。     

我的清代货币研究历程与成就

研究古钱币在中国已经有一千数百年的历史,但是把钱币学作为一门学科来宣传来研究则是近二十年的事。近二十年来,钱币学研究借鉴历史学、考古学等相关学科的研究方法,甚至应用了化学、物理学等科学分析的手段,取得了可喜的成绩。但是,我们也要看到,钱币学的学科建设还有很多工作要做。任何一门独立的学科,除了要有自己独特的研究对象外,还必须有自己独特的研究方法,钱币学也是这样。版别研究的方法是钱币学独有的方法,但是在版别繁杂的宋钱和清钱的研究方面,对于版别所代表的确凿含意、版别划分的标准仍然缺乏深刻的认识。德国学者布威纳先生毕生研究清代钱币,他整理了大量的清代钱币实物,更难能可贵的是他查阅了大量的文献资料,特别是大量清代档案中的钱局铸钱报告,获得了大量的可靠的一手资料,他提出了清代钱币版别代表不同年份的观点,并据此排出了一个清代钱币年表。无论布威纳先生的结论是否完全正确,是否还有需要进一步完善的地方,他的研究方法是值得重视和借鉴的。为此我们编译了布威纳先生的这篇文章,把他的研究方法和成果介绍给钱币学界的同仁们,以期对钱币学研究和学科建设有所推动。     

湖北随州新出西周曾国青铜器鉴赏（上）

湖北随州,可以说是考古学界耳熟能详的地方。起因是缘于20世纪70年代末期的一次神奇而重大的考古发现,一座公元前七世纪的特大型的古代君王墓葬——曾侯乙墓被发现和发掘。墓中件件套套的珍奇瑰宝,破土而出,令世人为之震惊。出土文物有大量精美的青铜礼器、漆木器、金银器、珠玉器及各类乐器、车马兵器和纺织服饰等等①。最引人注目的是墓中出土的一套音域组合完备的曾侯乙青铜编钟,构成了一曲中国先秦古乐的传奇。     

抗日战争时期湖北国统区的公费教育制度

抗日战争时期,湖北省政府为了适应战争需要,培养“抗战建国”人才,对教育政策进行了重大调整,其中,最重要的一项在国统区推行公费教育制度,规定凡在湖北国统区大中学校就读的本省籍或外省沦陷区的学生,均享受公费。省政府制定了比较完善的政策和措施,来保证这一制度的实施。这在当时全国战区和后方各省中,是独一无二的。本考察了这一制度的实施背景和主要内容,分析了其历史成效和不足之处。     

星云禅话（十一）

自伞自度 世间的人有好多种。有的人希望人家帮助我、有利于我;有的人希望帮助别人、有利于人;有的人既不希望人家帮助,也不愿意去帮助别人,希望一切靠自己。     

人民币的故事（连载二）

四 为了适应经济发展的需要。进一步健全中国的货币制度,方便流通使用和交易核算,中国人民银行自1987年4月27日。发行第四套人民币,有1角、2角、5角、1元、2元、5元、10元、50元、100元9种面额,其中1角、5角、1元有纸币、硬币2种。     

往事历历情谊深（十一）

我国著名的哲学家、教育家冯友兰,是当代中国潜心研究儒家学说并卓有成就的学者之一。他比梁漱溟小两岁,但在五四时期的北京大学,他是梁漱溟的学生,因而早年有师生之谊。     

我在湖北实验师范的学习生活

<正>今日的武汉城市职业学院,曾经称为"湖北实验师范学校"。1950年至1953年,我在湖北实验师范学校读书,时至今日,仍然深深地怀念着它。现根据自己的亲身经历,写下这篇回忆文字,以表达我对母校的感激之情。从入校之初说起1949年5月,武汉解放。次年,我在汉阳县中初中毕业,时年15岁。由于家庭经济困难,如要升学,只能选择食宿免费的学校。于是,我报考了师范类的中等学校。当时,位于武昌三道街的湖北教育学院附属师范学校(简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