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乡村“管”制再释

学界此前立足于"废乡分管"、即乡与管此废彼设的对立关系的基点之上,来理解北宋开宝七年的诏令,因此对宋初以来乡村"管"制是否实际推行存在着较大分歧。但是北宋多种地方总志所记述的乡制在各地普遍、长期存在的史实,揭示了即如在相州这样"管"制推行的典型地区,其与乡之间仍然存在着更为复杂的关系。主要根据各地普遍设置作为"管"的负责人户长等等的史实,大致可以肯定,存世的开宝七年(974)诏令的文本,可能的确有脱文。随着开宝七年诏令的推行,北宋国家的乡村管理体系总体上已从前代的乡里制演进为乡管制。只是由于后来随着乡都制的推行,以致在主要以南宋文献为主的存世历史资料中,乡管制的历史痕迹大多被覆盖了。     

“笔杆子”与“枪杆子”——蒋介石与胡汉民“约法之争”

正一中国国民党领袖孙中山曾经将中国革命划为三步,1906年他撰写的《革命方略》中提出了"军法之治"、"约法之治"、"宪法之治"三个阶段;1914年孙中山创立中华革命党,在党章中又将革命过程分为军政、训政、宪政三个阶段,在训政阶段不再提"约法",而是"一切军国庶政,悉归本党负其完全责任",即以党治国。孙中山接     

卢作孚的“中国梦”

被毛泽东赞为4个"不能忘记"的实业家之一的卢作孚,早年受进步思想激励,投身革命救国;因残酷现实,继而转向民众教育和新教育试验,主张"学校不是培养学生,而是教学生如何培育社会";受挫后,致力办实业,搞"乡村现代化";1950年,因痛感国民党旧政权腐败,从香港投奔新中国政权,继续践行其"中国梦"……     

“劣绅官僚化”:民国初年的乡村政治

由于近代社会的震荡与脱节,中国传统乡村政治的"乡绅自治化"的良性状态难以为继。在民初乡村建设过程中,乡村政治在"官僚化"的同时,逐渐"劣绅化"。民国初年乡村政治"劣绅官僚化"的原因,一方面是由于政府在乡村政治建设中忽视"本土自治资源";另一方面是由于近代乡村教育危机造成在乡绅士的"劣质化"。     

乡村自治:从传统到现代

传统中国乡村具有一定的"自治"色彩,乡村自治体现为"皇权、族权和绅权的结合",是基于当时生产力水平和生产关系基本状况寻求国家与社会的平衡、实现官治与自治的良性互动的现实选择。但总体上看传统中国乡村自治是低水平和维持性的。民国时期,国家权力不断渗透到乡土社会,国家与社会之间此消彼长、各有进退,乡村治理格局呈现出复杂和多样化的特征;然而,由于国家整合乏力和国家权力渗透有限,传统乡村自治的基础和根基并未被打破。新中国成立后,压力型政治体制形成,国家权力下沉至底层社会,彻底打破了传统乡村的秩序和格局,特别是政社合一的"人民公社"体制,终结了"乡村自治"的历史。改革大幕开启后,"人民公社"体制被乡政村治体制所取代,村民自治是国家寻求行政权与自治权平衡、实现乡村善治的制度创新。但是,当下村民自治的困境表明,现代乡村建设必须创新体制和机制,实现国家与社会的平衡,建构农村社区自治体制,走真正的乡村自治之路。     

宋代乡村“团”制考论

作为宋代乡村区划的"团",其渊源有二,其一为晚唐五代的土团,其二为两宋之际的团教乡兵单位,两者皆根植于南方地区的地方武力传统。步入南宋以后,为应对严峻的地方军政形势,重塑基层统治体系,宋廷大力推行保伍法,使得"团"在保伍编制中的层级地位逐渐凸显。另一方面,随着地方上土豪势力的崛起,以土豪任隅官,统领保伍也渐趋普遍。而南宋中叶后,隅官制和"团"制正是以保伍制为基础逐渐结合,形成了"隅团"这一新的乡治体系。     

从社会运动到学科建设的转向——试论“私立乡村建设学院”与民国乡建运动

"私立乡村建设学院",是将乡村建设与高等教育有机融合的新式学校。它的创设标志着乡村建设运动的第三次转向,是乡建运动走向新阶段的开始。这所学院在"学术自由""研习体制"和"自治管理"多方面开创新制,别具特色。无论是从乡村建设运动角度还是从近代教育制度取向上而言,它都有值得深入探讨的价值和意义。     

“三治融合”视角下乡村治理体系建设研究——以海南藏族自治州为例

乡村治理是国家治理的有机组成部分,更是"十四五"期间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基石。本文深入探讨了构建"三治融合"乡村治理体系的当代价值,系统考察分析了当前困扰海南州乡村治理体系建设的现实困境,积极寻求破解现实困境的有效路径,为新时代构建海南共建共治共享的乡村社会治理新格局,打造具有青海农牧区乡村治理新路子提供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和思路。     

施压与抵制——从“窃线”案件看1940年代后期国家权力与乡村社会的关系

1946年至1948年间,江西省南昌县小蓝乡境内发生了一系列窃割电话电报线案件,为此,南昌县政府受到了来自电信管理部门和省政府要求其迅速破案和防止此类案件再次发生的巨大压力,并三番五次催促小蓝乡缉拿窃犯和严加防护.小蓝乡最初对此无动于衷,只是在受到多次催促后才呈书一封,陈明该乡既无力破案,也无防护责任.频繁发生的窃线案件最终都不了了之,无一破获.“窃线”案频繁且持续发生,自有其经济因素,但它反映的却是地方政府、乡镇基层政权与乡村社会政治关系的现实.由此可以看出,近代以来特别是进入20世纪后,传统乡村社会秩序虽逐步瓦解,国家权力开始向乡村社会渗透、延伸,但在某些传统乡村,乡村基层政权或许只具象征意义,在国家权力侵害到其具体利益时,乡村社会依然能够有效表达其意志,并抵制国家权力的侵害.这种抵制,在一定意义上说,是作为一个具有悠久历史的生命体对国家权力在乡村延伸的本能反应.     

“在乡的江湖”:近现代冀南乡村梅花拳的组织传统考察

近现代冀南乡村灾乱频发,流民现象周期性出现,梅花拳以师门、教门为纽带,自觉建构地方社会秩序并努力维持,由此形成了"在乡的江湖"的社会空间。梅花拳精英通过对"天地君亲师"等符号的活用,贴近国家礼治话语,在对自身体系予以神圣建构的同时,操持乡村社区公益,体现出地方尚武习俗与信仰活动的相互嵌入,可以视为广泛意义上的中国礼治传统的一部分。"在乡的江湖"的凸显,是近现代以来国家力量介入乡村程度日益加深、农民的社会流动加速的一种文化反映。循此路径,或有助于推进对近现代中国社会的同一性与差异性的理解。     

中统局长徐恩曾“大义灭亲”

正徐恩曾(1896—1985年),字可均,浙江吴兴人,国民党中统局长。上世纪末,浙江省组织了万名干部下农村的活动,我被选派驻湖州市南浔区双林镇莫蓉乡。一个多月的朝夕相处与房东王宁生混得很熟,想不到蛰居穷乡的王家居然和国民党特务头子徐恩曾有这么一段恩怨情仇。对民国人文历史笔者一直颇有兴趣,闻言则喜,翻箱倒柜,寻寻觅觅,终于查找到不少相关的资料,补充印证,使这段鲜为人知的历史重见天日。     

乡村振兴背景下“一乡一节”特色乡村旅游模式发展研究——以四川省简阳市为例

在乡村振兴以及脱贫攻坚的大背景下,乡村旅游无疑成为了各农村地区深入发展区域经济、实现农民增收和脱贫致富的首要方式,而发展乡村旅游不能只依靠或借鉴一个模式进行到底,更应该根据当地的具体情况因地制宜地发展出具有该区域特色的乡村旅游模式。本文通过对四川省简阳市"一乡一节"特色乡村旅游模式的分析研究,提出以"一乡一节"的乡村旅游模式对乡村振兴、对农村经济社会发展、实现农民脱贫致富的重要战略意义。     

“四八烈士”黄齐生（连载12）

第十章乡村教育1．到晓庄去1926年,陶行知在南京郊区的晓庄创办了试验乡村师范学校,立下宏愿：“要筹募一百万元基金,征集一百万位同志,提倡一百万所学校,改造一百万个乡村。”与此同时,晏阳初也选取河北省定县作为实验研究中心,举办农民教育,以谋求改造整个中国农村的道路。在上海,多年从事职业教育的黄炎培,则在他领导的中华职业教育社内设立了“农村教育研究会”,并在江苏昆山徐公桥办了乡村教育实验区,推进乡村教育及改造事业。     

林伯渠对陕甘宁“模范边区”建设的历史贡献

<正>全面抗战以前,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根据地往往被国民党妖魔化。在国民党所描述的语境之下,不仅共产党员被认为是"共产共妻、杀人如麻的暴徒",而且其所在的根据地也因所受"匪患"深浅的不同分别被称为"匪区""半匪区"和"安全区"。而自从全面抗战爆发以后,尤其在林伯渠担任陕甘宁边区政府主席之后,整个根据地发生了焕然一新的变化。短短几年时间,边区群众和外界纷纷将其视为"模范之边区""革命之圣地",同时其模范的形象还多渠道地向沦陷区、大后方以及国际社会传播。     

“红色间谍”郭汝瑰

解放战争期间,国民党国防部制定的作战计划,一份份被秘密送到共产党手中。国民党高级将领杜聿明断定,国防部内部有"奸细"。那么,这个人是谁呢……?     

“省一中”的变迁

正在湖北省乃至中南地区近现代基础教育发展历程中,有一所被社会通称为"省一中"的学校,具有重要的地位。该校是湖北省近代第一所公立中学,曾长期在中南五省招生,培养了大量人才,近现代诸多名人和重大历史事件都与该校校友相关。例如中国共产党一大代表陈潭秋是其第一届毕业生,在重庆解放前夕国民党反动派制造的大屠杀中遇害的烈士陈以文、张国维是其20世纪三四十年代学生。这所学校一直以各种形式存在着,至今已108年。1912年10月16日,湖北省立第一中     

东北军里的第二次“西安事变”

<正>1940年9月22日。在山东省临沭县朱仓乡东盘村——国民党57军(原东北军)军部所在地,爆发了捉拿亲日反共的国民党57军军长缪澂流的"九·二二锄奸运动",亦称东北军里的"第二次西安事变"。领导指挥这次锄奸运动的人就是向张学良提出对蒋实行兵     

“司”的设立与明清广东基层行政

明清基层社会管理制度转型中,州县捕巡官员的分辖是一个令人关注的现象,尤其以广东最为典型。自明代中后期开始,巡检司直接统辖乡堡,清初典史、驿丞等开始具有辖地,至雍正五年县丞、主簿等佐贰官也纷纷移驻乡村,并最终通过乾隆二年吏部行文将捕巡官员分划辖境的管理方式从局部区域推广至广东全省,事实上形成了县下一级行政单元的雏形。捕巡官员在基层社会发挥了有限但又广泛的行政职能,与乡绅形成共治乡村的关系,得到官方和民间的双重认可,其辖区具有了统一名称——"司"。广东并非孤例,清代尤其是乾隆年间以后全国各地大量出现类似捕巡官分划辖境的现象,构成一种全国性的州县分辖制度,代表着国家将行政机构向县以下渗透的初步尝试,由此传统以县为界将皇权、绅权视作"双轨政治"的认识就具有了重新思考的必要。     

“田汉”欢迎田汉

南国社曾于1929年一月间在南京举行大公演,演出盛况空前。位于远郊的晓庄师范学校的师生们也很想一睹南国社的演出风采,于是请校长陶行知先生写了邀请信。陶行知是20世纪初杰出的中国教育家,主张推动平民教育运动,普及乡村教育提高,提“倡教学做合一”“和小先生制”的实用价值     

“世界平民教育之父”晏阳初

晏阳初,1890年出生于四川省巴中县。世界著名平民教育家,乡村改造运动的开创者,一生致力于落后地区的平民教育与乡村改造事业,被尊为"世界平民教育之父",曾被联合国聘为终身特别顾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