冷战时期日本与东南亚国家关系的探索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东西方随之进入政治与军事全面对峙的冷战时代.五六十年代的亚洲形势远比欧洲错综复杂.东亚和东南亚成为冷战时期大国利益的交汇地区.日本与东南亚在战后冷战的国际社会中占有重要位置.日本与东南亚国家的重新交往,始于战后初期日本对东南亚国家的经济赔偿.这种赔偿具有双重性质:一方面,它利用东南亚国家在战后初期一段时间内的困难处境迫使它们开放市场,以便进行经济扩张;另一方面,追随美国的冷战政策.整个冷战时期,日本依靠美国的安全保障致力于经济活动,是冷战的最大受益者.     

论英国在冷战中对亚洲的政策

随着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结束,维系反法西斯同盟的纽带消失,两种社会制度的矛盾上升到首要地位,美英和苏联的同盟关系逐渐被冷战局面取而代之。 冷战起源于欧洲,后又扩及亚洲和世界其他地区。英国作为战时“三大国”之一,且与美国有“特殊关系”,在冷战的形成和发展中起了重要作用。在欧洲,英国积极促进美国实行冷战政策;但在亚洲,英国对美国的冷战政策则在一定程度上起了抑制作用。人们对英国在欧洲的作用研究得较多,对它在亚洲的作用谈得较少,本文以战后十年若干重大国际事件为例,试就英国在亚洲冷战中的作用进行分析。     

日本改宪论升温

战后,“和平宪法”一直被视为日本的国策。正因为有“和平宪法”,日本才由战败到复兴、重新崛起。然而,“和平宪法”自诞生以来,日本国内各种势力围绕它的斗争,特别是关于“放弃战争”的第九条的争论从未停止过,且异常激烈。随着日本经济实力的增强及国际形势的变化,日本国内要求修改宪法第九条的呼声日渐高涨。其实这并非偶然,而是由于国内外形势变化所致。 从国际上看,近来国际形势的变化对宪法第九条产生了两种互相抵触的影响。一是冷战结束后,和平成为当今世界的最强音,发展成为国际社会的主旋律。以经济、科技为基础的综合…     

日本右翼势力研究拟议

近年来日本右翼势力活动越来越引起国内外人士的关注 ,本文是关于右翼势力研究的课题意向。其主旨在于研究日本右翼势力的社会历史渊源 ;法西斯右派势力在历史上与日本国家军国主义化和侵略战争的关系及其与当今日本右翼势力的承传关系。课题重点是通过对右翼势力历史及其主要活动系统的理论分析 ,揭露日本右翼势力为侵略战争翻案 ,企图使日本背离战后和平发展道路给日本与亚洲国家关系和国际和平发展环境所造成的危害     

以宗教为冷战武器——艾森豪威尔政府对东南亚佛教国家的心理战

自冷战肇端,杜鲁门政府就确定了"使用除战争以外一切手段削弱共产主义"的全面冷战战略,并为其后历届政府所沿袭。在东西方对抗的背景下,宗教亦被美国心理战政策制定者挑选出来,成为其团结中间地带国家、反击共产主义的冷战武器。艾森豪威尔政府时期,美国为遏制中国而对东南亚佛教国家实施了心理战项目,该行动的理论基础、政策目标、方法手段及其成败得失充分展现了美国以各种手段争夺中间地带国家的冷战历史。     

“东亚基督教与冷战”国际学术研讨会综述

<正>2014年4月11日至12日,"东亚基督教与冷战"国际学术研讨会在香港信义宗神学院召开。此次会议由香港道风山基督教丛林、信义宗神学院以及香港圣公会明华神学院联合举办,是首次在亚洲召开的以冷战对亚洲教会的影响为主题的学术会议。来自中国大陆、香港、台湾和韩国、日本、美国、瑞典、德国的17位学者与会。本次会议是"基督教与冷战国际研究计划(1945-1990)"的一部分。这一计划自2007年启动,由学者及教会领袖组成委员会,已先后在剑桥(2009年)、法兰克福     

战后初期美国主导下的日本拆迁赔偿计划

日本战败投降后,对战争受害国的赔偿问题便提上日程。战后初期在美国一手主导下,制订了拆迁日本的工业设备赔偿亚洲战争受害国的计划,体现了美国削弱日本这个宿敌,防止其东山再起的战略意图。随着“冷战”开始后美国远东战略的变化,其对日政策进行了大幅度调整,拆迁赔偿计划的实施也半途而废。     

冷战初期美国对拉美外交政策的转变

冷战初期,杜鲁门政府通过组建美洲政治军事集团、提供军事援助完成了战后美国对拉美政策的第一次转变,即由反法西斯的外部入侵向抵御共产主义的外部影响,同时奠定了冷战时期美国对拉美政策的基调——战略利益是防止共产主义在拉美扩大影响,经济利益是促进美国在拉美的自由贸易和投资。第一届艾森豪威尔政府的拉美政策基本遵循了这一原则。20世纪50年代中后期,美国的战略优势地位不断下降,第二届艾森豪威尔政府通过对拉美政策的两次调整实现了第二次转变:战略目光由重点关注冷战前线地区演变为前线和后方兼顾,开始更多地关注拉美等第三世界国家和地区的冷战形势;战略手法由强调军事援助,逐渐演变为突出经济援助和经济建设,以遏制共产主义在拉美的发展。     

日本右转 情形堪忧

日本政界的居心叵测,引起了国际社会的警惕。这让美国想起了珍珠港之痛,从今年开始,过去总是支持日本的美国政界,批判日本的声音不绝于耳12月15日,日本参议院顺利通过了防卫厅升级为防卫省的相关法案和《教育基本法》修正案,自民党上台以来,日本右翼逐步对战后和平体制作了内脏摘除手术,为日本走向“正常国家”全面扫清障碍。     

对盟国的抵制与索取:战后初期日本的领土政策(1945—1951)

日本作为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发起国与战败国,按照盟国《开罗宣言》的规定,"其以暴力或贪欲所攫取之所有土地"都应被剥夺,但战后已被盟国从日本领土剥离出来的琉球群岛、小笠原群岛等又被美国私相授受给了日本。其根源在于,日本对殖民扩张和侵略战争没有进行彻底清算,殖民主义的意识形态仍在影响着日本政界,导致日本在战后实施的领土政策不是心甘情愿地放弃侵占的邻国领土,而是抵制盟国对日本领土的处置,甚至向盟国索要领土。尤其是冷战爆发后,日本巧妙地利用盟国分裂之机,向美国争取到了对琉球群岛拥有"剩余主权"的承诺,实现了与美国等国的片面媾和,为日后美日私相授受琉球群岛、小笠原群岛等做了铺垫,同时也为中日、苏(俄)日、韩日领土争端埋下了伏笔。     

将“革命”与“非殖民化”相连接——中国对外政策中“万隆话语”的兴起与全球冷战的主题变奏

本文所探讨的,是一个与中国对外政策演变及冷战在全球范围内的发展关系密切的重大问题:1940年代末,中华人民共和国作为一个决心向现存国际秩序及其规范提出全面挑战的"革命国家"而崛起,在冷战和战后非殖民化进程之间创造了一条重要的纽带,将这两个在战后世界史上极为重要的历史现象以特定的、若非中国参与便难以想象的方式连接了起来。1950年代中期,中国积极参与了日内瓦会议和万隆会议等国际活动,并大力倡导"万隆精神"。这并不是中国从自身对外政策"革命性"原则的后退,而是对于这种原则的深化以及在深化基础上的重新界定。奉行"万隆精神"的中国仍然是一个向现存国际体系和体制提出挑战的革命国家。就对全球冷战发展的深层影响而言,中国对外政策的上述变化极大地加强了战后世界非殖民化运动同原本完全由国际阶级斗争理论所主导的冷战时期社会主义国家话语体系之间的联系,不仅在两者之间搭起了一座新的桥梁,也使得冷战的实际发展超出了东西方对抗的范畴,而成为一种更为复杂、更具有多元化特质的历史现象。     

试析50年代日本对印度尼西亚的赔偿外交及其影响

在旧金山体制下,日本对印度尼西亚实施的赔偿外交经历两个阶段,以最典型的方法、最具象征性的方式达成妥协,并产生了重大的影响。印度尼西亚处于冷战时期大国利益的交汇地区而成为两大阵营争夺的对象,对该地区的国际政治秩序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在冷战与反殖民主义、民族主义潮流相互交错的形势下,日本战争赔偿交涉直接与印尼的政治秩序变化休戚相关。日本通过赔偿外交加强与印尼的政治经济关系,充当了美国构建冷战防线的一翼,达到了经济扩张和扩大外交自主权的战略目的。     

战后日本政府“解释改宪”历史过程评述

战后日本宪法因其第九条规定而被称为"和平宪法"。长期以来,日本政府通过"解释改宪"的方式,不仅使日本突破了和平宪法所规定的"不保持战力"等限制,而且在军事实力上获得了巨大的发展,并将以"专守防卫"为任的自卫队派往了海外。通过政府对宪法第九条进行的扩大解释,战后日本在国家发展方向上偏离了和平宪法确立的和平主义宗旨与原则。     

《认知、政策与互动:战后中日安全关系研究》发行

正孟晓旭著,世界知识出版社2017年3月出版,44.5万字,58元该书以安全认知、安全政策、安全互动为主线,将战后中日安全关系的发展分为五个阶段。一是从抗战胜利到《旧金山和约》签订,中国试图参与将日本改造成一个民主和平国家的进程,而日本依附美国的安全保护,逐渐偏离了中国对战后日本的安全设计。二是从旧金山体制建立到中日邦交正常化,中日两国在接触和交流中,围绕"两个中国"和恢复外交关系展开了较量、博弈与合作。三是从中日复交至苏东剧     

从"宽容"到"严格限制"的转变--战后初期英国对日经济政策(1945-1951)

战后初期,英国对日经济政策有一个变化的过程。初期,英国主张对日本应该采取宽容的政策,既要翦除日本对外侵略的威胁,又要复兴日本经济。后期,由于亚洲冷战战略的需要,美国改变对日政策,开始全面扶植日本;而日本则在美国的帮助下在东南亚寻找经济出路,这与英国的利益发生了冲突。这两方面的原因促使英国政府调整对日经济政策,强调限制日本的经济扩张以维护本国利益。     

从“成功行动”计划看美国隐蔽行动的基本模式

美国密谋推翻危地马拉阿本斯政府的"成功行动"计划是冷战时期美国维护后院并遏制国际共产主义的一次重大隐蔽行动;更为重要的是,以"9·11备忘录"为政策指南的"成功行动"计划奠定了美国隐蔽行动模式的基础,而支持性官方压力、隐蔽宣传战和心理战以及辅助性军事行动则构成为美国隐蔽行动的三个基本环节。     

战后初期日本报界的战争责任观

自日本决定接受《波茨坦宣言》之时起,战争责任认知问题就成为战后初期日本社会各界所面临的重要课题。作为大众传播媒介,日本报界对战争责任的认知却呈现出或顾左右而言他,或避重就轻、扭曲异化的样态。日本报界先以"国体护持"为幌子,对战争责任采取淡化、漠视的态度,试图以此消除与日本战争责任相关的舆论。其后,随着战后民主化改革政策的实施,日本报界开始对战争责任进行反思,实施了一系列改革行动,对战时形成的具有鲜明特点的战时体制进行了改革和重构。但是,日本报界一直坚持"一亿总忏悔"的宣传基调,企图模糊战争责任主体,扭曲战争责任追究的内涵,并始终以"受害者"作为日本的身份定位。由此可见,战后初期日本报界对战争责任的认知,是日本战时体制思维的延续。     

日本国宪法“放弃战争”条款与吉田茂对美外交政策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日本确立“经济立国”的国家目标,避免涉及国际间的政治事务,在对外关系中回避有争执的问题。这是以吉田茂为首的日本政治领袖为适应战后国际秩序而选择的机会主义道路。冷战结构下的国际政治使日本能够在依赖美国保障其安全的同时保持国际间自由贸易的秩序,任由日本实施经济第一主义的对外政策。本文试图考察战后日本宪法第九条“放弃战争”条款的制定和吉田茂在日本重整军备和建立多边军事安全体系问题上的外交政策和活动,揭示吉田茂在战后对美外交（1946～1954）中通过对《日本国宪法》第九条“放弃战争”条款…     

《新历史教科书》与战后日本国家的历史认识

本对2001年4月3日由日本部科学省审定“合格”获得通过的《新历史教科书》歪曲历史事实、美化侵略战争、宣扬错误史观、掩饰日本国家侵略罪恶。进而反映战后日本国家错误历史认识的表述和企图进行了分析和评论,并试图对日本国家错误的历史认识的形成原因进行初步的探讨。章认为：战后日本社会对其侵略历史的错误认识,是有着历史基础、思想基础、国际环境基础和经济基础的,是与战后几次国际政治格局的重大变化、美国对日本的单独占领和不久之后其对日政策的改变以及日美同盟关系的确立和固化、战后国际社会对日本战争罪行和军国主义思想的清算不彻底、战后日本国家在与周边国家的关系重建过程中对各种有利因素的充分利用、战后日本国内经济的恢复及其经济大国地位的确立、近期日本国内大国主义思潮的盛行及经济状况的不景气和政治局面的动荡,以及亚洲邻国对日本这种趋势发生发展的相对无力的应对等等诸多方面的因素之间存在着极其密切的关系。     

进一步加强与深化冷战国际史研究

毫无疑问,冷战国际史研究是当前国际学术界研究的一个热点问题与前沿问题.持续战后四十多年、被一些西方学者称为"第三次世界大战"的冷战刚刚结束二十余年,冷战造成的后果仍然在影响着世界许多国家以及国际格局的发展,新冷战的阴云也常常在世界上空飘荡,加之有关冷战的档案资料的大量解密,冷战国际史研究自然成为国际学术界研究的一个热点. 我国学术界对冷战史的研究自20世纪80年代中期起步,90年代中后期开始快速发展.特别是进入21世纪以来,随着华东师大冷战国际史研究中心的成立,一批造诣颇深的学者加盟,其冷战国际史档案资料库的建立,一些重大项目的组织与完成,相关国际学术会议、论坛的多次举办,把我国的冷战史研究推向高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