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吕解仇公案再探讨

围绕着如何看待同是仁宗朝名臣的范仲淹与吕夷简的关系,在二人过世之后发生的范吕解仇公案,从北宋到南宋,聚讼纷纭。经过今人绵密研究,可以说大抵尘埃落定,然于欧阳修书写范吕解仇的微言大义,似未有明确揭橥。探究范吕结仇与解仇的经纬,以及踌躇年余才写下范仲淹神道碑铭的欧阳修的心曲,进一步分析南宋考据派与义理派对此事的不同认识,可以看出,于事实,无论是范纯仁所坚持的未解仇,还是欧阳修主张的解仇,都是不同认知层面上的事实。摆脱历史上二人是否解仇的纠结,透过宋代历史的大背景来审视范吕解仇公案以及后世展开的争论,由这一公案引出的历史事实如何认定、历史如何阐释的问题,则或具有广泛意义上的方法论启示。     

唐皇甫炜夫人白氏墓志考释

皇甫炜夫人白氏墓志,1997年10月出土于伊川县彭婆乡许营村北万安山(又名大石山)南麓。这里南襟曲河,嵩山位其左,伊河出其右。姚崇长子姚彝、裴遵庆、范仲淹神道碑至今犹存。近年又出土裴遵庆后裔裴宜、裴谐墓志,开元二十四年张说长子均为其伯母李夫人撰写的墓志,以及《新唐书·宰相世系表》所载卢氏大房卢商、卢承庆之后卢正勤、卢士巩、卢季方墓志。说明这里是姚、裴、张、卢、范氏的家族墓地。白氏墓志涉及白敏中籍贯、世系、科第、     

形象塑造:宋代士大夫的历史书写——以韩国华的碑铭和传记为例

在不同的时代,历史的书写总是会呈现出与其时代相吻合的特点。在宋代,伴随着社会的发展,新的思想观念不断涌现,进而从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士大夫对历史的撰写。以北宋前期的韩国华为例,其墓志铭、神道碑出现于不同的时代,经由多人撰写。这些碑铭以及传记的书写在两宋时期具有某种典型意义,在重新塑造韩国华形象之时,作者大体上都遵循着宋朝士大夫撰写人物传记的某些基本原则,除了形式而外,传记的内容符合两宋时期占据主导地位的人生观、价值观的,这与他们所处的时代是息息相关的。     

新见宋赠大理寺丞蔡君墓表考略

青州市博物馆2017年新入藏"宋赠大理寺丞蔡君墓表"。该墓表主人系蔡元卿,表文由范仲淹撰,见《范文正公文集·卷十六》。北宋著名隐士刘概曾撰《宋故赠大理寺丞蔡公墓志铭并序》,二者所记系一人。此外,蔡元卿次子蔡禀、三子蔡亶墓志铭于上世纪出土于山东青州,现藏青州市博物馆。欧阳修所撰《尚书户部侍郎赠兵部尚书蔡公行状》、范仲淹所撰《赠兵部尚书蔡公墓志铭》(《范文正公文集·卷十四》)所记系蔡元卿侄蔡齐生平及事迹。这些资料相互补阙印证,纠正了以往的一些错误观点,补充了一些关于蔡氏家族不见于史书的资料,特别是蔡元卿墓志的面世进一步明确了蔡氏家族定居青州的年代,所有这些对于蔡氏家族及宋史研究都是极好的补充。     

胡广《记高昌碑》与高昌麴氏、唐李元忠事迹丛考

胡广于明永乐十三年所撰《记高昌碑》提到四种高昌碑铭,涉及高昌麴氏王统及相关政治史问题,第六通《李元忠神道碑》则与中唐伊西庭地区政治军事社会密切相关。目前很少有学者论及上述碑刻内容,但其却具有非常重要的学术价值,其中有不少待发之覆。     

《唐温邈墓志铭》考释

温邈是唐代晚期宰相温造之兄,唐代著名政治家和史学家温大雅第六代后人,其墓志内容可以和其父温佶神道碑相印证。本文结合温佶神道碑对温邈墓志进行了考释,在补充和纠正了史书记载之不足的同时,进一步揭示了中晚唐时期的政治、社会状况及其背景。     

唐徐恽及夫人姚氏墓志考述

１９９８年在伊川县彭婆镇许营村出土的唐徐恽及夫人姚氏墓志,详述了徐恽的生平事迹,也为徐恽神道碑的所在提供了确切位置。本文就两方墓志的有关问题进行了考证。     

新郑欧阳修墓地出土墓志简述

欧阳修(公元1007—1072年),字永叔,自号醉翁,晚年改号“六一居士”,江西庐陵(今江西永丰县)人。北宋熙宁五年(公元1072年),欧阳修卒于颍州(今安徽省阜阳县)私第,熙宁八年(公元1075年)葬于新郑县旌贤乡刘村(今新郑县辛店乡欧阳寺村)。建国后,欧阳修墓地尚存六个大墓冢,后夷为平地。墓中曾出土有石猪和青石板以及墓志铭等。欧阳修墓地附近现有石碑十余通,墓前祠堂大殿三间、门厅及东西厢房数间,均为清代重修建筑。据清乾隆十八年编撰的《新郑县志·祀祠志》记载:“在县西二十八里自然山北,其西有寺曰:‘欧阳寺’,即宋敕建以守墓者也。苏子由所撰神道碑已仆。寺外别有石高而方篆曰:宋郑太夫人墓志铭盖公生前为     

唐卢正道墓志与有关碑刻研究

在整理洛阳唐代墓志石刻时,我们对卢正道神道碑作了实地考察,又据有关资料检出二件与卢正道有关的碑刻,最近又见到他的墓志,依据这些材料对卢正道的家世、生平、葬地等作一初步研究。     

碑林藏两方《元辅昌墓志》释读

西安碑林收藏有两方《元辅昌墓志》,一为砖志,一为石志,两者间隔35年。时过境迁,志文传达的信息趋于丰富,而石志因其撰写者为元代名儒同恕而平添了"作品"的意义,亦赋予了撰写的"行为"本身更多的社会意义。将这两方墓志综合释读,对于了解志主生平、婚姻家庭,彼时特定的政治历史境况,元代汉人士大夫作为"事实精英"在乡里社会的影响力等有所助益。     

《唐张仁宪神道碑考》补

《唐张仁宪神道碑》现存河北文安县相公庄,立于唐大中二年(848),本文对该神道碑所反映的张仁宪家族历史及其家风作了简要的分析,并依据《阎好问墓志》,分析了张仁宪之孙、卢龙节度使张仲武对幽州的统治及终结过程。     

南宋《胡纮墓志》补释

正2014年3月,浙江省文物部门在庆元县松源镇会溪村和山小学南侧工地采集到一方南宋墓志。该墓志高59.5、宽39.5厘米,正面铭文20行,共计589字,楷书。铭文是胡纮次子胡正卿为其父所撰,考古工作者对墓志进行了很好的释读[1]。志文整体清晰,但个别地方存在蚀泐。笔者在阅读这方墓志时,发现原释文或缺释,或断句欠妥,今据拓片和语境予以补释。墓志第2行,原释文作:"年未冠,已头角崭     

赵宋当朝盛世说之造就及其影响——宋朝“祖宗家法”与“嘉之治”新论

北宋中期,当其"祖宗家法"愈加显露弊端之时,以范仲淹、欧阳修、石介、李觏等人为代表的士大夫,把回向"三代"作为理想的政治目标,掀起了革新运动。其精神被王安石所继承。但是随着熙丰变法的失败,"祖宗家法"却更受推崇,并由此制造出堪与"三代"、贞观相媲美的当朝盛世说——"嘉之治",从而使占统治地位的政治目标由推尊"三代"转向效法当朝。赵宋当朝盛世说由"祖宗家法"和"嘉之治"有机结合而成,并以"祖宗家法"为核心。此说被南宋所接受,束缚着南宋人的思想和行动,最终使南宋对盛世之追慕成为泡影。另外,赵宋当朝盛世说亦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到后世对宋代之评价。     

《元史》昔里钤部、爱鲁列传探源及其补正

进一步深入探讨《元史》列传史源,应着眼于列传个案的研究,个案中包含着颇为特殊的现象。《元史》昔里钤部、爱鲁列传为父子合传,用相关文献比勘后发现:昔里钤部传未从王恽所撰反映该传主生平的《大元故大名路宣差李公神道碑铭并序》取材,却与姚燧所撰反映爱鲁事迹的《魏国公谥忠节李公神道碑》相应内容类似,而爱鲁传史源又与姚燧所撰碑文无涉。合理的解释应该是,昔里钤部及爱鲁列传的史源并非出自元人碑文,而有可能源自元廷编辑但已失传的《后妃功臣列传》。《后妃功臣列传》此二人传记由不同的人撰写,《元史》昔里钤部、爱鲁列传又分别由不同的人执笔,后经总裁之手合为一处。王恽所撰碑文保存了昔里钤部治理汉地的一段史料,殊为可贵。据此碑文等资料可对昔里钤部、爱鲁传的缺误进行补遗正讹。     

宋贾昌龄墓志考释

2012年6月,河南新郑市新村镇二十里铺出土由范仲淹撰文的贾昌龄墓志。墓志详述了墓主人贾昌龄的世系、生平、履历、子嗣、姻亲等。结合传世文献及其孙贾正之墓志的考古资料,出土墓志对贾昌龄墓志传世文本的校勘具有较重要的史料价值。     

明代文献学家司马泰及其弟司马嵩墓志考释

明代文献学家司马泰夙以清正廉明而为时流倾慕,但传世文献对他的记载却甚为简略。南京出土许榖所撰司马泰墓志与司马泰为其弟司马嵩所撰墓志,在补正司马泰家族背景、家族成员的组成、特别是司马泰诸兄弟的名讳及其由来、司马泰的生平事迹诸方面,都有非常重要的价值。     

金朝前期确有“朝奉大夫”——与倪彬先生商榷

倪彬先生在《金代张守仁墓志考》一文中认为,张守仁墓志的撰写者李搆结衔中的"朝奉大夫"为"朝列大夫"之误,实属不当。在金朝前期的散官制度中,确实存在着"朝奉大夫"的官阶,《张守仁墓志》所记并无错误。     

中国农业博物馆征集唐彩绘陶俑年代考

中国农业博物馆从洛阳征集了15件彩绘陶俑及墓志一合,墓志显示墓主人为康子相,墓志为初唐著名宰相许敬宗所撰。本文通过对比研究这批彩绘陶俑,认为它们的年代应为盛唐时期即715年左右,和墓志显示的时间不一致。     

武景碑与东南亚古史研究

武景碑是19世纪后期发现于越南芽庄的梵文碑铭。虽然学术界有诸多争议,但主流观点认为,该碑撰写于公元三世纪,与同时期南印度的梵文碑铭拼写类似,是东南亚地区最古老的碑铭。武景碑梵文书写流利,语法精准,说明该碑是由来自印度的知识分子所撰写。武景碑是印度婆罗门为本地的释利摩罗王室家族撰写,铭记该王室对神的捐献功德。武景碑体现出东南亚"印度化"早期印度文化阶层与本地政治首领结合的特征。武景碑所在的芽庄地区长期由占婆人占领和居住,但在三世纪时,这个地区不属于区连所建立的占人国家林邑所控制,而可能属于南方扶南人的势力范围。     

被误置的经典：颜真卿《颜勤礼碑》辨伪

《颜勤礼碑》（又称《颜勤礼神道碑》、《夔州都督府长史颜勤礼碑》,全称《秘书省著作郎夔州部督长史上护军颜公神道碑》）,乃唐代大书家颜真卿为其曾祖颜勤礼所撰立,曾经宋人著录,其后则湮没无闻。民国十一年此碑重经发现,现藏西安碑林（图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