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早期中国社会的阶级观念论析

近代中国社会的阶级意识是受欧美近代阶级观念和阶级革命运动启发而产生的,基本思想来源是马克思关于阶级或阶级斗争学说,中国传统社会的均平观念也渗透其中,越穷越革命、越富越反动成为20世纪中国社会从事阶级革命的简单法则。20世纪初,中国社会对阶级内涵的理解是肤浅的,互助论对早期中国社会的阶级意识产生了巨大影响。在阶级斗争应用于中国革命问题上,中国社会不同学派和政派间出现了严重分歧,最终导致革命阵营的分裂。20年代中期,马克思主义者所有制—阶级的阶级理论逐渐形成,并确立为中国马克思主义阶级理论的基础。阶级斗争史从一开始就被与个人本身力量发展的历史分离开来理解,这是对马克思阶级理论的误解,曾造成了严重的后果。     

20世纪早期中国学者对唯物史观的阐释及其演变

唯物史观在中国的传播,并非单纯的理论复制,而是一个选择、理解和不断阐释的过程。中国学者最初将唯物史观解读为"经济史观",带有明显的机械决定论倾向;从20世纪20年代起,唯物史观阐释旨趣发生了转变,"社会改造"成为阐释的目的和中心;阶级斗争学说最初没有被纳入唯物史观的思想体系;中国学者在阐释社会革命的过程中,促使阶级斗争学说渗透进唯物史观的理论体系,并成为核心内容。唯物史观作为一门科学与时俱时,在现实的挑战中,对唯物史观的再理解和再阐释,不是对唯物史观的否定,而是继承与发展。     

唯物史观与学科话语体系建构

正20世纪五六十年代,笔者在读大学期间开始学习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看待历史,学习如何运用唯物史观解释经济、政治、文化、民族、阶级和阶级斗争等历史运动中的重大问题。重视史学遗产的研究是中国史学批评史话语体系建构中的第一个层次,从史学遗产研究中揭示或提炼出与相关学科密切     

陈翰笙的马克思主义史学观

陈翰笙对唯物史观的接受和运用是一个渐进的过程。他以唯物史观为学术研究的基本方法,以相互联系的观点从整体上把握研究对象,辩证地看待中国历史的社会形态演进。同时,他将社会现实提出的问题置于研究的中心,以经济区域作为分析社会的基本单位,以获得对于社会的科学认识。他力图发挥史学求真求实、经世致用的功能,使历史研究对科学地认识现实有所贡献。对其史学观念和方法论进行梳理,有助于理解唯物史观与20世纪上半期中国学术研究之间的复杂关系。     

坚持和发展立足于历史实际的阶级分析方法

<正>阶级观点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核心观点,阶级分析方法是唯物史观的重要方法。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一直重视阶级分析方法,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在20世纪50—70年代,受时代氛围的影响,部分史学家对阶级的理解存在误差和偏颇,对阶级分析方法的运用出现了僵化和简单化的倾向。改革开放以来,阶级分析方法在史学研究中有所减弱,部分史学家不再运用阶级分析方法。如何看待阶级观点,在历史研究中合理运用阶级分析方法,仍是一个需要讨论的重要史学理论问题。     

正统之外的典范：民国学者陶希圣对唯物史观的认知与运用

民国学者陶希圣一度被视为运用唯物史观研究中国史的代表,但与20世纪20年代以后多数中国马克思主义者宗奉苏式理论不同,陶希圣对当时流行的各种马克思主义流派一视同仁、兼容并包,主要通过考茨基、奥本海末尔、波格达诺夫等人的作品认识和接受马克思主义,更能吸取对马克思主义的各种批评与修正之论。陶希圣主要是运用唯物史观的基本方法,对其具体结论持审慎态度。由于陶希圣反对公式化的社会形态理论,拒绝将阶级斗争作为历史发展的主线,有意与中共的历史观点保持距离,以致长期被排斥在唯物史观阵营之外。陶希圣早年对唯物史观的认知与运用,透露出民国时期马克思主义理论谱系的内部分歧、马克思主义与其他思潮的纠葛、马克思主义的党外传播等信息。     

20世纪三四十年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家历史撰述中的“古史”建构

以唯物史观为指导研究和撰写中国古史始于郭沫若《中国古代社会研究》。重视考古材料,将实物史料与社会经济形态理论、传说记载相结合,从而致力于建立科学、可信、系统的中国"古史",是20世纪三四十年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家历史撰述中"古史"建构的主要特点。应对学术之需,关注时代主题,亦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家古史建构的旨趣所在。在共同遵循马克思主义社会形态理论的基础上,吕振羽、范文澜、翦伯赞等人与郭沫若在古史分期等问题上有较大分歧,他们各自的古史撰述亦有特色,由此反映古史建构的多样性。     

文化史学在近代中国的兴起

20世纪上半期,文化史学在中国的兴起经历了三个阶段。世纪之初,梁启超等掀起"史界革命",传播文明史观念,初步回答了什么是文明史。20年代,在新文化运动和"整理国故"运动中,胡适、梁启超等引进西方科学方法,回答的是如何研究文化史。30、40年代,柳诒徵、陈登原、陈安仁、钱穆等撰写的综合性文化史著作正式出版,实现了理论方法与学术实践的结合,形成了中国文化史研究的第一个高潮。中国的文化史学由激切地引进异质的西方理论,到消化、吸收、结果,代表了中国史学近代转型的重要一脉。     

中国传统社会平均思想研究综述

在中国民族心理中,与仁、义、忠、孝等文化观念一样,均平观念成为中国传统社会最基本的文化要素之一,是中国民族性格的重要组成部分。新中国成立以来,学术界对中国传统社会平均思想的研究十分重视,特别是关于农民阶层的平均主义更曾经是一个热点问题。     

"中国社会史论战"对于唯物史观的传播

20世纪20年代末到30年代初的中国社会性质和社会史论战,是大革命失败后人们思考中国往何处去和人们应该怎么办这些问题造成的,其兴起的学术原因完全是共产国际关于中国社会不同看法的交锋在中国的反响。论战中唯物史观的经典作被大量翻译过来并被许多学争相引用,马克思社会形态学说受到了广泛注意。那时的论战对待唯物史观的态度并非完全赶时髦或纯粹是党派之争,事实上确有一些学对待西方的社会学说和论战中出现的观点,保持着学的风范,即对于理论和学术的批判态度。     

我所经历的20世纪中国社会史研究

本是作所《中国中世社会》一书的序论。章大致叙述了四个问题：一、指出20世纪20年代末30年代初中国社会史论战与近代中国社会性质、中国农村社会性质论战,是马克思主义辩证唯物史现在中国思想界与学术界发展的一个高潮;二、这次社会史论战主要是理论之争,缺乏材料作理论基础。以重理论更应重材料为宗旨的《食货》半月刊应运而生;三、论述了史学研究中理论与材料之间的关系,并简单介绍了辩证唯物史观全面的、运动的观点和以物为主,但又不轻视精神的反作用的观点;四、指出辩证唯物史观是当代最先进的方法,是真理,仍是有生命力的。改革开放以来,西方史学思想涌进了中国思想界、学术界,辩证唯物史现有些技忽略。但在不远的将来,辨证唯物史观会在中国社会史研究的道路上重现光辉。     

唯物史观对中国历史研究的价值意义

正从19世纪末开始,马克思及其被恩格斯誉为"划时代的历史观"(1)的唯物史观学说就与中国紧密联系在一起,并在20世纪20年代迅速成为一股锐不可当的思想潮流,产生了极大影响。时人描述道:"晚近以来,高等教育机关里的史学教授,几无人不被唯物史观的影响,而热心创造一种社会的新生。"(2)中国史学界将唯物史观的运用作为"现代史学者的责任"(3),由此开辟了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发展的道路。以     

唯物史观与学科话语体系建构

正20世纪五六十年代,我在读大学期间听老师们讲课,开始学习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看待历史,学习如何运用唯物史观解释经济、政治、文化、民族、阶级和阶级斗争,以及社会意识形态、历史人物评价等历史运动中的重大问题,耳濡目染和社会环境的影响,自己开始懂得了一点历史。有时在课堂上听到老师授课时,能背诵马克思《共产党宣言》和《法兰西内战》中的有关段落,惊叹不已。后来读研究生时,第一门课程,就是"学习毛泽东同志关于批判继承历史遗产的理论",这使自己多少     

蔡和森对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奠基性理论贡献

20世纪20年代初,蔡和森撰写的《社会进化史》全面阐释了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他在探索中国革命基本问题的过程中,对中国社会性质、中国革命性质、中国革命任务和中国革命的前途以及中国社会的阶级状况等重要理论问题进行了深入研究,这也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萌生过程中迫切需要从历史与现实的结合上回答的问题。蔡和森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实际相结合,为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奠基做出了重大的理论贡献。     

20世纪中国史学中的唯物史观史学

<正>唯物史观史学是20世纪中国史学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一客观存在的事实至少表明,在20世纪中国史学发展过程中,唯物史观史学具有其产生、发展的社会与学术土壤,亦有其对现实与史学的贡献与担当。在当前中国史学呈多元发展的学术趋向下,更需要认真分析唯物史观史学产生的原因、梳理唯物史观史学在20世纪的走向、研究唯物史观史学对20世纪中国史学的各种影响。20世纪初,梁启超倡导的"新史学"开启了中国近代史学的发展历程。"新史学"在批判旧史学     

五四运动前唯物史观理论在中国的传播

五四运动前唯物史观理论在中国的传播蒋大椿马克思在欧洲发现唯物史观,是１９世纪４０年代中叶。到１８５９年１月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马克思对他的理论发现作了经典式的简要表述。到６０年代《资本论》第１卷出版,唯物史观便由假说而成为经由严格事实检验的科学...     

近代中国革命进程中马克思主义史学的民族化转向

正我们在讨论"近代中国革命进程中马克思主义史学的民族化转向"之前,有两个概念要搞清楚,即"马克思主义史学的中国化"和"马克思主义史学的民族化"。与"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一样,"马克思主义史学的中国化"也是被学术界广泛使用的一个概念,它指的是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一般原理与中国历史研究的具体实践相结合,通过史学家和史学工作者研究实践,建构起具有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体系。至于"马克思主义史学的民族化"这一概念,学术界使用的并不多,但就这并不多的使用来看,主要是在三种意义上使用的:一是把"民族化"与"中国化"相提并论,认为马克思主义史学的民族化与马克思主义史学的中国化处于并列的地     

中国社会史论战与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崛起

20世纪30年代的中国社会史论战是由政治分歧引发的学术论争。虽然论战各方不同程度地运用唯物史观展开历史研究,但实质蕴含着马克思主义史学与非马克思主义史学的根本分歧。社会史论战塑造了马克思主义史学求真与致用并重的学术品格。唯物史观的传播与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崛起,促使20世纪中国史学的研究旨趣、研究范式、研究领域发生深刻变革,为推动中国史学进步作出了重大贡献。     

尹达和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理论研究

在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发展史上,尹达先生占有重要的一页。自20世纪30年代起,在半个多世纪的学术生涯里,他追随老一辈马克思主义史学家,为推进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发展,作出了重要的贡献。尤其是他对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坚定信念和在历史科学理论研究方面的许多真知灼见,如对唯物史观作出的具有鲜明针对性的阐述,对历史研究与社会责任相统一的阐述,对马克思主义怎样改变了中国史学面貌的阐述,以及对唯物史观基本理论与历史科学的理论创造之关系的阐述,在今天仍具有突出的现实意义和指导作用。     

20世纪30年代吴晗史学述论

20世纪30年代是吴晗学术历程中的辉煌时段。他一直受到唯物史观派与史料派的双重影响,出入于两派之间。吴晗在学术起点上具有二元性,同时蕴涵着社会史学与考据史学两种基因。正是这种学术上的综合与兼容,使吴盼的研究成果获得了恒久的生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