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0年河南易督风潮中赵倜转向与直皖易势

1919年至1920年,民国北京政府发生权势重心转移,直皖互疑,对抗加深,具有重要政治地理位置的河南,成为双方争夺的焦点。豫督赵倜的出身和崛起路径令其在政界缺乏奥援。袁世凯去世后,赵倜媚皖以求生存,实际左右观望,皖系准备更换豫督,导致易督风潮。赵倜因皖直对其去留态度不同,由媚皖走向恚皖,直到附直反皖,导致直皖易势,这是战争爆发及直胜皖败的重要原因之一。赵倜随势而动既是基于其派系属性,更是时局大势对个人抉择的深刻影响。但派系竞逐中无论谁胜,最终仅是派系的胜利。他们越深度介入中央,就越意味着国家和政治的衰落和失序。易督风潮成为北洋政府走向衰落的转折之一。     

五四运动与中国统一方式之抉择

五四运动及与之密切联系的新文化运动,推动了民主、科学、自由等思想观念的传播,促进了中国人国民意识的觉醒。而北洋集团的形象及其践行的武力统一政策与"五四"精神是格格不入的。五四运动之后,野蛮征服式的武力统一方式为国人所厌弃。特殊势力间分赃式的和平统一会议,亦饱受时人诟病。至于联省自治,曾被寄予厚望,且在舆论上掀起极大热潮,但最终因军阀的阻碍而难成现实。五四运动促进了中国革命与统一两大时代主题的融合,中国共产党和孙中山先生都提出以革命统一的方式解决国家统一问题。而国共两党之外,不少人对武力统一的主张进行反思和改进,清除了其野蛮征服色彩,使之具有革命性质,这使得革命统一更具社会思想基础。     

五四运动爆发前的派系之争

正1919年,五四运动因巴黎和会外交失败而起,众所周知。虽然该运动因外交问题而起,但其中掺杂有许多内政的因素,而五四运动背后的派系之争对该运动产生的影响也不容忽视,可以说,五四运动既是社会变动和文化变化的结果,也是当     

段祺瑞武力统一政策失败原因探析

1917至1918年的南北统一战争,持续时间较长,涉及区域甚广,卷入人员众多,牵扯问题错综复杂。过去的论述大多从孙中山领导的南方护法运动的角度,本则以当时北洋系军阀首领及北京政府核心人物段祺瑞为研究主体,着重探析他的武力统一政策的失败原因及其对民国政局的影响。作认为,段祺瑞武力统一政策的失败,既有必然性,亦有偶然性,既有内在原因,亦有外在原因,是在内忧外患、云诡波谲的时代背景下,各方势力、各种矛盾冲突调和的结果。段祺瑞发动和领导的南北统一战争的失败,是北洋皖系统治由盛转衰的重要标志,并对其后的五四运动、直皖战争乃至北伐战争等重大历史事件,产生多方面的难以估量的影响。     

论抵制美货运动中上海商学两界的互动及其影响

抵制美货运动并非上海商务总会发起,而是爱国商人的自发行动.商界发起抵货之后,学界率先积极响应,二者互相联络,共同行动,改变了以往的隔绝态势,促使这场运动迅速达到前所未有的普及程度与空前规模.但在抵制方式和目标等方面,商学两界也存在差异,尤其对商界疏通美货的做法,学界坚决表示反对,又使商学两界出现分歧,进而产生分裂,成为抵货运动难以持久进行的一个重要原因.     

民初的西儒与孔教会

民初孔教会的活动得到了当时政界、商界、文化界的不少支持,而一些在华外国人对孔教的推崇,对孔教会活动的响应,更是其中一道别致的风景,本文就西儒中的几位主要人物作简单的陈析。     

学生与国家：五四学生的集体认同及政治转向

五四前夕学生集体身份的建构遵循着一个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的双向互动过程,有着强烈国民身份意识的新学生因此而大量出现。在五四运动的高潮阶段,国民身份意识是主导五四学生的最高身份意识。中国政府和社会精英对五四学生国民身份意识的培养与灌输,在很大程度上具有“刻意而为之”的倾向。五四学生的国民身份意识是促使学生运动政治转向的内在诱因,学生运动的政治激进化超越了北京政府的可控范围。结果,当局者往往无法控制那些具有强烈国民身份意识的学生群体。在五四运动后期,学生界面临国民身份意识与学生身份意识的认同困惑,社会舆论对学生的身份资格也发生各种争论,客观上促进了学生界的思想分化。在此背景下,1920年春北京政府对干政学生的身份界定,不仅暂时有效地取缔了学生运动,也是对其在此之前刻意提倡学生国民身份意识行为的一次否定。     

1918-1921年英国对待关余问题的态度

1918-1921年英国对关余问题的态度经历了两个阶段：第一阶段,从1918年9月广州军政府打算武力夺取广州海关至1920年11月孙中山在广州重掌政权。英国的态度是：赞成按一定比例向滇、桂军阀控制的广州军政府拨付关余,但反对军政府武力攫取海关的企图;广州军政府分裂后,将关余交由总税务司掌管,反对将关余分别交给广州军政府中的不同派别;不支持北京政府独享关余;反对北京政府撇开列强,控制关余的企图;军政府分裂后,赞成支付属于北京政府的关余;反对由徐世昌提出、得到美国赞成的用属于广州军政府的关余收买南方舰队的计划。第二阶段,从1920年11月孙中山在广州重掌政权到1921年4月列强强行解决关余问题未能成功。英国的态度是：执行敌视孙中山的政策,仍不同意向广州政府拨付关余,对孙中山夺取海关的计划进行武力威胁;不直接与广州政府打交道,以免造成对其承认的印象;准备抛弃孙中山解决关余问题;支持北京政府得到所有关余;后来态度有所变化,赞成关余用于治理西江;最终欲在损害广州政府利益基础上强行解决关余问题,但未能成功。     

博林布鲁克的宪政观和政党理论

多年来,学界对博林布鲁克的政治思想研究存在不足。博林布鲁克的言行屡遭贬抑,哲学上久遭嘲讽,其宪政思想和分权观也评价不高,影响亦被低估。实际上,博氏的"无党政府"观念,很大程度上是在当时党派斗争失利情况下发出的哀怨,可又不乏新见解。他的"爱国君主"的潜台词,是对当时政治现状不满而表达的隐晦的政治追求。因不够直白,其真谛易被忽略和曲解。导致如此结果的原因是复杂的,如受英国政党政治早期发展水平的制约以及当时政界对社会转型时期政治思想认识的局限性影响。博林布鲁克早年在政界的不良行径,也影响了后世人们对其政治思想的评价。     

租界华商与“五四”后的北京政府及西方列强——20世纪20年代初上海租界华人拒贴印花税票研究

北京政府为开征租界内华人印花税,与西方列强进行了长时间交涉,有抗争、亦有妥协,最终于1919年年底达成了《租界内华人实行贴用印花办法》,并拟于1920年1月1日起施行。但是,有令难行,北京政府拟于租界华商中开征印花税之举遭到了强烈抵制,租界华商在上海总商会和马路商界联合会的组织下,以负担过重、"华洋不能一律"为理据,拒贴印花税票,并借助工部局的力量,达到了抵制印花税的目的。在北京政府、西方列强与租界华商的三方博弈中,西方列强是真正的赢家,北京政府和租界华商都是弱者,租界华商只有借助西方列强的力量才得以拒绝印花税,得不到西方列强支持的北京政府没有达到开征印花税的目的,其权威再次受到挑战,工部局则成功地维护了其对租界的管治权。     

五四运动中的农界

一 五四运动是中国近代史上影响很大的群众运动,几乎波及社会各阶层。农界活动的范围虽说没有学界、商界和工界那样广泛,但确曾在相当大的范围内参加了运动。对其活动范围可以循着下述两条线索去考察。     

民国北京政府“导淮委员会”创设中的“权”“利”之争

1922年,上海华洋义赈会拟组设导淮委员会,并请苏、皖、豫军民长官联衔呈咨北京政府准予立案。后由江苏督军齐燮元主导,密电北京政府俯允。北京政府有关部门基于主权、经费等问题进行批驳。半年后,齐燮元复以该案连续致电北京政府,言辞激烈,且将焦点转向“导淮督办”一职。虽然北京政府坚持前议,并有沿淮省份多种力量进行抗争,但受时局、齐燮元权势上升等左右,妥协很快达成：由北京政府设导淮委员会,齐燮元兼任督办。其实,因应派系、地盘之争,齐的真实诉求乃为增辟财源,特别是听闻美国退还巨额庚款予以导淮。然而,庚款的用途主要取决于美国自身利益与认知,并未囿于所谓美国“支持”直系军阀。齐燮元在谋求无果后,直到1925年年初下野,未见其有任何实质性的治淮举措。这一事件,在相当程度上折射出北京政府后期的政治生态。     

清代广西城市图书报刊事业述论

图书出版发行和公共图书馆事业是清代广西城市文化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晚清广西政界、学界、商界等各阶层从各自的利益出发,积极从事图书报刊事业。图书发行业和公共图书馆事业逐渐社会化、大众化,成为开通风气、传播新知、启发民智的重要手段。     

五四运动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

马克思主义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被介绍到中国,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对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具有重要意义,但并没有立即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广泛传播。五四运动开启了马克思主义传播的新局面,五四运动后,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的途径由一条变为多条,全国各地出版的大量刊物都介绍马克思主义,所宣传的马克思主义的内容也更加丰富。五四运动后马克思主义之所以得到广泛传播,与五四运动本身有重要关系。作为五四运动导火线的巴黎和会进一步暴露帝国主义侵略殖民地半殖民地的本性,五四运动期间苏俄发表的对华宣言受到中国人民的欢迎,五四运动引起共产国际的关注,中国工人阶级在五四运动中登上历史舞台,使一些知识分子坚定了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的信念,五四运动也促进了马克思主义者群体的形成。     

北平党政商与济南惨案后的反日运动

1928年国民党统治北平后,受市党部领导的反日会将抵制日货作为重要的反日工作来推动,商界(尤其是总商会)则自始至终希望维持和恢复正常的秩序,由此双方发生一系列争执和对抗。市党部在主要指导委员被CC系取代之前,对反日运动一直持支持的态度;北平军政当局在运动前期给予了一定协助,后来则同情商人,意欲使运动降温乃至落幕,但忌惮承担镇压反日运动的罪名,极力避免发生流血事件。最后,国民政府和蒋介石介入,才将北平的反日运动打压下去。反日会与商界的纠纷及党政机关的不同态度,反映了推动爱国运动与维护自身利益、维持社会秩序之间的矛盾。     

大革命时期黄埔军校对广东工农运动的支持

扶助农工是国民党一大确定的三大政策之一。黄埔军校遵循孙中山“第一步使武力与国民相结合,第二步使武力为国民之武力”的建军思想,不断派出学员支持、帮助工农运动,使军校成为工农运动的后盾,使工农群众成为军队力量的源泉,并使广东的工农运动得到迅速的发展。苏联顾问加伦曾指出：“很少有黄埔学员不积极参加的群众集会、工人或学校的会议。军校的政治活动能力不断提高扩大,并且同共产党人工作于其中的工会联系起来,军校成了广州群众性社会政治活动的领导者。”[1]     

鸦片战争前在华西人与对华战争舆论的形成

随着1830年前后中英之间冲突的演进,来华西人群体对广州贸易体制愈益不满,逐渐产生了对华武力强制的舆论。西人先后在广州发行了一批英文报刊,作为舆论阵地,在1830年代初期提出对华武力威慑,迫使清政府废除广州体制、实现对华自由贸易的主张。1834年律劳卑事件后,这种主张发展为对华战争的舆论。在西人内部,武力威慑论和对华战争论都曾引起争论,部分西人反对这种依恃武力改变对华关系的观点。1837年英人几种关于对华关系的小册子出版后,来华西人分别在其报刊上提出对华关系的武力强迫论、商业交往论和宗教改善论。但在1837—1838年的兴泰行商欠案发生后,西人普遍不满广东当局对此案的解决,对华战争渐成为其一致主张。     

五四运动中资产阶级革命民主派若干问题再探讨

五四运动中资产阶级革命民主派若干问题再探讨张德旺关于以孙中山为首的资产阶级革命民主派（以下简称民主派）在五四运动中的地位和影响,必须坚持全面考察,既要充分肯定他们积极推动、支持、参加运动的巨大贡献,也要恰如其分地指出其在运动中的消极影响。基于此,个人...     

社会时代与历史认知：70年来五四运动研究衍变评述

社会时代对于人们认识历史的活动有着强烈的影响。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年来,随着社会的发展,思想与生活的变迁,五四运动研究也相应地经历着某些值得关注的变化。特别是在运动的性质、领导权、与传统文化及西方文化的关系及某些关键人物的评价等问题上,不同时期的社会政治状况与思想倾向均对学界的相关认识与评价发生着明显的、强烈的影响,使之随着社会时代的发展而在不断地衍变。总地看来,70年来学界对五四运动的认识是愈来愈深入,愈来愈全面了。唯物史观认为,社会意识形态是社会经济、政治及社会生活的反映。历史认识是意识形态的重要内容,现实社会状况对于历史学研究的影响或制约也相应地更为明显。人们对于五四运动认识与评价的衍变证明着这一点。     

南京国民政府度量衡改制中的商会参与

度量衡划一关乎民众生活、市场拓展,又于政权统一和国家建设有着重要意义。因此,国民政府鼎立南京后立即启动度量衡改制,以商会为主体的商人团体也积极参与其中,充分表达了商界对新制的期盼及诉求,并广泛宣传改制的重要性和参与检查新制实施状况,调解因使用新制而产生的纠纷;劝导涉外商号和租界华商改用新制,推动了海关和租界两处的改制。但在新制与旧习、商人惯用的外国度量衡之间发生冲突时,商会往往代表商界与政府交涉,要求暂缓改制,或依习惯对新制进行修正,少数地方商人和商会甚至不惜暴力抗拒。这也是改制时商界、学界与政府不得不面对的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