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侵华战争对中国图书馆事业的破坏

日本侵华战争对中国图书馆事业的破坏农伟雄,关健文从“九一八”至“八一五”长达１４年的侵华战争中,日本帝国主义给中国人民带来了巨大的灾难。中国战时人员伤亡２１００多万,财产损失难以数计。而中国之损失易被忽略“而又不易计算者,厥唯文化典籍之损失也”。①文...     

敌国留学——抗战时期在日中国留学生的生活实态

抗战爆发后,中国留日学生的选派主体变成了日本在中国占领区扶植的傀儡政权。战时的特殊背景与选派主体的特殊性使留日学生失去了战前的相对自由,在专业选择、课程设置、教学管理等方面只能接受日本政府、学校和相关机构的安排。随着日本深陷中国战场及太平洋战争的爆发,压缩学制年限、"学徒出阵"、"勤劳奉仕"等政策严重影响了留日学生的专业学习。作为伪政权选派的留日学生,这一特殊群体在战争环境中与日本民众一样经历了饥饿、空袭、疏散,甚至原子弹爆炸等灾难。加之,他们远离故土,战时生活的困苦在某种程度上更甚于日本民众,尤其是在日本警察、特务的监控下,早已没有战前留日学生积极参加社会活动的"兴趣",但又不得不参加日伪机构组织的各种亲日、崇日活动。战时日本主导下的中国人赴日留学,既然偏离了以传播科学文化知识为目的的正常轨道,结果必然随着日本侵华战争的失败而终结。     

抗战语境中舆论场域重组及其历史省思

<正>战争语境中传媒生态涉及报刊等传媒及政治舆论动员。战时军队与报刊实际上是枪杆子与笔杆子的关系。枪杆子开疆辟土,而笔杆子往往就战争的合法性或正当性进行道义上的呼应。战争的道义性常与传媒议程设置有内在联系;战争往往对报刊等传播格局的时空分布有影响,尤以抗战及其舆论场域重组为代表。一抗战背景下舆论场域重组就近代中国而言,战争构成的历史记忆可分为对内、对外两重,因战争形成的对外历史记忆所涉列强亦有所不同。若两次鸦片战争涉及英国、英法联军等,八国联军侵华涉及欧美世界列强。而抗战     

战时日本对亚太地区的殖民统治机构之演变——以“大东亚省”的设立过程为中心

1931—1945年的十五年战争期间,日本陆续发动了"满洲事变""中国事变""大东亚战争"一系列对外侵略战争。日本政府为了实行对中国东北与本土以及亚太地区的管理与统治,陆续设立了前后连贯的三个国策统制机关——"对满事务局""兴亚院""大东亚省"。本文主要围绕"大东亚省"的设立过程,考察战时日本的殖民统治机构从"对满事务局""兴亚院"到"大东亚省"之演变过程,以及"大东亚省"的殖民统治之本质,用以再现与佐证战时日本对亚太地区进行殖民统治的史实。     

卢沟桥事变前日本基督教界的反战言行及其本质

九一八事变爆发后,日本基督界发表了大量反战和平言论,并在实践上作出中日和解的尝试。但多数人并未认清日本对外战争的非正义性,他们反对的只是战争本身,而非制造战争的日本政府。这种不纯粹的和平言行本质上与真正的和平主义相去甚远,且缺乏稳定性。卢沟桥事变爆发后日本基督教界之所以迅速转向支持侵略,直接诱因固然是日本政府的高压政策和舆论蒙蔽,但更重要的是民族主义语境下日本基督徒的自主选择。这种情形在日本宗教界具有普遍性,反映出战时日本宗教界并未真正清醒。扩大来看,战时日本国内的和平话语需要重新评估。     

从战时到战后——东亚总体战体制的形成与演变

20世纪东亚的总体战体制形成于日中战争至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的日本及中国。在日本国内,为发动侵略战争而采取了构建战时经济、国民精神总动员的政策,这些政策影响到殖民地。而在中国,则为抵抗侵略而建立战时经济体制、动员国民,同时也对实施宪政、实现民主进行摸索。二战时期曾被日本统治的东南亚国家如印度尼西亚,战时体制成为促成其战后民族独立的要素之一。二战结束后,在日本,战时的计划和统制体系被应用于战后重建,在战时经济解除后依然发挥影响。而在中国,战时统制经济在二战结束后曾暂时中断,而后再度复活。后来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领导下,在朝鲜战争爆发后,又为构建强有力的战时体制而选择了彻底实行计划经济的道路。     

战时大学教育的恢复和发展

战时大学教育的恢复和发展金以林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侵华战争，曾给中华民族带来空前的灾难，中国的大学教育也备受敌人侵略之摧残。然而，在极为艰苦的条件下，中国的大学教育不但没有被摧毁，反而得到了恢复和进一步的发展。战时中国大学教育何以得到恢复和发展以及怎样得...     

警惕日本新军国主义者对台湾的阴谋

自第二次中日战争(1931—1937—1945)日本败降后,至今已整整60年,另外自1972年中日建交之后,也已32年了,但日本在战争责任问题上虽然官方承诺要“深刻反省”,但其朝野之主流势力一直是含混其辞,甚至悍然否认或半否认其战争责任,而且每过一段时间就有日本内阁的高官首长,发表诡词谬说,公开否认或半否认日本战时在华的某些证据确凿的罪行与暴行。     

战后初期日本报界的战争责任观

自日本决定接受《波茨坦宣言》之时起,战争责任认知问题就成为战后初期日本社会各界所面临的重要课题。作为大众传播媒介,日本报界对战争责任的认知却呈现出或顾左右而言他,或避重就轻、扭曲异化的样态。日本报界先以"国体护持"为幌子,对战争责任采取淡化、漠视的态度,试图以此消除与日本战争责任相关的舆论。其后,随着战后民主化改革政策的实施,日本报界开始对战争责任进行反思,实施了一系列改革行动,对战时形成的具有鲜明特点的战时体制进行了改革和重构。但是,日本报界一直坚持"一亿总忏悔"的宣传基调,企图模糊战争责任主体,扭曲战争责任追究的内涵,并始终以"受害者"作为日本的身份定位。由此可见,战后初期日本报界对战争责任的认知,是日本战时体制思维的延续。     

抗战时期国民党的土地政策

关于国民党抗战时期的土地政策问题,从五十年代以来,国内报刊上甚少有论文发表,高等院校的教材(如中国现代史,中国近代经济史等),亦略而不谈,或者笼统地加以简单否定,忽视它的存在、演变与作用,缺乏应有的分析研究。本文对此作些初步探讨,就教于同志们。一、抗战初期,国民党战时土地政策的提出日本帝国主义发动全面侵华战争,企图变中国为日本的殖民地。中日民族矛盾成为主要矛盾,中国人民首先面临着进行民族解放战争,解决“中国土地属于日本人,还是属于中国     

日军占领下的上海媒体文化的转变(1937-1945)

本文主要以战时上海媒体文化的转变为中心,重点探讨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媒体文化转变的影响。文中根据战前国民政府与上海民营报业的关系及其对国民政府战争动员的影响,集中阐述了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本侵略者和汪伪政府直接控制上海报业,钳制沦陷区人民群众的思想言论。因此,战时上海媒体文化转变后所做的宣传,既不为中国人民所信任,也无法配合汪伪政府的战争动员,更无力支持日本帝国主义者的侵略战争政策。     

日本二战期间土地制度的演变

20世纪30年代以后,随着日本对外侵略战争的不断扩大,近代日本开始进入战时体制,为了保证粮食供应和确保农村的稳定,军部控制下的日本政府开始实施打击寄生地主、扶植自耕农和保护佃农的战时土地政策。随着战争的不断深入,日本政府不得不对土地和粮食推行严格的统制政策,进一步使战时的土地制度走向极端,同时消弭了农村的寄生地主制。日本战时的各项土地制度是决战体制下的非常手段,在一定程度上支持了法西斯战争。     

深化侵华日军无差别轰炸研究的方法论思考

正抗日战争时期日军在中国进行的无差别轰炸,是日本侵华战争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日本军国主义制造的非人道暴行。其在战时曾吸引国内外多方关注,但战后并未得到正义审判和追究。对侵华日军无差别轰炸的研究,既要关注中日双方的行为后果,也要探讨国际社会多方的影响互动;既要弄清历史真相,也要澄清历史认识;既是一个历史问题,也是一个现实问题。其研究内容     

抗战时期上海自然科学研究所在中国的调查与研究

在中国开展调查研究、刺探搜集中国各种情报信息,是日本实施侵华国策的重要手段之一,在侵华过程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日本利用庚款成立上海自然科学研究所,开启了“对支文化事业”。其以“开展自然科学研究、普及科学知识”为名,在中国开展各种调查研究、刺探搜集资源情报,尤其在全面抗战时期,包括上海自然科学研究所在内的整个日本“对支文化事业”体系均纳入战时体制,所有调查研究均围绕侵华战争展开,沦为执行日本侵华政策的附庸和帮凶。抗战胜利后,中国政府接收日本在华文化机构,其侵略和情报搜集活动才告终止。     

“千人针”——一个军国“美谈”的生成与传播

军国“美谈”是近代日本战争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在诸多“美谈”中,“千人针”故事的流传尤为广泛,颇具典型意义。日本传统社会对虎与女子的观念,构建了“千人针”现象的两个关键性民俗元素。日本军政当局对这一现象进行加工、改造,使之成为符合军国主义的“美谈”。日俄战争时期,“千人针美谈”开始生成,“九一八”事变后广为流传,日本全面侵华战争初期则极度泛滥。随着战争进入持久阶段,“千人针美谈”开始退潮。战时“千人针美谈”的广泛传播,既缘于爱国妇人会、国防妇人会、在乡军人会等半官方民间团体对妇女缝针活动的大力推崇,也得力于报刊、广播、电影等军国媒体的推波助澜。“千人针美谈”的生成与传播实质上是一部日本民众情感与军国体制的互动史,反映出战争环境下民众情感世界的复杂面相。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罗福斯政府的对华政策

美国对华政策的战略目标 1941年12月7日发生的珍珠港事变,是美日矛盾发展激化的必然结果。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美国对日战争的战略要求是打败日本,确立美国在亚洲、太平洋地区的领导地位。战争一打响,美国同中国的关系随即发生了重大的变化,从过去主要是通过有限的经济援助支持中国抗战,以遏制日本的侵略扩张,转而正式同中国结盟,共同对日作战。美国战时的对华     

战后日蒋勾结秘录——记“白团”始末

二战结束后,蒋介石与日本人相互勾结,积极反共。为此,蒋介石与冈村宁次这对战时的对手在战后坐到了一起。蒋介石声言要“以德报怨”,不要日本人的战争赔款,也不要对日本进行占领,实则是他内心对共产党的恐惧,害怕一个破败的日本会造成日本共产党力量坐大,故而慷人民之慨。冈村宁次,这个沾满中国人鲜血的日本鬼子,在战后因为蒋介石的庇护而逃过了惩罚,免处极刑。     

战争法公约与民初北京政府的参战之路

一战是中国较全面参与战争法公约后面临的首场重大国际战争,战争法公约也是民初北京政府因应一战时局的重要工具。在民初中国与战争法公约关系发展进程中,北京政府逐步朝参战之路迈进。一战爆发前,北京政府决定补签一些战争法公约,借此平等融入国际社会和维护国家利权,这构成了其走向参战的重要背景。宣告完全中立之初,北京政府指望通过积极履行战时中立公约来避免战祸和维护利权,但强权挑战的危机为其转向参战埋下了伏笔。日本对华提出"二十一条"要求后上述希望彻底落空,北京政府转而趋向参战,试图借此参与战后和会。它一方面同作战规则方面的战争法公约积极接轨,另一方面通过暗中违背中立公约而朝参战迈出实质性步伐。最后,北京政府利用德国无限制潜艇战的契机,援用战争法公约正式宣战。北京政府走向参战不失其必然性和主动因应之特征,亦不乏文明和正义的色彩,而其参战政策的推进也影响到中国与战争法公约关系本身的发展。     

抗战时期法币的特殊角色述论

金融为经济的命脉 ,经济为军事、政治之基础。日本发动侵华战争后 ,因为自身实力的局限 ,决定了“以战养战”的方针 ,力图建立自己完全掌控的金融体系 ,达到掠夺中国经济金融资源、支持侵华战争、破坏中国抗战等多重目标。华东伪政权方面 ,伪维新政府虽延续时间不长 ,在金融上并非无所作为 ;汪精卫伪政权 ,也视金融为建立自身统治基础的重要举措。特别是作为汪伪实力派人物的周佛海 ,把建立新的金融体系作为自己终身的事业 ,苦心经营伪中央储备银行。日伪对金融的重视 ,早在国民政府意料之中 ,从战争一开始国民政府就采取了一系列的预防性、…     

第五届“中国报刊与社会历史研究”学术研讨会概述

<正>2014年7月12~13日,由安徽大学中国报刊与社会历史研究所主办,安徽大学学报编辑部、复旦大学信息与传播研究中心、史学月刊编辑部联合协办的第五届"中国报刊与社会历史研究学术研讨会"在合肥举行,来自国内各地高校及科研机构从事中国近现代史与新闻史研究的四十多位专家学者与会,围绕"战时报刊与舆论动员"的主题,对战时报刊媒介话语与舆论动员的互动关系进行了深入探讨。内容概述如下。一战时报刊与政府、国家的互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