帝国论与俄罗斯帝国的形成及其特点

20世纪是"帝国崩溃的世纪",国内外学者们对帝国学和帝国的关注度逐渐提高。本文将立足于帝国学的角度,分析帝国的类型,并考察苏联的前身——俄罗斯帝国的形成过程及其特点,指出俄国斯帝国是一个中央集权的强大的非殖民帝国,在自身社会发展过程中结合了东方专制制度和欧洲专制主义的特性,是各民族团结的典范。     

陈独秀“二次革命论”概念的由来及其表述

陈独秀"二次革命论"的概念,毛泽东等党和国家重要领导人没有使用过,党的一些重要会议和历史文献也没有使用过.1927年1月召开的中央政治局会议在对共产国际第七次扩大会议中国问题决议案的解释中最早提出"二次革命论"概念,以后蔡和森、李立三、华岗等提出并使用过这个概念.但这个概念提出后只在极小的范围和时限内使用,直到建国后,胡乔木在<中国共产党三十年>中将陈独秀的理论概括为"二次革命论",何干之、胡华、李新等学者相继采用这一说法,这一概念才被学术界广泛使用.因此,"二次革命论"概念的提出与共产国际指导中国革命有关,也与当时"左"倾情绪有关;这一概念的使用只含有学术意味,并不带有政治意味.     

18世纪欧人眼里的清朝国家性质——从《中华帝国全志》对西南少数民族的描述谈起

作为18世纪欧洲人中国知识重要来源的《中华帝国全志》一书,在介绍中国西南几个少数民族之际,事实上是将其所在地区定位为清朝的殖民地,并突出其与中央政府的紧张关系,强调汉人的轻蔑之心。耶稣会士的这种认识更通过地图的绘制而直接影响了18世纪一些欧洲制图家,甚至可能影响到当代西方学者对清朝国家性质的定位。本文分析了耶稣会士与中国人对西南地区政治属性认识差异产生的原因,认为西方学者的殖民地研究视角对于研究中国国家形成的历史有一定借鉴意义。     

直视不可见:中国与西欧地狱审判中的两种“可视性政体”

基于"可视性政体"概念,本文将对帝制中国和欧洲基督教两种政体进行比较,同时回溯上古中国对死后世界和古希腊对罪恶审判想象的起源,以及救赎宗教和仪式对它们的深化。此时起,两种"可视性政体"即很不相同。末日审判和狂欢使得中国与欧洲相区别开来,在中国,既有对死者的审判和救赎,也强调驱鬼、保护世人。此外,与欧洲权力和财富可见的场景相比,中国皇帝有不可见的特点。但二者的地狱审判和死亡仪式,都是呈现一个看不见的世界的场合,在此人们讲述有关美德与救赎的说教性故事,并可直视帝国的审判及其反应。     

孙中山的中国“大同”和世界“大同”概念辨析

孙中山主张将来中国所实现的"大同"和将来世界所实现的"大同"在思想来源和内涵方面均有所不同。因此,这两者并不是同一个概念。所以,国内一些学者的说法,亦即:孙中山主张,先是中国实现"大同",然后将中国的"大同"理想"推广"到全世界,最终在全世界实现这种"大同",是值得商榷的。我们在研究孙中山的"大同"思想时,总体上应将孙中山一生中所谓的将来中国"大同"看成是其民生主义内容,将其所谓的"世界大同"看成是其对外思想或民族主义内容。当然,这两者中的"大同"存在若干共同点,如都"不得为私",都实行平等和互助的原则,等等。但它们毕竟不是同一个概念。     

重建"神圣的罗马帝国":中古早期欧洲的政治发展道路

长期以来学术界在考察"神圣罗马帝国"这一术语的词源时,往往聚焦于"sacrum Romanorum imperium",而忽略了中古早期流行的"sacra respublica"。后一种形式源自古代罗马帝国,而为拜占庭帝国所沿用。从东西部欧洲的统一性来考察可以发现,不仅拜占庭帝国是神圣的罗马帝国,而且西部欧洲是查理曼统治时期对东部神圣的罗马帝国的自觉模仿,其中罗马教宗发挥了辅助作用。从这个角度看,中古早期欧洲的政治发展道路就成为从古代的罗马帝国向中古神圣的罗马帝国演化的过程。东西部欧洲在独立发展和彼此互动中体现出中古早期欧洲政治神圣化的共同发展趋势。     

联姻与哈布斯堡王朝的兴亡

正一、哈布斯堡家族开启联姻模式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奥匈帝国国土面积欧洲第二,仅次于俄国,人口是欧洲第三,仅次于俄国和德国,是当时的世界八大强国之一。这个庞大的帝国,很大程度上是通过联姻而确立起来的。公元800年,法兰克国王查理曼加冕成为罗马皇帝。十四年后,查理曼大帝去世,帝国分裂,东部归于萨克森王朝统治。萨克森王朝君主从罗马教皇处获得了"罗马人皇帝"的称号,并发展成"德意志民族     

20世纪前德国人和中国人的相互认识

<正>中德之间交往较其他欧洲国家晚,14世纪以来德意志帝国四分五裂,经济发展迟缓,海外贸易也落后于葡、西、荷、英、法等欧洲国家。随着时间的推移,双方彼此进入对方的视线,然而在这一过程中双方的了解有着明显的差距。一、20世纪前德国人眼中的中国15世纪《马可·波罗游记》第一次被译成德语在德国出版,"中国"由此逐步进入德国人的视野。16世纪后期,西班牙人胡安·冈萨雷斯·德门多萨出版的一本关于中国的著作在欧洲广为流传,1589年被译成德文出版,书名为《对强大的,一直不熟悉的中华帝国所作的新而简明的、确切真实的描述》,广泛涉及中国的社会、风俗和文化,让德国民众对中国有了更多的了解。然而在相当长一段     

纳粹大屠杀的历史化问题——布罗扎特与弗里德兰德之争

1985—1987年在德国历史学家马丁·布罗扎特与以色列历史学家索尔·弗里德兰德之间展开了关于民族社会主义历史化的争论。争论的焦点是运用历史化概念对纳粹罪行重新解读的合法性及其触发的问题,其根本分歧在于二人对第三帝国进行历史解释时使用的理论框架不同。布罗扎特试图对第三帝国历史进行结构主义解释,并利用历史化将第三帝国放入长时段的社会发展图景中重新解读;而弗里德兰德则坚持意识形态在纳粹罪行认定中的核心作用和道德维度在大屠杀历史书写中的核心地位。"历史化"概念也启示了大屠杀记忆演变中时间维度的复杂性,其中涉及到时间距离、历史性等概念在构成层面、功能发展层面的不同涵义,及其在与道德因素碰撞时会遭遇的问题。争论一方面提醒了大屠杀历史解释在认识论上的相对主义及其带来的道德风险,另一方面也揭示了在方法论层面大屠杀历史研究新视角的可能性。     

“帝国基本法”与统治的契约化——契约观念下神圣罗马帝国的“帝国改革”(1500—1521)

1500-1521年神圣罗马帝国的帝国改革是1495年沃尔姆斯帝国议会所确立的"帝国改革"的继续。"帝国改革"实质上是权力妥协的结果,特别是作为"帝国基本法"的1519年《选举让步协议》,使得帝国皇帝的统治契约化和帝国阶层的政治参与扩大化,促进了帝国权力的制度化和规范化发展。1521年发布的"沃尔姆斯敕令"使更多的宗教因素混入"帝国改革"和帝国宪法的发展。从契约观念的角度,我们可以更好地理解神圣罗马帝国的制度状况以及其"帝国改革"。由于帝国阶层和皇帝都低估了对方的实力,这一时期的"帝国改革"并未取得较多的成果,但是通过"帝国改革",神圣罗马帝国在制度形式上具有了更多的"近代性"。     

韩国太极旗是地道的“中国制造”

正《韩国太极旗可是地地道道的"中国制造"》1910年8月29日,日本正式吞并朝鲜,"大韩帝国"从世界上被彻底抹去,日本恢复了其作为大清属国时的旧名"朝鲜",大韩帝国的"皇帝"也改称为"李王"。此时距离"朝鲜"从中国属国"独立"改名为"大韩帝国"才13年。在10万日本铁骑的牢牢掌控下,朝鲜三千里江山上,再也见不到太极旗的影子。值得说明的是,这     

由汉至唐东北亚封贡体制的新解——读《汉唐东北亚封贡体制》

正中国古代王朝的"封贡体制",中外学界又称之为"中国的世界秩序"、"华夷秩序"、"天朝礼制体系"、"中华朝贡贸易体系"、"宗藩体制(体系)"等等。美国、日本、韩国学者在这一领域的研究起步较早,但他们通常从中外关系的角度进行探讨。早在1910年,英国学者马士在其著作《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中就将中国古代王朝的贡朝活动视为对外关系。1这种观念后来成为一种对欧美学界影响至深的普遍认识。1963年在费城举行的亚洲研究协会年会上进行了以东亚传统的国际秩序为主题的学术讨论;     

美国是“帝国”吗?——对美国政界学界相关争论的辨析

"9·11事件"以来,特别是美国入侵阿富汗和伊拉克之后,美国政界和学界关于美国是否是"帝国"的争论再起。参与争论的人群大致可以分为三个主要流派,他们围绕以下三个核心问题展开广泛争论:"美利坚帝国"的界定、"美利坚帝国"存在的基础、"美利坚帝国"的成本与收益的计算。毫无疑问,从军事和经济势力上看,美国是个无与伦比的"帝国"。然而,当今的"美利坚帝国"与19世纪和20世纪欧洲殖民帝国相比,拥有完全不同的物质基础、文化观念和思想体系。在研究"美利坚帝国"这一课题时,除了要关注美国硬实力、软实力方面的优势,更有必要研究和构建一个与"美利坚帝国"影响力微观基础相关的理论框架,通过多种案例的比较研究,来考察"美利坚帝国"在不同环境与条件下产生的具体影响力。     

拜火教在中国的文化印记(上)——粟特人的丧葬文化

<正>两汉晋唐时期是一个东西方文化交流互补的时代,也是中华帝国与海外进行商业贸易和文化交流的时代。当时的"丝绸之路"有两条——一条是陆上,一条是海上。陆上是由长安为起点,翻葱岭,经中亚细亚进入欧洲。     

从文化的视角剖析欧洲反美主义

反美主义是欧洲一种历史很悠久的传统,一直是萦绕在美欧关系上的一道无法消除的深深"阴影",归根结底是因为欧洲文化精英很难在文化上认同美国。在欧洲反美主义概念中,"欧洲"一词不再是个地理范畴,而是反映西欧文明的意识形态概念。欧洲反美主义具有本地区的特性,这可以追溯到欧洲人的文化优越感,但美国的"国际性"本质显然促使了欧洲文化精英把这种优越感转化为一套反美话语和实际抵制行为。他们的反美主义"话语"存在着对美国的虚构或不切实际的内容,对欧洲公众认识美国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从“民俗教育”到“非遗教育”——中国非遗教育的本土实践之路

中国的非遗教育并非始自21世纪,而应追溯至有着漫长历史的本土民俗教育实践,其中高校及其学者扮演着重要角色。通过对钟敬文和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的案例考察可以看出,在中国民俗学领域长期开展的"民俗教育",与目前的"非遗教育"之间存在着直接的连续性。与此同时,"非遗"概念的传入也为我国民俗教育带来了新变化:"客位教育观"更加向"主位教育观"转变;学院派民俗学日益与公共民俗学相融合。当前,非遗工作的学科化及其与民俗学的关系等,是民俗学界亟待探索并解答的问题。     

论“朝鲜中华主义”的实与虚

朝鲜后期,北伐论激起朝鲜士大夫小中华意识高度发展,因此有学者将其称为"朝鲜中华主义"。然而从事实来看,朝鲜士大夫虽然有很强的文化自尊意识,但是这种自尊意识是建立在春秋大一统之上的,小中华意识的发展反而使一元的天下观进一步强化,将中华秩序理想化。所以,朝鲜后期小中华意识的发展并不表示朝鲜士大夫以朝鲜为中华之正统或中国之正统,反而继续承认朝鲜为小中华,而在事实上更不证明朝鲜为当时东亚的文化中心国家,所以我们在使用"朝鲜中华主义"概念时尚需仔细斟酌。     

从《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中看清代“一命一抵”政策

鸦片战争之前,在面对中西之间交往的争端与冲突时最重要的就是使用"一命一抵"的政策。本文拟通过马士的《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这部著作,从史学的角度来探讨这一政策在清代对外关系中被使用的原因、这一政策带来的争议和影响以及这一政策的冲突及原因分析。     

论“中国”含义的历史演变

"中国"一词从产生至今,其内涵和外延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而发生着改变。它最早出现于青铜器《何尊》铭文之上,其意为"中央之城",后来不断衍生出"天子之都"、"天下之中"、朝廷管辖地区等概念,一直到现在意义上的"中国"。与此同时,"中国"外延也从地理概念延伸到政治、文化、国体概念上。现如今"中国"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简称,是在继承古代文化的基础上又吸收现代国家特点而形成的全新的主权国家。本文将简要论述这一演变过程及其原因。     

从夏人、汉人到中华民族——对中华大地上主体族群凝聚融合轨迹的考察

中华大地上主体族群的凝聚融合是推动多民族国家中国建构的主要动力,而对这些族群凝聚融合的记述是按照古代中国传统的族群话语体系书写的,"民族国家"理论是否能够对其准确解读是有疑问的。文章从古代中国传统的族群观入手,梳理了从夏朝到清末古代中国人对中华大地上主体族群凝聚融合的轨迹,认为尽管存在着以政权名称称呼族群整合结果的现象,但"汉人""华人"乃至"中华人"逐渐成为了对中华大地上族群凝聚主体的称呼,而清朝"臣民"的塑造及"国民"称呼的出现则使其实现了身份转变,梁启超则将其称之为"中华民族"(国族)。清朝统治者弥合族群之间差异塑造"臣民"(国民)的努力虽然催生了以"汉人"为主体包括其他族群在内的"中华民族"概念的出现,但也只是完成了中华大地上众多族群的凝聚,而其内部的融合依然在延续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