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文官荫叙制度考论

明代文官荫叙制度始定于洪武十六年,但定而未行,明初文官荫叙皆属特恩。明中叶后,逐渐形成以阁臣荫叙为核心、以三品京官考满荫子入监为主体的文官荫叙制度体系;与前代相比较,不仅缩小了文官的荫叙范围,而且把荫叙与官员考核相结合,把承荫者纳入国子监教育入仕的轨道,从而有效地弱化了传统荫叙制度的消极影响,在激励官员忠于职守和提高荫叙官素质等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     

《武职选簿》所载部分明代宫廷画家史料辑考

《武职选簿》是明代兵部记载全国各卫所军官官职袭替情况的登记簿,其中包括不少明代宫廷画家家族官职袭替的情况,对研究这部分宫廷画家的籍贯、生卒年、家庭出身、官职升迁及袭替、存世作品创作时间,以及明代画院制度、宫廷画家来源等均具有重要作用,为订正明清以来画史中对相关画家的错误记载亦提供了第一手的可靠材料。     

《武职选簿》所载部分明代宫廷画家史料辑考北大核心CSSCI

《武职选簿》是明代兵部记载全国各卫所军官官职袭替情况的登记簿,其中包括不少明代宫廷画家家族官职袭替的情况,对研究这部分宫廷画家的籍贯、生卒年、家庭出身、官职升迁及袭替、存世作品创作时间,以及明代画院制度、宫廷画家来源等均具有重要作用,为订正明清以来画史中对相关画家的错误记载亦提供了第一手的可靠材料。     

从“文不换武”现象看北宋社会的崇文抑武风气

北宋时期 ,在政坛上存在着突出的“文不换武”现象 ,即文臣一般不愿改换武职 ,武将又通常难于跻身文官之列。于是 ,不仅昔日“出将入相”之说在北宋消失殆尽 ,而且士人群体也遗弃了“投笔从戎”的观念。这一现象之所以能够产生 ,完全在于宋初以来不断压制、歧视武将和过度抬高文官地位的结果。由此 ,遂加剧了当时社会中“崇文抑武”风气的流行。     

明代武职阶官化述论

明初武职具有阶职合一,位高权重,世袭罔替,犯罪难革四个特点。永乐以后,武官人员结构迅速变化,其任用方式也逐渐差委化,武职遂与权责脱离。其后武职只用于表明武官的身份等级、资格与部分待遇,从而阶官化。明朝采取署职与"以某官体统行事"两种虚授武职调整官阶与职位之间的关系;实授武职则表明武官俸级与世袭等级,两种武职与所任差委都要入衔,武官结衔从而叠床架屋。武职阶官化是明代武官制度的重大变革。     

明代南京守备体制人员任职研究

在留都南京保留一套相对完整的中央政权机构,并且以守备武臣、太监、参赞文臣组成的守备体制加以统领,是明代政治的一大特色,也与明朝大区域控制体制相一致。其人员任职情况,非常明显地反映了明朝统治的两大特征,一是"家天下",二是大区域控制体制内的权力制衡。在南京守备体制中,守备人选集中在功臣世家,尤其集中在开国功臣第一国戚魏国公家,反映了明朝皇权对功臣的倚重及其"家天下"特点。但功臣充任守备时的职权却是任期制的,与其世袭功臣身份相对分离,同时受到守备太监和参赞文臣的制约。明朝太监在文化教育上受过朝廷体制化训练,且经历过阉割奴化,可以很好地充当皇权耳目。参赞文臣出身科举,其权力受到儒家伦理和官僚制的双重引导和规约。总之,南京守备体制内部权力制衡体现在人员任用上就是以任期制制约世袭制和终身制,并且利用文臣、武臣、内臣(宦官)三者不同的政治位格形成复杂的交叉制约。     

明代武职“立功”考论--兼论赎例在明代武职中的行用

明代文献所见武职“立功”,其司法含义呈现出阶段性的变化：洪武时期基本停留在传统的立功赎罪层面;从永乐初年始．“立功”便成为犯罪武职罚役赎罪的普遍形式;景泰以后,立功又发展为独立惩治犯罪武职的一种方式。武职“立功”在明代各时期有着不同的特征及意义。     

《卫所武职选簿》资料摘录与郑和下西洋研究中的相关问题

明代兵部编录的《卫所武职选簿》是研究郑和下西洋重要史料之一,本文从中摘录出郑和下西洋军官169人简略事迹,由此可以看出郑和下西洋军官死亡数目不少,其中因病而死者居多;其次,郑和第一次下西洋时与海盗陈祖义等作战地点除旧港之外,还有阿鲁洋和棉花屿洋;再次,《卫所武职选簿》史料进一步证实锡兰山战役完全由亚烈苦奈儿“悖逆夺官钱粮”而引起的自卫反击战。     

明代的文武关系及其演变——基于制度、社会及思想史层面的考察

时势不同,文臣、武将所承担的职责有所差异,其在朝局中的地位亦随之低昂。这就牵涉到文武之间的关系问题。明代的文武关系,实与军事制度的演变桴鼓相应。随兵制变迁而来者,在制度的层面,文武关系亦发生了内在的转变:明初立国,重武轻文;中期以后,崇文黜武;一至明季,武将开始跋扈。与此相应者,则是文人尚武与武将尚文风气的形成及其勃盛,以及文武合一论的崛起。     

明代宫廷画家官职考辨

明代宫廷画家的官职在明代前后期有所变化,大致以嘉靖时期为界,此前主要寄禄于武职中的锦衣卫官职,文职中的工部文思院副使、大使和营缮所丞,此后主要为鸿胪寺序班和武英殿中书舍人。以往认为的文渊阁待诏、翰林待诏、阁门使、武英殿待诏等职并非宫廷画家的正式或寄禄官职。明代宫廷画家寄禄于锦衣卫武职既是对前代制度的一种继承,同时也与锦衣卫本身的职能有关。     

高丽王朝身份制度对其政治制度形成之制约——兼与唐、宋比较

受慕华思想影响,朝鲜高丽王朝初期效法、模仿了中国唐、宋的政治制度,然其实际效果多为形式上似于唐、宋之制,本质上则保有鲜明的自身特点,原因在于高丽王朝施行的身份制度对其效法唐、宋政治制度产生了极大的制约作用,突出表现在中央制度中的贵族政治特征、地方制度的"其人制"、选官制度的科举制和荫叙制、中央军制的军班制等方面。     

明代陕西“三边总制”制度创设原因探析

明代陕西"三边总制"制度是在延绥、宁夏、甘肃三镇(即"西三边")分设文武重臣,各自承担辖区御边任务,并暴露出若干弊端的情况下,为适应御边需要而逐渐创立的一种武臣统兵、文臣总理、太监监军且兼有一定民政职能的三镇统一御边制度。这一制度创立后,在明代西北边疆行使军事与民政职能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但是对"三边总制"创设的原因,史学界尚无专门的研究,本文就此问题作初步探析。     

试论刘宋东宫武官制度

刘宋的东宫武官在南北朝军事逞胜的外环境和刘宋皇权不断加强的总趋势下得到了较大发展。刘宋四帝对于东宫武官制度采取了不同的态度和政策。宋武帝恢复晋末罢废的太子二率,增设太子三校、三将等职官;文帝时二率、三校成为东宫主要武官职;孝武帝大力罢省东宫武官,削抑东宫势力;明帝则再度恢复东宫三校,并新增东宫直阁等武职。总而言之,宋之东宫武职呈现出明显的强弱跌宕、阶段性变化,这既是刘宋诸任皇帝权力强弱异势的现实表现,也是刘宋皇权重振之路的曲折反映。     

简析明代西北土司的特点

明代西北土司因作用重要、影响深远等原因广受人们关注。本文通过具体史实初步探析了明代西北土司的几个特点,如:客籍多、根基浅,土流参治、土制于流,忠于朝廷、服从征调,军功起家、承袭武职等。     

明朝历代诚意伯

明初刘基作为开国功臣被封为诚意伯,开创了由他和袭爵后人构成的"诚意伯世家"。诚意伯爵位几度停袭,后又恢复,终与其他少数开国勋爵家族一起将贵族地位延续至明末。在明代政治演变中,诚意伯家族发生了由文臣向武臣的转变。该家族在整个明代贵族阶层中地位虽非最为显赫,但其特权地位仍足以使其后人骄纵跋扈,多为不法。明前期以文臣受封世袭的诚意伯家族与皇权间有复杂纠结,后期作为勋贵武臣的诚意伯家族则表现出贵族辅翼皇权的功能。     

明成祖遣臣寻找建文帝下落诸说之由来

<正>明代历史上的最大秘案,莫过于建文帝的下落问题。建文帝名允炆,明太祖朱元璋的孙子,明代的第二位皇帝。在位期间,他依靠方孝孺等文臣儒士,推行宽     

明代卫所军官犯奸惩治条例探析

明代卫所军官犯奸现象层出不穷。洪武时期以《大诰》进行惩治,永乐以后不断出台军职犯奸惩治条例,正统时将宣德年间针对收继婚的“败伦伤化”例收窄指向军官。成化以后,各地在司法实践中不断增加军官犯奸惩治例,但所有的例多以革职为民、调卫差操、子孙袭职等予以轻刑薄惩。弘治之后,将“权宜之法”的条例整合进入“常法”,有的则被“大法”吸纳。轻刑薄惩实际纵容了明代军官犯奸行为,引起社会道德下滑,也导致卫所的进一步废毁。     

唐代武职事官阶官化论析

唐代武职事官阶官化是唐宋武官制度变革的先声。唐代官制的根本特点决定了武职事官需要广泛从事使职,以作为职官制度正常运行的补充。随着战争形势和军事制度的变化,武职事官兼任的使职长期化、固定化,造成了事实上的官、职分离,由此边军和禁军中普遍出现了将武职事官作为阶官的现象。唐代武职事官阶官化的发展与军赏形式转变之间存在着紧密的互动关系,并与文职事官阶官化的过程相联结。安史之乱期间,朝廷滥授高级武职事正员官,加速了武职事官阶官化的完成。     

明代科举配额制度变动中的地域利益之争

自北宋以来,随着科举制的发展和考试程序的完善,科举成为两宋以及明清士人入仕的基本路径。在明代,地区取得高级科名进士的数量成为衡量相应地区政治影响的指标。由于区域文化发展不平衡因素的作用,科举所取之士中南人多、北人少的现象在明代依然存在。为此,仁宣时期推出了科举配额制度,意欲通过配额录取的方式实现区域间科名分布的相对均衡。由于明廷重进士的用人倾向和士大夫浓重地域意识等因素的作用,在配额制度变动尤其是关乎进士科名的会试卷区比例变动的过程中,掺入了权力者出于乡梓利益考虑的人为因素。配额及其制度变动中的地域之争是明代政治领域经常存在的地域性因素潜在作用的投影和反映。     

辽代荫补制度考

辽代荫补主要分"常荫"与"难荫"两种,荫补对象涉及直系亲属、旁系亲属。辽代九品官员即具有荫补资格,荫补范围比宋初、金代广泛。辽代官员荫补子弟有员额限制,九品官可荫子四人,官品越高,荫补子弟的名额也越多。总体看,其荫补员额比南宋、金代皆多。辽代承荫者多因为自身能力出众而进入政坛中、高层,政治前途比宋、金荫补者更为光明。尽管辽代荫补制度在某种程度上导致了北方文化的滞后,但它促成了辽代汉族世家大族与契丹贵族的联合,对巩固辽朝统治具有积极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