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析明清山西折亩——兼论清代山西田赋地亩的形成

折亩与田赋税收直接相关,是明清土地登记制度中的一项重要内容,也是讨论明清土地数据问题的关键环节。基于资料发掘和多视角的考察,认为明清山西地区折亩存在较为广泛,主要由丈量标准尺度不一形成折亩、将土地数字合至"原额"形成折亩、不同生产力地亩与纳税亩的折算等方式形成折亩;垧、堆等大亩亩制习惯在山西地区广泛存在,并实际用于民间土地买卖和纳粮收租;清代山西田赋地亩形成的主要方式为折亩和级差赋税,其中部分级差赋税隐含折亩信息,所以很有可能实行建立在折亩基础上的级差赋税。     

流动的土地与固化的地权——清代至民国关中东部地册研究

清代至民国年间的关中地册,基本为黄河滩地册,地域范围局限于黄河沿岸,具有独特的生态、经济社会背景.滩地的特点主要是地块规整,地权分散,买卖率低,这是滩地村社公有,家户均分的结果.然而,滩地家户私有现象也同时存在,地权分配并不平均.针对"关中模式"历史溯源的资料运用,文章指出运用较小区域的滩地地权状况,不能推导出清初至民国的"关中模式".     

清代自新所考释——兼论晚清狱制转型的本土性

自新所创设于乾隆十年,主要收押已决窃盗再犯,旨在通过教养兼施,使窃犯迁恶为善,立意甚善,与西方新式狱制相合。嘉道以降,因吏治日弛、司法腐败,自新所逐渐沦为衙役滥押需索的利窟,呈现黑狱特征。自新所中,除了窃盗犯,还有大量被诬攀的无辜民众,因此民怨沸腾,自新所大半被勒令拆毁或毁于兵燹。晚清之际,在张之洞、黄遵宪、赵尔巽等地方士宦倡行下,自新所又逐渐复归本意,在全国各地广泛设立,并成为晚清狱制转型的本土性资源。通过对自新所的源流考释可知,晚清狱制转型并非仅为西方新式狱制的简单移植。     

清代白帝天王信仰分布地域考释——兼论白帝天王信仰与土家族的关系

白帝天王信仰在清嘉庆以前并非今天湘、鄂、川、黔土家族聚居地区普遍存在的文化现象,经嘉庆及此后历次神明“标准化”的推动,才成为上述地区普遍流行的信仰。因此,将其作为土家地区自古遗留的共同文化论证土家族是一个民族并不合适。尽管如此,各土家地区仍然存在相似的三神信仰可证明土家族有共同的文化特征,而白帝天王只是这一共同特征的表现之一。     

贵州牛坡洞遗址新发现的陶器——兼论黔中史前洞穴遗址中的陶器

<正>贵州的洞穴遗址数量很多,时代从旧石器时代中期一直延续至新石器时代晚期,甚至到历史时期,其中经过科学发掘和研究的遗址数量有限,在这当中,明确判断为新石器时代的洞穴遗址数量更是少之又少。目前来看,有限的这些新石器时代洞穴遗址     

清代“哈哈珠子”考释——兼论满文“haha juse”与“haha jui”的翻译

"哈哈珠子"是满文"haha juse"的音译,即"haha jui"(男童)的复数形式。他们由清代宫廷教育中的伴读发展而来。至迟在康熙十二年(1673),"haha juse"的词性发生了变化,由名词的复数形式变为一种特定称谓,专门指称由伴读出身的皇子侍读及侍卫。哈哈珠子在康熙时期权势最盛,成为清代皇权与王权政治生活中的一支隐形力量,而后又在皇权高度集中与强化的雍乾时期走向没落,至晚清已彻底沦为皇子的服侍人员,不复有昔日威权。清帝对哈哈珠子的控制体现了对皇权利益最大化的追求。满文档案的撰写者已有意区别"haha juse"与"haha jui"两类完全不同的群体,而晚清时人已含混不清,今人在翻译档案时,又一概译为"哈哈珠子"或"孩童",更加模糊了两者的界限,也影响了学人对史料的理解。     

清代徽州田面权考察——兼论田面权的性质

一田面权是我国封建社会晚期在某些地区出现的一种土地所有权的形态。据已见资料,它大约始于明代中叶,盛于清代,延至民国,主要流行于我国东南农业商品经济比较发达地区的江苏、浙江、安徽、福建、江西、广东、台湾等省。一些学者把这种经济现象称之为“永佃权”、“永佃制”,我觉得此说名实不符,值得商榷。     

清代旗鼓佐领考辨——兼论有关清代包衣的若干问题

清代的各级包衣旗下组织,是八旗中的一个独立系统。不论它的历史渊源、组织职掌,还是其成员的身份、地位,与外八旗相比均有许多不同之处。因而清代的包衣组织,是清史与满族史研究中一个不应忽视的     

论黄乃裳思想发展的阶段性——兼谈新发现的史料

黄乃裳 (1849— 192 4)是著名的爱国华侨领袖。他以领导创建沙捞越“新福州”而蜚声中外 ,至今仍备受东南亚华侨华人尊崇。黄乃裳又是中国近代史、革命史以及福建地方史上一个值得重视的名人。他参加过维新运动 ,创办了福建近代第一张报纸《福报》;他追随孙中山 ,投身于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丰富的人生经历使黄乃裳的一生充满传奇色彩。他在为祖国富强而不断探索、奋斗的过程中 ,对社会的认识不断深化 ,其思想也随之演变发展。黄乃裳的思想发展具有明显的阶段性 ,本文试就这一问题进行探讨 ,并兼谈近年来新发现的黄乃裳文章等史料 ,希望能够比…     

贵州安龙新出铜器——兼论贵州西南地区的青铜文化

从分析安龙新出青铜器出发,本文大致梳理了贵州西南地区历年出土的青铜器,在与周邻材料对比后提出,战国至西汉时期,存在一个以贵州西南为中心,包括桂西北、滇东南部分地区在内的一个以V形銎、风字形钺身、部分带够符号的铜钺为典型器的文化圈,可以贵州普安铜鼓山遗址为代表,暂称之为铜鼓山类遗存。这类遗存与黔西北地区的同期遗存间存有联系,但差异也是明显的。     

南齐王宝玉墓志考释——兼论南朝墓志的体例

2002年8月23至25日,由文物出版社、江苏省书法家协会、南京市文物局等单位共同主办的"第五届中国书法史论国际研讨会"在南京凤凰台饭店召开,作为会议期间一项主要的学术活动,南京博物院专门举办了"院藏铭刻书法展",供与会代表观摩.展品中,有<南齐王宝玉墓志>一石,以往未经著录,特别值得注意.     

理论与实证：五十年来清代以降鱼鳞册地权研究之反思——以“太湖模式”为中心

清代至民国鱼鳞册南北各地均有遗存,研究者对其开展地权研究,并和民国时期的地权状况作比较,推论出地域经济社会的长期特征,如“太湖模式”、“关中模式”等。新的研究表明,“太湖模式”运用鱼鳞册开展研究时,在一些关键概念的理解和数据统计等方面值得商榷。“太湖模式”所用苏州鱼鳞册业佃分写的形式难以断定是田底田面权的分离。从土地占有状况来看,清代前期苏州存在大地主应是事实。鱼鳞册是十分珍贵但又存在较大缺陷的地权研究资料,在鱼鳞册地权研究中,应高度重视对鱼鳞册的考辨及其关键概念的准确理解。     

秦皇汉武巡幸陇右地名路线考释——兼论历史上的鸡头道

本文的主旨是说明《史记·五帝本纪》中记载的空桐、鸡头,与秦皇、汉武登临的空同、鸡头实为一山,即今六盘山的主脉大关山。鸡头道就是由今宁夏泾源县香水河谷翻越大关山到陇山以西的道路。唐宋人记载中的空桐山、鸡头山在今甘肃酒泉、礼县、成县和岷县等说法是子虚乌有,《大明一统志》所说的今甘肃平凉西三十里的崆峒山也是后人命名的。本文还考证了秦皇、汉武西巡的路线。     

甘肃银钱票的新发现——兼论甘肃官银钱局纸币的发行与流通

<正>银钱票是银两票与制钱票的统称。银两票,是指自清末到1933年废两改元前,以银两为单位发行的可兑换纸币。在华外国银行,各省官银钱局（号）及私营银钱业等都曾发行过银两票,且种类繁多,名目纷杂。制钱票,就是指清末公、私所发行的以制钱为兑换单位的纸钞及兑换券。本文所谈银两票、制钱票,是指甘肃官银钱局在光绪三十三年发行的银两票、制钱票。     

也谈1942年田赋征实的税率与税负问题——兼与朱玉湘同志商榷

最近读了朱玉湘同志《抗日战争时期国民党政府的田赋征实与粮食征购》一文,颇受启迪。但文中关于1942年的税率与税负(赋税负担)比战前倍增的论断,我认为值得商榷。我根据材料分析,得出的结论是:税率虽已明文提高了一倍,却贯彻不了,因此税负没有倍增。下面具体谈谈这一问题,未必正确,请史坛同志批评指正。     

南京新发现太平天国官印和官执照——兼论太平天国政体的变化

1979年6月,南京市中华路军师巷、白酒坊间的一处旧平房拆除时,在正间左柱近檐第二梁下轩顶处,发现了一只早年秘存的红木盒。盒外以蓝绸和黄布包裹,丝线缝口,无拆封痕迹;绸上有牡丹织纹,黄布为土法手工制造。木盒四角有铜包角,包角为土制黄铜,无纹饰。盒内存放木印二方,大小与盒内平     

清代湖北、湖南两省的形成——兼论分闱与分省的关系

清代湖广分省与清代省制的变化息息相关,分省标准和时间在学术界一直存在争论。从湖广左、右布政使司分驻到改名,再到分闱,巡抚改名,湖广分省经历了漫长的过程,直到乾隆中后期,地方志与中央官修史书开始重新构建湖北、湖南两省形成的标准和时间。湖北、湖南两省的形成时间不能简单地以某个时间点来断定。     

三代儒商——贵州华氏家族——兼论儒商的特征

贵州华家三代儒商、博施济众、造福社会,具有战略家的眼光和智慧,在商场激烈竞争中脱颖而出,卓然特立。     

贵州近代报业的兴起——兼论袁玉锡与遵义《白话报》

1906年,贵州近代的第一份报纸遵义《白话报》诞生,由时任遵义知府袁玉锡创办,这是贵州近代报业的开端.一直以来,关于贵州地方新闻史的研究较为稀少.之前,在若干文献的记载中,《黔报》一直被视为贵州近代的第一份报刊.近年,史学界正式提出,遵义《白话报》为贵州近代第一报,倡导者为时任遵义知府的袁玉锡.遵义《白话报》的原件,现已失传.本文试图从多个角度来全面还原贵州近代报业的起源,力争能够全面评价遵义《白话报》.同时,史学界对袁玉锡任职遵义知府的时间一直存有争议,这关系到对遵义《白话报》的考量.本文结合相关史料,对袁玉锡在遵义的任职时间做了考辨,并提出了全新的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