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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史·百官志》记载了金代汉制封爵的爵称与爵序,但其内容并不完整,亦有失准确。通过《金史》及碑刻资料对其进行补遗和勘误,得出有金一代汉制封爵有王,即以国号所封王爵,其内部又有两字国王、一字国王、一字王三种类型,王爵之下有郡王、国公、开国郡公、开国县公、开国郡侯、开国县侯、开国郡伯、开国县伯、开国郡子、开国县子、开国郡男、开国县男。虽然其中有的爵位名称并非与金代封爵制度相始终,但其体现了金代汉制封爵制度发展的历程,这对全面认识和把握金代汉制封爵体系的完整形态具有重要意义。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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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史·王翛传》曾载王翛于大定二十九年(1189年)和明昌二年(1191年)两次“同知大兴府事”.经查阅有关史籍,本人对此颇有怀疑,因抒管见,求教方家。(一)大定二十九年,王翛未“同知大兴府事”。《金史·王翛传》载:“章宗即位(大定二十九年),擢同知大兴府事。”《金史·张大节传》载:“章宗即位(大定二十九年),选授河东路提刑使,未赴,留知大兴府事。”两处记载互相矛盾。《金史·百官志》载:“大兴府,尹一员,正三品。同知一员,从四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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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籍整理研究学刊》2020,(2)
完颜希尹神道碑碑文中提到大批金代官爵、名号。其中大多数可与《金史》的《百官志》、《希尹传》等相互印证,还有的可补《金史》之阙、订《金史》之误。这些官爵名称及其变化反映了金朝初期官制改革的历史面貌。碑文中还有的金朝人物官爵名称也可帮助我们确定完颜希尹神道碑立建的年代。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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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玉军 《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12,27(1):156-158
《元史·百官志》认为元代录事司在中统二年到至元二十年曾设司候一职,这一记载有误。金代的录事司与司候司为不同等级城市的行政管理机构,互不统属,蒙古建国之初,承袭金制,司候不应设于录事司之下;此外,至元三年定官员职田数和至元八年规定录事司捕盗事皆不见有司候一职,故知《元史·百官志》录事司下设司候一职为误。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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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三省注《资治通鉴》地理,尝引两宋时期的地图为证。其中《金人疆域图》资料来源于金大定至泰和年间地志材料,相对完整地反映了金代中期的地理信息,是文献记载唯一一张金代疆域总图,可补充《金史·地理志》记载不足。《华夷对境图》《华戎对境图》《南北对境图》三种对境图,是宋金对峙期的边疆图,上有重要州城、军镇、渡口、河流等,这类图一般以边疆区域为中轴向两侧展开,比例尺较大,有很强的军事实用性。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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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几年,辽宁省建平县先后发现四方金代官印,兹分别介绍如下,并略为考释,以求教正。一、“提控之印”该印是1976年春建平县农场平房分场兰家园子北队社员,在汉代长城燧台遗址北约五百米处种地时发现的。印为铜质正方形,边长8厘米,厚1厘米。长方梯形印钮高4、厚0.5厘米,重740克。印面篆刻九叠阳文“提控之印”(图一,1),印背右上方阴刻一个“上”字。查阅《金史·兵志》知,提控为金代末年义军的官名。金代后期有“义军制”。《金史·兵志》上曾有记载:“元光间,时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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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方文物》2021,(3)
《金史·永中传》记载:"泰和七年,诏复永中王爵,赐谥曰厉。敕石古乃于威州择地,以礼改葬,岁时祭奠。"修订本《金史》认为此处系年有误,按本书卷一二《章宗纪四》,泰和四年(1204年)七月"甲申,改葬镐王永中于威州"。关于永中改葬威州时间一说泰和四年,一说泰和七年(1207年)。按常理来说,本纪有明确系年,其纪事的权威性要远远高于人物本传。但是,本书《卫绍王纪》《永蹈传》《卫绍王诸子传》均有与《永中传》泰和七年条相同的记载,据本文考证,均与《章宗纪》泰和七年二月丁巳"诏追复永中、永蹈王爵"条同源,抄自《章宗实录》是条,记载是准确的。须知《永中传》诸条史文摘抄实录,《永中传》"勅有司用国公礼收葬永中,平阳府监护,官给葬具,妻子威州安置"与《章宗纪》泰和四年七月甲申条所载"改葬镐王永中于威州"应同出自一道诏勅,前者较为详细,意谓将妻子安置在威州,而非永中葬于此地。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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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物春秋》2020,(1)
金时昌国石棺出土于河北省新城县(今高碑店市),棺盖刻墓志铭,凑刻《智炬如来心破地狱真言》。根据柯昌泗的记录,该石棺的出土时间为1937年。凑刻真言揭示出金前中期中都地区部分汉人的葬俗仍遵循着辽代文化传统。墓主时昌国之父时蒙在辽末曾中明经进士第,证明辽代科举明经科在道宗朝后期依然存在。时昌国以从四品的武散官身份得封郡伯,母亲得封郡太君,证明《金史·百官志》关于四品官封爵制度在承安二年(1197)才发生变化的记载存在讹误。凭借叔祖时立爱恩荫出身的时昌国,之所以在金初仕途偃蹇不进,大概与他不乐读书而未能科考中第有关,这也是时氏家族入金以后逐步走向衰落的重要原因。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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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史·太祖纪》载阿骨打于1115年建元“收国”,国号“大金”,1117年改元“天辅”。有学者提出质疑：该《太祖纪》底本《太祖实录》篡改开国史，隐讳阿骨打创业之初曾在杨朴建议下请求契丹册封的经历；金代实起元“天辅”,“收国”疑为杜撰。重检此说，首先以《金史·耨盌温敦思忠传》中的杨朴为线索，考证出此人事迹及所在列传全部改编自“金实录”;然后钩沉《太祖实录》阿骨打创业史之原貌和真实立场，发现金初纂修国史时不仅没有隐讳杨朴其人其事，而且直书契丹册立阿骨打之史事。最初源自《亡辽录》的天辅起元说，代表着南宋知识界对于金代开国史的了解程度。入元以后，“金史”形成多条传播链，人们的知识体系逐渐发生变化，开始接受收国建元和金代权威的纪年谱系。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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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史研究》2019,(2)
本文对"北宋前期十二等爵的存在"、"‘郡公、开国公’只是‘开国郡公’省称的误解"等问题进行考证。分析了《宋史·职官志》同一《志》中出现三种不同爵等的原因:1.因其所据《官品令》制订时间有先后,造成爵等差异;2.宋爵制有皇室爵系列不带"开国"字,属特封系列;文武臣僚封爵与食邑等挂钩,属带"开国"之系列,二者又有重叠处,使人有一头"雾水"之感;3.令文中之爵等与实际执行封爵又有不相符合之处,显得混乱。结论:北宋前期,宋代的确存在过十二等爵,不过实际执行中,"嗣王、开国郡公、开国县公"三等爵并未行封,徒具于令文中。元丰改制,九等爵与南宋令文中十等爵,在实际施行中仍有令文之外的封爵或徒具于令文中之爵等。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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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研究》2021,(1)
汉、唐正史《百官志》官制记载体例有显著不同,《汉书·百官公卿表》《续汉书·百官志》记官而不及机构,以长官、佐贰、属官代表各自府署,可称作"以官存司";两唐书《百官志》则皆"以司存官",即在各机构名下记其长官、佐贰及所属官吏,将之一概视为机构成员。记载体例变迁的根本原因在于规范官制的法令及行政体制的演化,汉代官制记载依据以官员管理为中心而不及机构状态的官簿、秩律等文档、法令,唐代官制记载主要取本规范各机构官吏设置的职员令。汉唐官制记载体例及其来源的不同,体现了魏晋以来官制和对应法令形态的变迁,这一变化的转折点约在南北朝后期。由此达成的机构行政一体化,是汉唐间强化集权秩序和防止长官大权独揽的结果。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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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史》记载的金朝开国史是信史。“都勃极烈”不是金建国后女真国主的称号,而是生女真进入高级酋邦阶段后大酋长的称号。阿骨打建国之初只求民族自立,并没有灭辽的宏图,宋人文献称阿骨打是接受了杨朴“图霸天下,谋为万乘之国”的建议,才称帝建国的说法,既不符合金建国前后女真人的政治生态,也不符合杨朴的身份,当是宋人的演绎。在金向辽请求册封过程中杨朴的事迹是真实的,《金史》对此并未隐匿。宋晁公迈《历代纪年》成书早于《太祖实录》,明确记载金初存在“收国”年号。《太祖实录》没有虚构和编造金朝建国时间、国号、年号,据此撰写的《金史》没有篡改开国史。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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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河南省宝丰县文化馆入藏了两方金代"都统"铜印。一、"都统所印"。出土于宝丰城北20公里汝河南岸的赵庄村。铜印正方形,边长6.2、通高4厘米,重575克,印面左右略呈弧形。印文阳刻九叠篆书"都统所印"。长方形纽,上镌阴文"上"字。印背右刻"恒山公府天兴元年",左刻"造都统所印",均阴文楷书(图一)。"都统"为金代武官之名。按《金史·兵志》"大将府治之称号"条记载:"猛安之上置军帅,军帅之上置万户,万户之上置都统。"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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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8年3月,河北省满城县城内进行建筑施工时发现一方铜印。印面近方形,长方柱形纽。印边长7×6.9、厚1.3、带纽通高5.5厘米。印文为阳文篆书"麴使司印"4字(见图)。《金史·百官志》有"中都都麴使司"条:"使,从六品。副使,正七品。掌监知人户酝造麴蘖,办课以佐国用。……凡京都及真定皆为都麴酒使司,设官吏同此。它处置酒使司……"可见金代中都路、京都、真 相似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