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青年节是何时何组织决定的？

1939年5月4日,毛泽东在延安纪念“五四”运动二十周年纪念大会的讲演即《青年运动的方向》中说：“现在定了五月四日为中国青年节,这是很对的。”《毛泽东选集》的原注文说：“以五月四日为中国青年节,原是陕甘宁边区的青年组织所规定的。”没有说明究竟是何时何组织规定的。     

五四“青年节”的由来、演变与国共政治话语

五四运动发生以来,产生了一年一度对＂五四＂的纪念活动。从1939年陕甘宁边区青年组织确立五月四日为＂青年节＂,至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正式确立该节日,＂青年节＂的确立经历了一个渐变的过程。共产党诠释的＂青年节＂精神不仅作为抗战时期动员的一种手段,还体现了民主、科学、爱国等意义;国民党除了对＂青年节＂体现的爱国进步、民主科学精神的赞同外,还对节日精神持若干批判态度。作为一种政治话语＂,青年节＂的演变过程成为了反映国共关系的晴雨表。     

日喀则的“林卡节”

日喀则地区林卡节大致在藏历5月1日到15日。近年来,根据日喀则的气候特征,林卡节与"六一儿童节"结合在一起,6月1日成为林卡节正式开始的时间。从那天开始,日喀则放假一周,欢度传统节日"林卡节"。"林卡"的"林"在藏语中是绿洲的意思,按日喀则百姓的说法,就是绿色荟萃、草木茂盛的地方;"卡"则是用土石围成     

国民党元勋纪念研究——以陈英士、朱执信、廖仲恺为例

国民党十分注重对本党元勋的纪念,陈英士、朱执信、廖仲恺三位元勋的牺牲纪念日被确定为国民党的革命纪念日,纪念仪式上升到制度化的层面。国民党在元勋纪念所塑造的元勋形象,与其权威主义的政治文化精神高度一致。国民党的元勋纪念,本质上服务于提高国民党在民众中的威信,服务于增强国民党的凝聚力,服务于巩固国民党的政治合法性。     

“圣战”与“和平”的博弈:战时华东沦陷区“七七纪念”活动述析

在近代国家形成过程中,纪念日通常承载着塑造国民意识、培养民族国家认同以及创造或增强政权合法性的强大功能。然而,抗战时期华东沦陷区日伪政权展开的"七七"纪念活动却并非如此,它一方面被赋予针对抗日宣传的反宣传功能,同时又因日本居留民群体以"七七圣战"纪念活动展示日本战胜的意味而极度尴尬。由于华东沦陷区特殊的社会环境、日军占领者与汪伪政权间围绕纪念日资源的明暗博弈,这一纪念活动的进程错综交织、乱象丛生。当双方以"七七"纪念为体、以"中日和平"为交叉点重构"七七"的政治意蕴时,双方的政治分歧也清晰可见。亲日政权本就虚幻的合法性在被动的"七七"纪念活动中更遭遇困局。华东沦陷区的"七七"纪念活动,可以视为偏离近代纪念日常规路径的特殊现象,它所具有的政治功能产生了逆向的扭曲效果。     

教育电影还是左翼电影:20世纪30年代“左翼电影”研究再反思

20世纪30年代真正意义上的"左翼电影",不仅与程季华等学者定义的"左翼电影"有别,而且与当时国民党提倡的"教育电影"有别。在国民党方面看来,20世纪30年代获得其推崇和褒奖的电影,并非"左翼电影",而是"教育电影"。作为两种政治属性截然不同的电影类型,"教育电影"与"左翼电影"可谓界限分明。尽管如此,在一些反映社会现实的影片中,"教育性"与"左翼性"的元素常常同时并存,使得它既可成为具备政治合法性的"教育电影",又可成为"左翼电影"。这导致国民党党政部门在给这些电影定性时出现混乱,在1933年的"浙省密报事件"和"艺华事件"中互相指责,并导致了国民党教育部、内政部电影检查委员会的改组与中央电影检查委员会的成立。但由于"左翼电影"的制作策略等原因,不管是教育部、内政部电影检查委员会,还是中央电影检查委员会,都对他们认定为"左翼电影"的电影,大多采取修剪而非禁映的措施。     

国家纪念日与抗战时期政治合法性之建构

九一八事变爆发后,国民党与国民政府试图利用国家纪念日这一政治文化资源进行政治合法性建构,以维护自身的统治并表达政治诉求,特别是在特殊环境下进行政权建设,为抗战服务。国民党和国民政府通过国家纪念日传递筛选后的记忆,试图制造出共享的社会记忆;通过国家纪念日的活动时空、参与人员、仪式话语等安排,以建构权力权威;通过将传统文化融入国家纪念日,以构建文化传统;通过国家纪念日动员,让民众感受纪念仪式操演氛围,接受宣传的政治内涵和理念。国民党与国民政府正是通过国家纪念日这四个方面建构抗战时期的政治合法性。     

职业团体与职业代表制下的“民意”建构——以1931年国民会议为中心

1931年5月,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主流派为确立训政体制的合法性,主导筹办国民会议。在此过程之中,国民党试图掌控民意,而民众团体及反对力量则寄望于国民会议来制约独裁。在代表的选举方式上,职业团体与职业代表制成为民意汇集的主要渠道。然而在此前,国民党政府通过对职业团体的整顿改组,重建了民众组织体系。在代表的选举方式上,确定职业代表制为主要方式之一。在职业代表制的掩盖下,职业团体虽有代表与会,但绝大多数席位被党政要员占据。此类代表虽名为职业代表,实际上为国民党所圈定。实施的结果是,职业代表制使国民党在避免政党竞争的情况下保持了对选举事务的安排以及对国民会议政治方向的掌控。这种民意建构虽体现了民主的象征意义,但并未带来民主的实质性发展。     

“执政为民”的合法性解读

政权合法性是执政党有效执政的前提",执政为民"表明了我党执政权力的公众认可,是我党在政治现代化过程中对政治合法性的理论建构。依法行政是"执政为民"在制度的安排,是"执政为民"最终的落脚点。     

《黄帝四经》所见“节”“度”之道

如果说"法天则地"是黄帝行为的准则,"节""度"之道就是黄帝行为的方法。《黄帝四经》很大程度上是一部讨论"节""度"之道的书。过去,作为客观法度和刚性标准的"节""度"较受重视,而主观意义上的、作为柔性原则的"节""度"还较少引起关注。确定的、不变的、成文的"节""度"固然是"法",微妙的、灵活的、弹性的"节""度"同样是一种"法",黄帝之道正由此体现。平衡并不表现为绝对均衡,有时适当地偏向其中一方是处理矛盾关系最好的方式。对于灵活性原则的追求,是中国古代思想的一大特色。     

塑造新思想:建国前后北京与上海的“五四”纪念活动

建国前后,北京和上海都举行了规模盛大的"五四"运动纪念活动,这两次活动都不仅仅是群众性的纪念仪式,更深刻的意义在于,它一方面号召继承"五四"革命精神,表达对现实服务的方向;另一方面则书写着自"五四"运动以来中国革命胜利的历史必然性,从而确证新民主主义理论的正确性以及对中国革命和即将展开的新中国建设的指导意义,即为新中国确立了一个新的思想坐标——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这种以"五四"为中介而实质上是为了引导和塑造新思想的纪念活动方式,成为后来"五四"纪念的传统,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确立领导地位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革命节日的空间构建与意识形态教化——以“法兰西共和国统一不可分割节”为中心

形形色色的节日层出不穷是法国革命十年的一个重要现象。1793年8月10日举行的"法兰西共和国统一不可分割节"即是其中一个规模宏大的节日。它发生在革命走向恐怖阶段的重要时刻,是革命危机的直接产物。但该节日的蕴意远不止简单地回顾历史、弥合纷争,其间潜藏着特定革命政权为建构意识形态合法性而铺陈的革命叙事,同时也包含超越特定阶段的革命意识形态,即民族"再生"理想。以这个具体节日作为研究对象,通过描述它举办的背景与过程,分析其潜在的意识形态內涵,进而将其置于整个法国革命宏观的政治文化环境中考察,可以借此管窺大革命十年间的事件、历史进程与政治文化之间复杂微妙的关联。     

畲乡“弼公节”

<正>"弼公节"在福建省闽东畲乡是一个隆重的传统节日,是福鼎市佳阳畲族群众为了纪念丹桥村守正刚直、不畏强权的名士钟良弼,进而逐渐形成一个节日。钟良弼(1780—1842年),清嘉庆七年(1802年),赴福宁参加科举考试。时有书办王万年歧视畲民,串通生监诬蔑畲族蓝、雷、钟、吴、李5姓"犬生","与兽为伍",公然动武把畲族考生赶出考场。钟良弼不服,返乡同姐姐遍告村族,激起畲     

南京国民政府国庆纪念中的辛亥记忆

国庆纪念是传承辛亥革命记忆的重要形式。南京国民政府时期,国民党通过国庆纪念仪式,不断打造并唤起人们的辛亥记忆;并通过自己所掌握的话语权与纪念宣传,完成对辛亥革命史事及意义的再建构。借助于辛亥记忆,国民党不断把自己的建国理念贯穿于国庆纪念之中,为国民党统治的合法性确立基础。     

第二次“伍豪事件”

1932年2月,国民党特务炮制了一个所谓的"伍豪事件"。当时,他们以周恩来五四时期曾用名"伍豪"的名义,在上海《时报》、《新闻报》、《时事新闻》和《申报》上分别刊登"伍豪等脱离共党启事",企图达到污蔑周恩来、瓦解共产党在白区革命力量的目的。但这个"脱党启事",完全是捏造的。因为在刊登启事的前两个月,周恩来已     

我在莫斯科中山大学的回忆

莫斯科中山大学俄文全称"中国劳动者孙逸仙大学",是联共(布)中央在孙中山去世后为纪念他而开办的,目的是为中国培养革命人才.当时正是国共合作时期,国民党俄国顾问鲍罗庭于1925年10月7日,在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第66次会议上正式宣布莫斯科中山大学的建立,同时建议国民党选派学员赴俄学习.     

谈“节”

节是古代官方权力的象徵,被授予权力叫做"持节",节代表了朝廷朝廷的权威,持节者因此获得特殊的身份。苏武出使匈奴,面对威协利诱,保持汉使尊严,维护汉廷的荣誉,史称"苏武节",彪炳史册。节的形制并非是一层不变的。人们从安徽寿县出土的鄂君节,认识到战国楚的王命之节的具体形状和文字内容。而对于秦汉以来的节只能从文献得到抽象的概念,或恐误会为后世所见的龙头拐杖加流苏的节。云南昭通后海子东晋墓壁画出現了节的形象之后,陆续在其他汉晋壁画也出現了节的形象,人们对汉晋之节有了一个大致正确的认识,并有专文讨论。孙彦《谈"节"》一文收集了新的考古资料,结合文献,分析壁画和实物上的图像,深入探讨了节的形制,它的质地、色彩、节旄的形状、持节者的服装和持节制度,无疑加深对节的认识,促进我们全面地研究这个器物。持节者著绣衣,这个绣衣不是一般的颜色鲜艳、装饰华丽的丝织服装,而是绣绘之衣,是持节者专用服饰,可能有特殊的纹样和颜色。羽人是仙人,他不穿凡间官方的绣服,而是羽服,我们不能混淆这两个世界,不要把绣衣套到羽人身上去。     

20世纪30年代“读经”的主张和争论

对于1930年代因"读经"而引发的争论,仅从政治思想斗争及国民党寻求统治的合法性而展开研究是不够的.争论的背景和相关论述表明,它更主要是立足于民族和文化的双重危机;立足于对传统文化与现实政治、社会生活、文化建设等相关联系的多种认识.     

“1954年以来的法国、欧洲和越南”学术研讨会在巴黎举行

<正>为纪念1954年日内瓦协议签订60周年,2014年1月16日至18日在法国巴黎举办了一次主题为"1954年以来的法国、欧洲和越南"的学术会议。这次会议是由法国外交部档案馆、巴黎一大、法国军事学院战略研究所,以及越南河内社会和人文科学大学联合举办的。这次会议围绕着1954年以来越南与法国及欧洲的关系展开,主要分了四个主题来讨论:第一个主题是"从历史学家的角度看政治与战略的关系",讨论了印度     

纪念粉碎“四人帮”35周年座谈综述

1976年10月6日,中共中央一举粉碎"四人帮",结束了文化大革命。为纪念这一重大历史事件,2011年10月6日,叶剑英等老同志的后人在京举办了"人民的胜利——纪念粉碎‘四人帮’35周年"活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