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革命与霓裳:大革命时代法国女性服饰中的文化与政治》

正汤晓燕著,浙江大学出版社2016年4月版。介绍和研究法国大革命的著作浩如烟海,而作者独辟蹊径从女性服饰与政治关系的角度,结合当前最新的性别研究和表象研究,细致地考察了大革命前后女性服饰的变迁。作者指出,一方面,政治文化与社会等诸多要素影响着服装的变化;另一方面,服饰也对社会有教化、区隔以及引导的作用。因此,服饰不仅仅是深层社会     

20世纪西方女性主义文论概述

20世纪,欧洲知识界兴起了一种新型话语：女性主义文论。它从为女性争取政治权利开始,经过英美学派和法国学派的论争和发展,呈现出多样化的特点。英美学派力图揭示隐藏在文本背后的两性对立以及女性失声的真实状况,法国学派却试图希望通过建立具有女性特征的语言来改变不合理的秩序。随着后殖民主义思潮的影响,女性主义文论显示出了明显的否定性、流动性,呈现出不同的变化态势。     

法国大革命时期的特派员浅析

特派员一职是法国大革命时期政权建设的一个独特而又重要的组成部分,它为保证法国大革命的顺利进行发挥了积极作用,在大革命政治史上占有重要地位。但是,史学界对此尚无专论。本文试图从特派员一职的历史演进、权力变化及其对法国大革命的积极作用和消极影响四个方面对这一问题做初步的探讨。     

法国大革命时期的性别歧视和女权运动

本文探讨了法国大革命时期的性别歧视与女权运动的关系。性别歧视是一个反文明、反民主的毒瘤。法国大革命标榜"人权",却反对妇女享有同等的权利,这直接引发了妇女为争取自身利益和解放的斗争。女权运动使名不见经传的法国妇女登上了历史的舞台,并在一定程度上行使了公民权利。但是,性别歧视的政策逐步升级使妇女的政治权利受到排斥,世界上第一次女权运动也最终夭折。     

中间性团体:预防权力腐败的天然屏障——对托克维尔《旧制度与大革命》的解读

法国大革命前,一方面是中央行政权力对贵族团体、教会和各种公民社会组织等中间性团体的压制,另一方面是贵族、教会团体本身的腐化、"变质"和人民对中央权力的依赖,两方面的共同作用促成了行政集权专制的形成,并最后导致了大革命的爆发。大革命继承了旧制度下摧毁一切中间性团体的传统,使民众变成了原子化的个人,中央政府成了公共生活的唯一代理人。对当下的中国来说,深刻领会托克维尔关于中间性团体的思想,对于我们培育健康活泼的公民社会组织、预防权力的腐败具有积极的意义。     

大革命前后法国农民土地产权问题——从托克维尔的一个误判谈起

托克维尔对法国农民土地产权问题曾做出推断。托氏认为,革命前法国农民已经是土地所有者,因此法国农民强烈仇恨封建权力。托氏的逻辑是,封建权力范围缩小了,它激起的仇恨反而更大。然而以事实为依据,托克维尔关于革命前农民已成为土地所有者的推断是个历史误判。大革命前的法国农村,农民身受教俗贵族和王权压迫,封建特权因其行将就木而更加苛刻。"年贡农"是习惯佃农主体,仅有残破的权利;众多分成佃农和无地农,与土地没有任何产权关系。农民土地问题是大革命爆发的深层原因。法国大革命打击了封建权力,不断消解佃户的封建义务,土地混合产权正在被单一私人产权取代,法国农民越来越接近成为自己土地的所有者,然而这种情况发生在大革命之后,而不是托克维尔所断言的大革命之前。大革命推动了农民土地确权,但同时也付出了沉重代价。     

“三色徽之争”与大革命中的女性

1793年的"三色徽之争"是法国大革命时期性别政治的转折点。该事件源于市场妇女对限价政策的不满,经济利益的矛盾导致了女性革命阵营的分裂。双方冲突通过三色徽佩戴问题表现出来,随即引发了对女性政治权利的争论。性别角色的混乱被视为政治失序的根源,这类话语在卢梭等启蒙哲人的思想中找到了依据。在革命政治危机的推动下,性别政治成为主导话语。女性俱乐部被关闭,妇女退出公共政治舞台,该事件的影响一直持续到19世纪。     

威廉· 雷迪如何解读情感的历史变化及其意义

为了解释情感如何随着时间而变化,雷迪提出情感表达(emotives)理论,并将之应用于法国大革命史研究.情感表达理论把情感纳入历史学的考察视野,引导学界关注情感在社会与政治生活中发挥作用的路径,强调情感表达是一种情感经营,情感真挚只是表达情感的一种"技巧"与方式.雷迪以"情感主义"为切入点,清晰勾勒出大革命前后法国人的情感变化过程.大革命前几十年的法国,人们的情感过度外露,无条件地尊崇情感真挚,使情感成为政治斗争的工具.革命者与反革命者都以指责对方不真挚来加强自身的合法性,导致革命越来越激进直至恐怖政策的实施.罗伯斯庇尔倒台之后,尤其是拿破仑时代,情感重新被视为属于女性的、私人的、家庭的领域,并最终被逐出公共生活.雷迪有关"情感主义"兴衰的研究,强调情感变化背后的历史意义,开启了以往完全被忽视的研究领域,丰富并深化了对大革命前后法国历史的认识.     

书讯

《种族歧视与性别———二战前美国大陆男性华人之经历》出版台湾师范大学王秀惠博士所著的《种族歧视与性别———二战前美国大陆男性华人之经历》一书,已由台湾允晨文化实业有限公司于2006年3月出版。该书试图以性别学理论阐释梳理二战前美国男性华人的历程,全书约30万字,绪论、结语外另分为六章。在第一章中,作者首先介绍了性别研究与男性气概的有关情况;在随后的第二章和第三章中,作者探讨了男性华人在美国社会所遭受的经济和种族压制;第四章中,作者从白人洗衣业者的角度出发,分析他们如何塑造他们对于男性气概/女性气质的认识以诋毁华…     

内容提示

<正>本辑"名著解读"由复旦大学和北京大学的两位教授执笔,他们从不同角度解读了《旧制度与大革命》。托克维尔在《旧制度与大革命》中究竟表达了什么思想?为什么王岐山多次提倡读这本书?李宏图教授沿着托克维尔的思路解读托克维尔。大革命前,法国专制权力控制了整个国家,取代了原本自然存在充满活力的社会运作体系。人民不再是受强制的服从,已成为具有奴性与毫无自由知性的受奴役者。革命没有改变人们的思想和心态,这是专制制度不     

“人侵”与“解放”背景下的革命——美因茨共和国的历史解读

法国大革命期间,美因茨的雅各宾派在法国革命军的支持下进行了创建共和国的尝试,但最终却无法摆脫昙花一现的命运。这与"美因茨共和国"笼罩在法国大革命阴影下的事实密切相关。由于"美因茨共和国"是美因茨的雅各宾派在法国干预下进行的民主革命尝试,我们需要在"入侵"与"解放"的背景下理解他们的行为,才能对"美因茨共和国"的历史有更加清晰的认识。"美因茨共和国"是法国大革命扩散的结果,无所不在的法国因素决定了美因茨共和国的特质,也影响了它的命运。通过考察美因茨共和国的短暂历史,德意志历史的复杂性得到了呈现。     

对中国抗击疫情,法国某些媒体是怎样抹黑的

中国爆发新冠病毒疫情以来,法国从官方到民间对中国罕见地表现出一种强力支持的氛围,这是我多年来没有见到过的、令人感动的一幕。然而,法国的某些"汉学家"和媒体却一如既往地对中国表现出强烈的"仇恨"和"鄙视"态度,一如既往地以虚假信息来蓄意欺骗法国普通民众,一如既往地以他们手中掌握的舆论权力,来打击两国民众之间在非常时期表现出来的非常友好的姿态,使中法之间的本来非常良好的互动,特别是法国民众有可能对中国产生的好感,再度因他们一如既往地否定中国之一切,而陷于相互误解、曲解甚至不解、反感的地步。     

民元女界精英的参政运动与政治表述

近代女性精英为争取女权在辛亥战争期间主动投身革命,履行革命义务。民元后,女权的诉求转变为谋取参政权利。从义务到权利、从革命到女权的转换显示了女界精英性别及政治主体性觉醒的程度。她们不仅积极参与运动以"立功",还注重借助媒介表达政治诉求以"立言"。     

“女子”与“君子”:从女教理论看儒家思想的传播及礼俗之互动——以“女四书”为中心

传统女教主要是基于儒家五经所建构的"内/外"模式来规训女性的言行举止与生活空间,而随着女教理论的发展,儒家修身学说逐步被移植并被用以型塑女子之德性。其中,"女四书"因其作者本身为女性,鲜明体现了女性对于礼教的自觉认同与"内卷化"特征,甚至表现出"立命"与"安身"相统一的趋势。然而从唐代的《女论语》开始,在儒家的心性修养体系日渐深入女教理论的同时,作者已不满于《女诫》以来将女性圈囿于家庭之内的角色定位与伦理束缚,表达出了参与公共事务的强烈意愿与完善个人道德、安顿终极关怀的诉求。换言之,先秦乃至两汉的女教理论着意将女子型塑为"女子",而唐代以降,女性的性别意识逐渐觉醒并致力于打破这一阃域,而力争成为"女君子"乃至"君子",并因此产生了女性个体诉求与儒家传统礼教之间的矛盾。这一冲突在明清时期达至巅峰,从而呈现出礼俗互动的多重影像。     

法国大革命中的红颜宰相——罗兰夫人

罗兰夫人(Madame Roland,1754—1793年),原名玛侬·让娜·菲利普。罗兰夫人和罗兰都是法国大革命时期吉伦特派领导人之一。她才华出众,被称为"大革命期间最高贵的女人"。她和路易十六的皇后玛丽·安托瓦内特是影响法国大革命的最重要的两个女     

《萨利克法典》“神话”与十六七世纪法国排斥女性的政治文化传统

法国历史上从未出现过女王,这一特殊现象与《萨利克法典》密切相关。这部诞生于公元6世纪的民事法典在14世纪的法国被重现发现,用以对抗百年战争中英国对法国王位的主张以及国内的分裂势力。经过几代学者的重新编撰和阐释,该法典在16世纪成为排斥女性继承法国王位的王国基本法。法国最高权力舞台上不断出现女性角色,这引起思想界从性别的角度去思考不同性别的社会角色与职责。政治事件的偶然性与国家政治制度的讨论、性别观念的长期酝酿相结合,《萨利克法典》被推上神坛,这恰与法国政治文化中反对女性涉足政坛的强大传统理论化的过程不谋而合。在中央集权国家逐渐崛起与强大的历史阶段,法国女性的政治空间日渐被压缩,性别史的演进深受政治史的影响。     

一位“跨性别”研究者的突出贡献——读《康奈尔和她的社会性别理论评述》

康奈尔是一位“跨性别”研究者,他用男人的眼睛,站在女人的角度来研究男女两性的社会建构历程和相互关系,在社会性别研究领域成果丰硕。她的性别秩序三重关系论、男性气概社会建构论和她看世界分析问题的独特视角和见地都发人深省。     

性别考古视角中的王因墓地分析

通过统计学分析、定量分析等方法的运用,以性别考古为研究视角,从墓葬结构、死亡年龄、随葬品、合葬墓及二次葬等方面揭示了王因墓地所反映的两性差异。王因墓地两性在墓葬结构、墓室面积、死亡年龄上并未有明显的差别,而在生产工具、装饰品、随葬猪骨、合葬墓及二次葬等方面差异明显。具体表现为:石锛、石铲、石斧等主要为男性所使用,纺轮、石球主要为女性所使用;女性以腕臂环饰为主,男性则以发饰为主;男性以随葬猪下颌骨为主,女性则多随葬猪肢骨;合葬墓中,随葬品多摆放在男性一侧;二次葬多发生于男性墓葬。王因墓地的社会性质推测为母系氏族社会,婚姻形态或处于偶婚制阶段。     

明清徽州的人口买卖与婚配

从卖身契中,可以看出明清时期的徽州存在着不少的人口买卖行为,这与当时徽州存在着为数众多的贱民阶层是相一致的,卖身在承担服役义务的同时也被给予了婚配的预期,这亲就有了婚配的可能。通过多种多样的灵活性的两性结合,被卖获得了婚配,这种卖身和婚配反映了明清时期的徽州社会存在着生存压力以及因性别失衡和婚龄女性缺乏所引起的性别紧张。通过这种卖身和婚配,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生存压力和性别紧张。     

法国旧制度晚期奢侈论争中的等级、性别与政治

18世纪法国的"奢侈论争"不仅牵涉政治、经济、宗教等诸多问题,更带有强烈的性别色彩。相较以前的反奢论,这场论争更为猛烈地抨击了贵族女性的奢侈腐化,进而直指整个贵族等级。贵族被视为丧失了应有的美德与存在价值,其权威与统治的合法性遭到了质疑。借助性别的话语,该论争在承袭了古典传统对奢侈批评态度的同时,展现了不同社会等级之间的对峙与冲突,是当时社会政治矛盾的真实反映。"奢侈论争"的背后反映出的是大革命前夕摇摇欲坠的旧制度等级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