诸子·王官·学统:诸子起源再认识

<正>研究学术史,离不开梳理相关研究的学术传统。据专家解释,传统"乃是一种‘有效应的历史’,它不是固定的‘过去’,而是每一代人根据‘现在’的内在需要而创造出来的指向‘未来’的进程"(江湄:《创造"传统":梁启超、章太炎、胡适与中国学术思想史典范的确立》,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     

早期创造社与胡适的翻译论争

早期创造社在<新青年>主导的新文化运动遭多方批评的氛围中挑战国内新文坛,双方人脉及日本文学的影响不同当为主因.这无疑体现在各自创作手法和翻译方法的差异上.在此背景下,早期创造社与胡适发生一场翻译论争.从翻译技术层面来讲,此论争主要在郁达夫文重点所指"直译"、"意译"孰真及译文版本等几个方面展开;但就实质而言,此论争涉及双方在派分、主张及争胜等多方面的观念歧异与人事纠葛.不过,撇开意气,从创造新文学事业方面看,双方实有合作的必要.遗憾的是,双方虽然和好,但由于性格差异,郁达夫与郭沫若最终走上了与以胡适为中心的主流学界关系亲疏不同的合离之路.     

一篇胡适佚文的背景和价值

胡适的英文文章“A Philosopher of Chinese Reactionism”(《中国保守主义的哲学家》)发表在《中国留美学生月报》上.这是一篇佚文,与《胡适日记》提到的文章“Goodnow and Chinese Reactionism”有亲缘关系.它的价值在于反映了袁世凯称帝前胡适对新知识分子的认识水平,是理解胡适的知识分子观以及他处理与国家、政府关系的钥匙,还可从中发现他参与新文化运动的动机.     

声音

<正>1954年的"讨胡运动"声势浩大,中科院和作协共同成立专门批胡适的机构即周扬所称的"讨胡委员会",在郭沫若"委员长"的领导下,出版了《胡适思想批判》约200万字,其他出版社出的批胡著作也有30多本,300万字。这些文章,胡适全部都看了,还加了些诙谐的批注。他和友人说:"这些漫骂的文字,也同时使我感到愉快和兴奋,因为……我个人四十年来的一点努力,也不是完全白费的……毕竟留下了大量的‘毒素'。这种‘毒素'对于马列主义好比瘟疫,还发生抗毒和防腐的作用。"     

论“五·四”时期陈、胡合作的思想基础

“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陈独秀、胡适是两位显赫的历史人物。他们共执牛耳,名震一时,是一代新青年追崇的偶像。陈独秀晚年对此曾郑重地表示:“五四运动,是中国现代的社会发展之必然的产物,无论是功是罪,都不应该专归到几个人,可是蔡先生、适之和我,乃是当时在思想言论上负主要责任的人。”的确,把胡适与陈独秀两人的名字联在一起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由《新青年》一个刊物,北京大学一所大学和几个教授领导一场     

《世説新語》“艾艾”再釋

<正>艾艾是形容口吃的戲謔之詞,語本《世説新語·言語》:"鄧艾口喫,語稱艾艾。"在辭典中一般作如下解釋:[艾艾]"口吃的樣子"。後因以‘艾艾’形容人説話口吃。"(《王力古漢語字典》,頁1038)"後謔稱口吃言訥曰‘艾艾’。"(《漢語大詞典》九,頁271。)"鄧艾,三國時魏將。後因以‘艾艾’形容口吃的人吐辭重複。"(《辭海》,2010年,頁17)     

关于宫素然《明妃出塞图》题诗者张锡

在流落海外的宫素然《明妃出塞图》上题诗的有三个人:第一个是陆勉,题了王安石《明妃曲》二首;第二个是自称"天府谪仙"的张锡,盖了一个白文"天锡"图章;第三个是吴郡孙宁。郭沫若先生曾经在1964年《文物》第7期《谈金人张瑀的<文姬归汉图>》一文的"书后"中,从张锡的七言古风中看出"作者不仅在‘伤古’,而且在‘伤今’",     

《读史方舆纪要》献疑一则

<正>贺次君、施和金先生点校本《读史方舆纪要》卷62载:"(靖远卫)东北至宁夏中卫二百五十里。"(中华书局,2005年,第2963页)靖远卫即今甘肃省白银市靖远县县城,中卫即宁夏回族自治区中卫市沙坡头区,该书所载两地距离仅"二百五十里",颇为可疑。乾隆《续修中卫县志》卷1载"(中卫)西南至柴薪梁靖远县界二百里"。柴薪梁,今名"柴辛梁",位于靖远县北部东升乡的柴辛村附近,地处靖远县与中卫市交界地     

也谈胡适的骨头是否"硬"

谢泳在《胡适的一些旧事》一文中,比较了对鲁迅和胡适的一些评价后,提出"总体上看,也可以说胡适的骨头是硬的"的观点。接着,《羊城晚报》发表了丹祖的文章《胡适的骨头是"硬"的么?》,提出不同的意见,认为胡适的"硬"是反映了反动派内部的一些争论或国民党内部高层人物之间的某些分歧罢了。他的性质,同革命派、革命人民与国民党反动派之间的坚决斗争的性质,显然完全不同。从胡适28岁以后的大半生经历来看,正好表现了他敌视革命人民、进步人士的'反骨'之顽固性是多么'死硬'罢了"(转自《中华读书报》2003年5月28日21版)。如果说谢泳先生的观点过于"新"的话,我以为,丹祖先生的话则过于"旧"了。     

胡适是尊孔复古派吗?

正名人身后是非多。胡适亦然,上世纪七十年代,他头顶的帽子就又多又重。其中一个叫"新尊孔复古派"。之所以冠上"新",一来,有别于五四前的老尊孔复古派;二则因其是中国新文化运动的领军人物,但后向右转,坠入尊孔复古泥淖,带些嘲笑味。那么,胡适果真是尊孔复古派吗?指胡适尊孔复古,依据大抵有二。其一,1923年前后,胡适曾为青年学子开过"最低限度的国学书目",且倡言"整理国故";其二,他作于1934年、并于     

李大钊与胡适:一场有意义的讨论

正胡适晚年向唐德刚口述自传时,曾深情回忆新文化运动时期与李大钊关于"问题与主义"的讨论。由于唐德刚先生的整理稿增加了一个情绪化的小标题:《"问题"与"主义"之争:我和马克思主义者冲突的第一个回合》,因而在后来的研究中,差不多都将他们的争论上升为政治上的根本冲突。其实,如果仔细分析他们的文本,似乎并非如此。     

两汉“漏泄省中语”考论

正"省中",汉蔡邕云:"本为禁中,门阁有禁,非侍御之臣不得妄入。"(《汉书·昭帝纪》注引"蔡邕云",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218页)西汉成帝时,因避孝元皇后父王禁名讳,以"省中"代"禁中"(陈垣:《史讳举例》,上海书店出版社1997年版,第21页)。对两汉"省中"的认知,涉及两汉宫省制度的探讨。杨鸿年将皇宫分为宫内省外与省中两部分(杨鸿年:《汉魏制度丛考》,武汉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3页);廖伯源从宿卫制度入手,进一步将宫内区分为宫内殿外、殿内省外与省中(廖     

聆听大师·胡适系列

正胡适是与陈独秀、鲁迅等并称新文化运动主将的著名思想家、学问家,其思想和学说在中国近现代思想界、文化界产生过广泛的影响。但长期以来,中国大陆公众对胡适思想观点的意义缺乏了解。为帮助一般读者了解胡适,我们编选了这个书系。包括:《不受人惑:胡适谈人生问题》、《我们能做什么:胡适说中国》、《儒教的使命——胡适谈国学》、《禅宗是什么:胡适谈禅说佛》、《习惯重于方法:胡适谈读书治学》、《孤独与大胆:胡适自述》、《西洋文明的本质:胡适讲西学》。     

卌三年逨鼎中“讯庶又粦”考辨

新发现的卌三年逨鼎中有"讯庶又粦"一语,李学勤先生将"粦"隶定为"(炎口)",认为"‘(炎口)’字从‘炎’声,应读为古音同在匣母谈部的‘嫌’,即嫌疑"。"‘讯’是讯问,‘庶’义为众,‘又’读为‘有’。""‘讯庶有嫌’,即审讯嫌疑人。"李零先生认为"‘讯’,指司法审讯"。并将"(炎口)"释作"戾",说其"同‘吝’,古书用为通假字,如《礼记.大学》‘一人贪戾’,郑玄注:‘戾,或为吝。’古人多以‘罪’训‘戾’(《尔雅.释诂上》),这里是指触犯刑律者"。     

整理《王梵志诗集》的新收获——敦煌写本L1456与S4277的重新缀合

自敦煌遗书内发现王梵志诗的唐人手抄写本以来,我国学者刘复率先在《敦煌掇琐》(1925年)内辑录王梵志诗的三种写本,胡适的《白话文学史》则以专门章节详细论述王梵志及其五言白话诗的兴起。其后,日本《大正新修大藏经》第85卷,编入《王梵志诗集卷上并序》;郑振铎整理的《王梵志诗一卷》的新校本(《世界文库》1935年)问世。八十年代以来,王梵志诗又引起国内外学者的广泛兴趣,陆续整理和出版了邓文宽、赵和平《王梵志诗校注》(《北京大学学报》1980年第5、6期)、法国戴密微     

甘峻山位置辨

<正>笔者阅读方志过程中,发现甘峻山位置有异。《太平寰宇记》卷152《陇右道三》引《水经注》佚文:"弱水历绀峻山南,与张掖河合,即鲜水也。"(中华书局,2007年,第2942页)《旧唐书》卷40《地理志第十二》载:"甘州,取州东甘峻山为名。"(中华书局,1975年,第1641页)《元和郡县图志》卷40《陇右道下》载:"甘峻山,在张     

《明史》勘误一则

正《明史》云:"瑾好招致术士。有俞日明者,妄言瑾从孙二汉当大贵。"(1)又云:"瑾从孙二汉当死。"(2)校勘记云:"瑾从孙二汉当死。‘从孙’原作‘从子’。按,本书卷三〇四《刘瑾传》作‘从孙’,《武宗实录》卷六六正德五年八月戊申条作‘侄孙’,据改。"(3)然而,明代何乔远《名山藏》则曰:"瑾常招引四方术士余日明、余伦、余子仁等出入其家,妄称其侄刘二汉者当大贵,以是有反心。"(4)清人谷应泰《明史纪事本末》(5)、万斯同《明史》(6)皆云刘二汉是刘瑾之侄,而非从孙。     

汉昭帝“耕于钩盾弄田”考

<正>汉昭帝"耕于钩盾弄田",应劭曰:"时帝年九岁,未能亲耕帝籍,钩盾,宦者近署,故往试耕为戏弄也。"臣瓒曰:"《西京故事》弄田在未央宫中。"师古曰:"弄田谓宴游之田,天子所戏弄耳,非为昭帝年幼创有此名。"(《汉书·昭帝纪》,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219页)后代学者在称赞汉昭帝九岁亲耕行为之余,指出耕于钩盾弄田与戏弄、儿戏有关。如:宋代王禹偁认为:"耕钩盾之弄田,但矜儿戏……"(王禹偁:《小畜集》卷一《古赋·籍田赋》,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086册,台北:台湾     

胡适和科学玄学之争

五四时期,随着西方各种思潮的输入,尤其是社会主义思潮的迅速传播,使新文化运动染上了明显的政治色彩。五四运动把胡适所希望的一个单纯的文化运动转变成一场政治运动,扰乱了他那为中国建立非政治的文化基础的梦想。但胡适并未放弃他的“思想革新”事业。1923年,在胡适主办的《努力周报》第48期上发表了丁文江的《玄学与科学》一文,从而在中国思想界展开了一场新科学与玄学的论战,参加这场论战的人分成科、玄两派,站在科学派一边有丁文江、胡适、吴稚晖、唐钺等,玄学派以张君劢为     

诗札与收藏

正中国是一个诗的国度,历史上诗人和诗作繁若星辰。广义上的诗包括自《诗经》以来的辞赋、乐府诗、古风、律诗、绝句、词曲等形式的传统诗歌。"五四"前后,新文化运动掀起文学革命,反对文言和旧文学,倡导采用白话写诗,遂有白话"新诗"的出现。为了区别这两种不同的诗体,便把以前的中国古典诗歌称为"旧体诗",也叫"旧诗"。如果以第一本新诗集—胡适《尝试集》的出版开始算,新诗距今刚好100年。而在这之前都是旧体诗的时代,如果从中国最早的一部诗歌总集—《诗经》里收录的西周初年的诗歌算起,有近3000年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