吕思勉的社会史研究

吕思勉在"史界革命"的学术氛围下,把西方社会学理论引入史学研究领域,开始关注和研究社会史,并逐步形成了自己的研究理路和认识,主要有:史学研究的对象是人类社会,而不应以帝王将相为中心;主张史学与社会科学以及自然科学的广泛结合,尤其注重社会学与史学研究方法的优势互补;社会史研究以婚姻为社会组织的开篇,重视"社会关系"在社会史研究中的地位;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提出"社会组织的变化,经济实际为其中最重要的原因"的观点;重视生活方式研究,注重发挥史学强大的叙事性功能。这对于今天拓展我们的史学研究视野依然具有借鉴意义。     

史观取向与理论属性--霍布斯鲍姆整体社会史思想探论

整体社会史研究的理论属性与史学观念的价值取向是霍布斯鲍姆新社会史学思想的重要特征,构筑了史学思想体系的重要部分。就融合其社会历史观、历史认识论和方法论为一体的史学理论与实践来说,他关于整体社会史研究的深邃见解,体现了其史学研究的核心内容和史学观念价值。通过细致解析,我们可以清晰地厘定其整体社会史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属性、史学价值目标和学科特性。这种整体社会史的理论架构就是借助结构模式与综合分析,构筑整体的社会历史。     

中国史学近代转型视阈下的“社会史”书写及其演变

近代中国史学中的诸种"社会史",多将社会视为一个整体探究其演变特点,这反映了中国史学的政治史书写传统的社会化、世俗化转向。"社会史"书写的演变,既反映了西方社会科学理论在近代中国史学界从进化论一家独大到日趋多元的演变特点;也反映了近代中国史家的历史书写理念,从以中国历史为西方理论作注脚,到回归历史学本位的趋向。与之相关的史学社会科学化,同样经历了从辅助"史料考订"到进行"历史解释"的演变。     

新时期社会史研究崛起原因探析

80年代中期以来,在我国史坛沉寂了30多年的中国社会史研究犹如狂飘骤起,气势非凡,取得了可喜成就,闯出了史学研究的新天地。正如有的学者所言：“近十的走出低谷的史学的繁荣,很大程度上是在‘社会史’旗帜下获得的。人们稍加留意即可发现,近年来的史学研究成果比较集中于社会史研究方面。”‘’‘因而被一些知名学者誉为中国史坛“光彩照人的奇葩”,和文化史一道,是中国史学“奋飞的双翼”。中国社会史研究在新时期的再度崛起,并非空穴来风,而是势所必然。它既是当代社会对于史学研究的一种时代呼唤,也是史学对这一时代要求的自…     

我所经历的20世纪中国社会史研究

本是作所《中国中世社会》一书的序论。章大致叙述了四个问题：一、指出20世纪20年代末30年代初中国社会史论战与近代中国社会性质、中国农村社会性质论战,是马克思主义辩证唯物史现在中国思想界与学术界发展的一个高潮;二、这次社会史论战主要是理论之争,缺乏材料作理论基础。以重理论更应重材料为宗旨的《食货》半月刊应运而生;三、论述了史学研究中理论与材料之间的关系,并简单介绍了辩证唯物史观全面的、运动的观点和以物为主,但又不轻视精神的反作用的观点;四、指出辩证唯物史观是当代最先进的方法,是真理,仍是有生命力的。改革开放以来,西方史学思想涌进了中国思想界、学术界,辩证唯物史现有些技忽略。但在不远的将来,辨证唯物史观会在中国社会史研究的道路上重现光辉。     

理论与方法的推陈出新——新文化史研究综述北大核心CSSCI

文化的时代性是古典文化史的考察重点。古典文化史注重精英文化而无视普通人的生活,强贴时代标签而忽略文化的多样性。新文化史扭转了这一局面。它顺应二战后人文社科领域"文化转向"的趋势,吸收了"自下而上"的社会史研究思想,借鉴人类学等其他学科成果,形成独特的研究范式——以文化及其意义为对象,开展跨学科研究,以讲故事的方式从事微观考察,从而拓展了史学研究领域,在欧美国家掀起了一场史学理论与方法的革新运动。然而新文化史也存在弊端,如探讨对象的不明晰、研究取向的碎片化、客观历史的否定性,遇到了发展的瓶颈。另外,新文化史传入中国后,与社会史相结合,被称为社会文化史,仍有待于深入挖掘。     

清史及社会史研究的开拓性成果——《清人社会生活》评介

开拓史学研究新领域,改变多年来史学内容狭窄、风格单调的状况,建立更科学的史学体系,已成为当今史学研究的重要课题,近年来开展起来的社会史研究,正是适应这一需要而产生的新兴学科,并迅速发展为史学研究中的热点,取得了引人注目的成绩。1990年7月天津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冯尔康、常建华所著的《清人社会生活》,是这项研究的重要成果. 作为一门新兴学科的社会史,其研究对象、范畴及其体系,尚在探索之中,在这方面,《清人社会生活》一书做了具有开创意义的尝试。作者曾对社会史研究的对象与范畴等问题做过专门论述,认为社会史是伤究历史上人们社会生活的运动体系,是以人们的群体生活与生活方式为研究对象,以社会结构、社会组织、     

理论与方法的推陈出新——新文化史研究综述

文化的时代性是古典文化史的考察重点。古典文化史注重精英文化而无视普通人的生活,强贴时代标签而忽略文化的多样性。新文化史扭转了这一局面。它顺应二战后人文社科领域"文化转向"的趋势,吸收了"自下而上"的社会史研究思想,借鉴人类学等其他学科成果,形成独特的研究范式——以文化及其意义为对象,开展跨学科研究,以讲故事的方式从事微观考察,从而拓展了史学研究领域,在欧美国家掀起了一场史学理论与方法的革新运动。然而新文化史也存在弊端,如探讨对象的不明晰、研究取向的碎片化、客观历史的否定性,遇到了发展的瓶颈。另外,新文化史传入中国后,与社会史相结合,被称为社会文化史,仍有待于深入挖掘。     

抗战时期重庆马克思主义史家对古代社会史和思想史的研究

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后,随着社会形势的变化,马克思主义史学形成了延安、重庆两个中心,因政治环境、革命任务、个人治学领域等诸多因素的作用,重庆马克思主义史学对古代社会史和思想史的研究显示出明显的偏重。重庆马克思主义史家对中国古代社会史的研究,体现出马克思主义史学上承社会史论战的发展轨迹,从这个意义上说,重庆马克思主义史学更多地体现出与此前中国史学发展的连续性和继承性,而重庆马克思主义史家对思想史的研究则直接缘于社会史研究的成果。     

德国与欧洲的当代历史书写——斯特凡·贝格尔教授访谈

斯特凡·贝格尔(Stefan Berger)教授生于1964年,现任德国波鸿鲁尔大学社会运动研究中心主席、鲁尔图书馆基金的执行主席、社会史教授,主要致力于现当代欧洲民族史、政党史、民族主义、民族认同以及比较史学、史学史和史学理论方面的研究。本次访谈主要以当代德国与欧洲的历史书写、二战后德国的历史写作、史学论争与民族认同的关系,以及对德国"战后一代"历史学家的评价而展开。     

米罗诺夫与当代俄罗斯社会史研究

米罗诺夫是当代俄国社会史研究领域的著名学者。苏联解体后,他经过近十年的艰苦努力,完成了两卷本的《俄国社会史》。该书以唯物史观为指导,借鉴了年鉴学派等西方新史学的理论与方法,发挥了计量史学的独特功能,以其丰富的资料、缜密的论证和新颖的观点。对18-20世纪初帝国时期的俄国社会作了全面而深入的考察,在许多方面取得了重要突破。本文通过对《俄国社会史》的写作构想、基本内容与理论框架等方面的分析,认为该书所取得的成就,在一定意义上代表了当代俄罗斯社会史研究的水平和发展方向,是俄罗斯史学在新世纪崛起的重要标志。     

论马克思的社会史研究与唯物史观的形成——兼论宏观理论与专题研究的关系

宏观理论体系与专题研究的关系,是长期困扰史学界的一个重大问题。在近年来新兴的社会史研究领域中,这一问题已经成为制约社会史学发展方向的关键所在。相当一部分学者认为提倡宏观理论体系研究会限制或阻碍社会史专题研究的深化,认为“不宜过多地去考虑构建体系和框架”。①因而,中国社会史学在发展进程中形成了两个偏向:一是理论研究的     

分野与整合:当代中国社会史学科边界再议

近年来,当代中国社会史研究呈现出明显的跨学科取向.跨学科研究在拓展当代中国社会史广度和深度的同时,也导致学科边界渐趋模糊.漠视学科边界的存在只能造成当代中国社会史学科重心的偏移,影响学科建设.在日益广泛的跨学科融通中,厘清和划定学科边界是保持学科独立性的重要前提,清晰的学科边界是实现良性学术交流与学科互鉴的重要依据.作为史学分支学科,当代中国社会史有必要在坚持史学本位的前提下跨越边界,借鉴并整合其他学科之长,实现问题意识、理论视角和技术方法的创新,这也是推动当代中国社会史研究不断深入的基本路径之一.     

罗德尼·希尔顿的中世纪社会研究

罗德尼·希尔顿是英国著名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家,是中世纪经济和社会史研究领域的杰出学者。他在一系列作品中考察了中世纪农民和农村社会、封建社会的阶级关系、农民的抗争和反抗、中世纪社会的发展动力和"过渡"问题,在中世纪城镇和城市研究方面做出了贡献。他的史学研究丰富和加深了学界对中世纪英格兰农民和中世纪社会的认识,推动了新社会史和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发展。     

近30年来中国社会史研究的方法论意义

在充分了解和理解已有社会史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本文意欲探讨近30年来中国社会史研究业已展示出来的方法论意义.其一,不论其最初是以"历史学中的一个分支学科"还是"范式"意义的面貌出现,社会史在今天已然承载了推进旧史学研究方法向新史学方向转变的历史重任.其二,伴随着新旧"范式"的转换,社会史对传统政治史主题令人耳目一新的研究,揭示了研究视角转换背后蕴含的方法论意义.其三,随着研究视角转换和研究视野扩大,社会史在拓展史料范围的基础上生发出解读不同史料的不同方法,如果把它放在"历史即史料学"的脉络下看,其方法论意义尤为深刻.     

近代华北农村社会变迁刍论——兼论地域社会史研究的理论与方法

社会史研究已成为中国史苑中的一朵奇葩。自80年代以来,国内社会史研究者从探讨社会史的概念范畴和理论方法起步,进而深入到对社会构成、社会生活和社会问题的探讨,近年来,不少学者把研究目光投向地域社会史,应该说,这既是中国社会史研究向广度和深度继续发展的需要,也是拓展中国社会史研究之必然。在国内地域社会史研究方兴未艾之际,我们试图通过对近代华北农村社会变迁的初步探索,谈一点对地域社会史研究理论与方法的粗浅认识。     

中国近代社会文化史语境中文献传播若干思考

<正>自20世纪80年代开始,国内学界文化史研究、社会史研究相继兴起,随后出现了二者"共生共荣"的态势(刘志琴:《社会史的复兴与史学变革:兼论社会史和文化史的共生共荣》,《史学理论》1988年第3期,第13~23页)。90年代之后,受到当时社会文化的影响,学界以消费和娱乐为取向的大众文化研究开始崛起,原本主流文化一枝独秀的局面被打破,研究视阈也日渐开阔。改革开放以来中西学术交流日益频繁,西方学界的研究方法逐渐影响中国学术界,促使传统史学研究视角和方法发生重     

严复社会史观的建构与近代史学转向

严复对社会史观的建构颇有“西方史学本土化”、“中国传统史学近代化”这一近代史学转向的特征。以往学术界探究严复社会史观的理论建构的专文鲜见,笔者从思想与社会互动的层面对此作探索,既在横向层面关注严复社会史观的理论源头,即斯宾塞社会进化论、甄克思宗法制度论、西莱政治史学等学术思想与本土学术资源中苟子的社群观、杨朱之自利、墨子之兼爱及佛教的“心境之说”等思想,又从中西文化会通的社会语境中分析严复社会史观的嬗变及其昭示的理论得失。     

1996年社会史研究概述

１９９６年社会史研究概述陈爽社会史研究是近年来史学研究的一个新领域,社会史研究在大陆重新得到确认,只有十年左右的时间。作为专题史的一个重要方面,社会史的研究拓展了历史学家的研究层面,其自身也逐步走向成熟。一１９９６年,国内有关社会史研究专著的出版,呈...     

"中国社会史研究的理论与方法" 学术讨论会述评

改革开放30年来,中国社会史研究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在这个时间节点上,山西大学中国社会史研究中心与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于2008年10月10日至13日在太原联合召开"中国社会史研究的理论与方法暨纪念乔志强先生诞辰80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深切缅怀乔志强先生在中国近代社会史学科建设和人才培养上的突出贡献,并对中国社会史研究的理论与方法进行反思与探索,具有特殊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