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寻美国革命的思想渊源——保罗·拉厄的《古代和现代的共和国》与共和主义范式之争

保罗.拉厄的《古代和现代的共和国:古典共和主义与美国革命》以共和主义为主题探讨了古典共和主义与美国革命的关系。拉厄力图开辟研究美国革命和建国的新路径,对共和学派的主旨和研究方法提出修正。《古代和现代的共和国》不仅体现了拉厄对共和学派主将波科克的挑战与批判,而且反映了20世纪60年代以来美国早期史研究领域的派别之争以及史学理论和研究方法的变动。他同时受到施特劳斯学派和自由主义传统史学的影响,卷入了施特劳斯学派与共和学派之间,"新洛克派"与共和学派之间的学术辩论。但他又不是完全照搬两派的主旨和研究方法,而是在两派的核心观点和研究方法基础上提出了新见解。     

俄国史学中的“国家学派”

国家学派是19世纪中期到20世纪初俄国众多史学流派中最有影响的一个学派。本文主要论述了国家学派的形成与特点,国家学派所涉及的主要问题及其历史观念,以及俄国史学界在不同时期对它的总体评价。     

20世纪中国的史学方法论研究

20世纪中国史学方法论研究,是一笔丰厚的史学遗产。从梁启超的《新史学》,到三四十年代一系列史学理论方法论读本的出版,再到当代台湾的史学方法论研究,是新史学派史学方法发展的大体脉络。从李大钊对马克思主义历史观的介绍和宣传,到郭沫若所代表的开始用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国历史的尝试和实践,再到翦伯赞的《历史哲学教程》的出版,标志着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发展的第一阶段;从50到70年代是马克思主义史学方法广泛普及和曲折发展的时期;改革开放以后的20年,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史上方法论研究空前繁荣和活跃的时期。总结百年来的史学方法论研究,给新世纪史学发展留下了诸多启示。     

社会变革与学术流派:当代英国马克思主义史学渊源综论

以霍布斯鲍姆和汤晋森等人为代表的英国马克思主义史学派,是20世纪国际史学中重要的一个史学派别。在社会变革与学术流派间相互关系的总体框架下,从学派形成的历史条件及学派发展的国际思潮背景着眼,可以清楚地看到英国马克思主义史学渊源的大体脉络。该学派形成与发展的重要学术前提,在于西方新史学与马克思主义史学之间的交互作用和互动机制,而学派奠立及其学术创新的背景层级,则依赖于当时国内外的社会政治、社会心理思潮和学术文化机制等重要社会环境资源。另外,英国传统史学理论与方法论体系对英国马克思主义历史学产生了至关重要的影响。     

傅斯年与“科学史学”派

科学史学派是中国现代史学史上的一个重要学术派别。本文认为它的崛起与20世纪二、三十年代科学知识和科学方法的大规模引进有关。体现着历史学由作为启蒙思想载体的进化论史学向作为特殊的认识工具的科学史学的转变。傅斯年在科学史学派的形成过程中起到了不可替代的理论指导和组织作用。     

求真抑或求用?——傅斯年与雷海宗史学功用论之比较研究

傅斯年和雷海宗是我国近现代史上颇具影响的史学家。傅氏是史料学派的领军人物,治史宗旨是求真;雷氏是战国策派的主要代表,治史强调经世济国,主张求用。二人持着完全相反的史学功用论。考察二者史学功用论之间存在的差异,对探讨两者的史学思想、史学求真与求用之间的关系以及20世纪20年代末到40年代末的学术史是有典范意义的,所给我们的启示也是意味深长的。     

近二十年来《年鉴》的趋向

法国年鉴学派以1929年1月创刊的《年鉴》杂志为核心,是当代西方三大史学流派之一。它在20世纪引领了历史学研究的一系列革命,例如以社会经济史为中心、关注日常生活史等。随着1989年社会政治的变化与"文化转向",《年鉴》杂志也开始重新反思布罗代尔的长时段范式,转而关注"表象"等感觉史,进而转向关注19世纪甚至20世纪的当代史,由此引导了"审美转向"到"伦理转向"的发生,同时透视了未来"交叉史"的趋向。《年鉴》杂志在这场转向中越来越多地关注亚洲特别是中国问题,考察来自欧洲之外的历史经验。     

文明互动:从文明史到全球史

一全球史是当代西方史学的一个分支,以宏观视野为特色。①西方历史学科建立以来,从初期的"兰克学派",到后现代的"碎片化"史学,对宏大叙事历来比较排斥。进入20世纪以来,尽管世界史鸿篇巨制作者威尔斯、汤因比等名噪一时,但都未被视为史学"正统",对史学发展的影响终究有限。而全球史不同,若从威廉·麦克尼尔1963年发表《西方的兴起》一书算起,     

抗战前北大史学系的课程变革

抗战前的20年,是北大史学系发展史上一段极为重要的时期。史学系的课程,由最初以中国史为主,逐步向世界史扩张,从而建立起较为完善的体系。就课程变革所体现的精神而言,20世纪20年代主要受以鲁滨孙为代表的欧美“新史学派”的影响,将大学史学教育视为“常识”教育,强调史学基本知识,特别是基本社会科学知识的灌注;而在20世纪30年代,则受以傅斯年为代表的“史料学派”的影响,将大学史学教育视为学术教育,强调史料整理辨析的训练和史学研究工具的掌握。精神不同,故成效亦有较大差别。20世纪20年代史学系的课程变革,在学术界有不小的影响,但在培养专业人才方面收效甚微;而20世纪30年代史学系的课程变革,则造就出一大批史学家,从而对现代中国史学发展发生深远影响。     

20世纪非洲史学的复兴

非洲史学有着悠久的历史和传统,殖民入侵和殖民统治给非洲传统史学造成严重的冲击。20世纪中叶非洲国家独立后,非洲涌现出一批本土史学家,他们要求清除史学研究领域的殖民主义影响,建立了民族主义历史学派,如伊巴丹学派和达累斯萨拉姆学派等,出版了一批有影响的历史著作,标志着非洲史学的复兴。     

两极之间的新史学：关于史学研究会的学术史考察

以吴晗等为首的史学研究会曾一度活跃于20世纪30年代的中国史坛,在本土史学由传统向现代转型的历程中扮演了一个积极角色。它将社会经济史设定为研究重心,尤其注意从社会、经济方面解析历史现象和历史问题;它奉行民间本位的治史立场,关注基层社会和普通人物的历史境况,并采取通俗化的表述策略;它遵循实证与诠释并重的致知取向,兼顾史料与史观;它主张从社会学、经济学、统计学等学科借取理论和方法阐释中国历史,使史学研究手段得到大幅度更新。其新史学应属于比“马克思主义史学”指涉更广的唯物史观派史学;它的出现,标志着唯物史观派日益走向成熟。     

从无用的“中学”到开放的“国学”：清季国粹学派关於学术与国家关系的思考

清季的“国粹派”是近年渐受关注的题目,广义的近代中国民族主义、近代学术史、思想史和具体的南社、同盟会、辛亥革命以及相关人物的既存研究多少都与此相关,均不容忽视。直接以“国粹派”或“国粹主义”为题的研究,较早的有杨天石的《论辛亥革命前的国粹主义思潮》(《新建设))1965年2期),20世纪80年代则有胡逢祥的《论辛亥革命时期的国粹主义史学》(《历史研究))1985年5期),到20世纪90年代论着渐多,其中郑师渠的《晚清国粹派》是迄今为止我所见到的关於“国粹派”最为详尽的研究。     

非洲民族主义史学流派及其贡献

非洲民族主义史学既是民族独立运动的产物,也是一种历史现象。民族独立运动将非洲历史的重构提到了日程,国际学术界开始承认非洲历史学科的存在。《剑桥非洲史》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非洲通史》的编写及有关非洲历史的杂志和研究中心的出现对非洲民族主义史学的兴起起到了重要作用。伊巴丹学派、达累斯萨拉姆学派和达喀尔学派等非洲民族主义史学流派在非洲史观的确立、方法论的突破和史学人才的培养方面做出了贡献,但这些学派也有一定的缺陷。非洲民族主义史学的兴起在树立非洲人民的自信和非洲国家建构等方面起到了重要作用。     

人生历沧桑 读史情深长——谢保成教授访谈录

<正>谢保成,祖籍北京房山良乡,1943年出生在甘肃兰州。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历史系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郭沫若研究会第四、第五届副会长、第六届顾问。谢保成先生著述丰富,发表论文180余篇,出版著作20余部。代表作为(以初版时间为序):《隋唐五代史学》《郭沫若学术思想评传》《贞观政要集校》《民国史学述论稿》《龙虎斗与马牛风———论中国现代史学与史家》《传统史学与20世纪史学》《增订中国史学史——从"史"的起源到二十世纪中》。其中,2016年10月商务印书馆出版的3卷4册本《增订中国史学史》,是到目前为     

试论钱穆与胡适的交谊及其学术论争

在中国现代学术思想史上,钱穆与胡适是两种不同类型的学者,一个是新文化运动的领袖,西化派的代表人物;一个是传统史学派的大家、文化民族主义史学的代表人物。本文以钱穆眼中的胡适为切入点,分析了不同时期两人的学术关联及其文化观的异同,认为钱穆对胡适的评价经历了一个由尊崇到疏离再到公开批评的转变过程,研究这个转变过程,对于20世纪的中国学术思想史而言,应是一件有意义的事。     

论科学主义史学与民族主义史学的融合——由钱穆对“科学派”的批评展开

钱穆在《国史大纲·引论》中,立足于民族主义的立场,批评以胡适、顾颉刚和傅斯年为代表的“科学派”所为,乃一种追求纯粹客观却不关现实亦无意义的史学研究。钱穆只看到此派科学主义史学的一面而忽视了其民族主义史学的一面,因而其所谓“科学派”是一种以偏概全的说法,不是一个完整的判断。同时,钱穆忽视了科学主义史学的价值与意义,亦未正视他自己在治史早期追随“科学派”时表现出来的科学主义倾向。基于历时性考察,作为现代性观念在历史学中的两种不同表现,科学主义史学与民族主义史学是融合共存于钱穆与“科学派”的著作中的。从这种融合的视角看,钱穆与被其批评的“科学派”在治史理念上同属现代史学的范畴,皆强调史学研究目标之致用与求真的结合,二者在史学思想上“大同而小异”。     

论中国近代史学的开端与转变

鸦片战争后逐渐兴起的西北边疆史地研究、介绍外国史地知识、当代史撰述等趋向,最多只可视为时代在史学领域的某种反映,尚难构成对历史学整体面貌的改观。20世纪初期由梁启超发表的《中国史叙论》和《新史学》为标志而形成"新史学"思潮的出现,应视为中国近代史学的开端。"新史学"之后,从国粹派"保存国粹"的呼吁和沟通中西学术的尝试,再到"整理国故"运动对传统学术的"整理"态度,直到胡适明确提出"做成中国文化史"的学术目标,在学术体系方面有效打通了新旧史学的界限,从学科分类的角度指明了从古代史学到近代史学的转变方式。以新材料、新方法、新问题为中心而形成的中国史学"新潮流",明确了中国近代史学开始阶段的研究路径。     

二十世纪中外心理史学概述

本文主要介绍19世纪末至20世纪末西方和中国心理史学发展的基本状况。狄尔泰和李凯尔特是德国批判历史哲学中新康德主义的杰出代表;从费弗尔、布洛赫到布罗代尔,则代表着法国年鉴学派“精神状态史”研究与“长时段”理论有机结合的过程。这期间,弗洛伊德是促使心理史学转变的主要人物。二战后,西方心理史学的中心转移到美国。中国自20世纪20年代开始接受心理史学,朱谦之、何炳松具有译介之功;梁启超最早尝试使用心理史学的方法。六七十年代以后,经殷海光、李泽厚到王富仁、谢天佑等人的不断努力,心理史学真正在中国付诸实践,且渐成气候。至新的世纪之交,心理史学在普及中已形成诸多的研究门类,其中以章开沅提出的“离异与回归”的分析模式最具代表性和影响力。     

西方重农学派政治思想研究的历史嬗变

重农学派政治思想研究经历了一个从隐晦到鲜明的历史过程,这同时也是一个解释向度从单调到多元的拓展过程。18世纪中后期,关于重农学派政治思想的理解受制于革命语境,重农学派政治思想被认定为绝对主义甚至专制主义学说。至19世纪中期,学界开始探寻重农学派政治思想与法国大革命之间的承脉关系。随着共和制的确立、政治环境的稳定和理性科学的进步,关于重农学派政治思想的史料编撰和实证研究得到推进。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在马克思主义史学兴盛的背景下,重农学派政治思想得到新的解释,呈现出推动社会变革的进步色彩。20世纪70年代以来,法国大革命传统史学遭遇危机,重农学派政治思想在修正史学的研究路径中丰富发展,并在当代多学科交叉的视域下不断深化。     

亨利·皮朗与法国年鉴学派

学派更替是史学发展的重要标志之一,而学脉传承则是考察学术发展的一个十分重要的方面。法国年鉴学派独领风骚几达半个世纪,但它的产生也具有相当悠远与相当深厚的学术背景。亨利·皮朗,不仅以其博大精深的史学思想和丰硕的研究成果,成为20世纪上半叶法语世界史学大师之一,而且还同年鉴学派之间保持着微妙的关系。对他们之间的关系进行深入探讨,既可丰富、加深对年鉴学派的总体认识,也可使我们对皮朗及其学说的影响、地位有更切实的了解和全面的认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