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近代民族主义的兴起与抵制美货运动

抵制美货运动展示了与传统排外主义迥然不同的对外方式和理念 ,包括人民主权思想和全民国家观念的兴起、新式社团和报刊等现代传媒的运用、民众政治参与意识的成长和现代舆论的崛起 ,以及文明理性的对外精神 ,因而是中国近代史上最早以近代民族主义为动员方式反抗西方列强的运动之一     

神州国光社与十九路军

神州国光社是旧中国颇负盛名的文化出版机构,十九路军则是因淞沪抗战而扬名于海内外的军事组织,这一“枪杆子”与此“笔杆子”原没有什么直接联系。而在中国现代史上二者却结成了亲密关系,即十九路军出资接办神州国光社作自己的舆论工具;神州国光社则开动宣传机器为十九路军作舆论宣传,并在政治上为十九路军出谋划策,二     

报刊图片与抗战舆论动员

<正>在20世纪前半叶,报刊是中国新闻传播和舆论宣传的主要媒体。翻阅自1931年九一八事变之后的各类报刊,有关日军侵华辱华和军民仇敌、抗敌的记载目不暇接。新闻报道、纪实照片等,对于激发全国军民同仇敌忾、共赴国难,投入到捍卫民族独立的斗争中去,有着重大的舆论影响和推动作用。研究抗日战争的历史,战时报刊图片是重要的历史材料。如今纪念和研究抗战,人们多从政治、经济、军事入眼,对于历史上遗留下来的图片,特别是那些战时被报刊刊载、传播的照片,更多是作为珍贵的历史记忆和资料去回顾,而较少将其作为问题视角,进而深入观察战时的报刊与舆论动员,分析舆情     

吴佩孚的电报战争

电报,竟然也会成为战争利器？不错,在民国初军阀混战的那段岁月,干戈与纸墨共舞,枪杆子与笔杆子齐飞,电报的作用并不逊色于那些坚船利炮。正是此时,北洋儒将吴佩孚也利用了这新生事物,打了一场精彩的电报战……     

关于抗战时期舆论动员研究的思考

<正>今年是中华民族取得抗日战争胜利的70周年,海峡两岸的政府和民间早已开始酝酿和筹备,都将举行各种各样的纪念活动,或缅怀为抗战胜利而牺牲的先烈和在战争中死难的无辜平民,或追思抗战胜利的历史意义和深远影响,或探讨抗战何以长期以及最终取得胜利的原因,或谴责日本侵略者的残暴罪行和战后日本政府不深刻反思侵略历史的种种行径,或总结、反思那段痛苦的战争经历给历经磨难的中国人民带来的历史经验和教训。纪念活动必将激活整个中华民族关于抗日战争的历史记忆,激起政府和学界对当代国际关系和对外政策的理性思考,激发举国上下对民族复兴的未来畅想,     

战时围绕卢沟桥事变的纪念活动与战争认识建构——评邹灿著《日本与中国的“卢沟桥事变纪念日”》

正二战结束后的70多年间,中日两国的战争记忆、战争认识存在不少分歧。一般来讲,日本民众的战争记忆往往与东京轰炸、冲绳战役、原子弹爆炸等"受害"经历有关,"美英同罪史观""自卫战争史观""解放战争史观"等认识长期存在。【注文1】中国民众的战争记忆和战争认识,基本围绕"侵略—反抗—胜利"的逻辑链条展开。遭受侵略是该链条的起点,否认或美化侵略都是难以接受的挑战。很明显,围绕着同一场战争,中日有着不同的战争记忆和战争认识。引发两国产生分歧的根本原     

战争遗迹与精神动员：作为战时日本集体记忆的南京光华门

近代以来,战争遗迹成为日本进行精神动员,建构和强化集体记忆的重要场域。作为日军进入南京的第一座城门,光华门的战争遗迹很快就被占领者形塑为著名战迹。伴随着战斗神话的制造与传播,光华门战迹开始进入日本国民的视野。不过,即使在日本战败之前,关于光华门战迹的记忆内涵与表象也非一成不变,而是呈现出复杂的样态。通过对光华门战迹及其记忆实践的历史考察,可以更为细致地理解战迹与战时日本集体记忆之建构的关联与互动。     

注重从175年历史记忆中塑造民族精神

在中华民族近现代历史的公共记忆中,从1840年鸦片战争开始至今的中华民族的历史有175年。期间,有三种精神特别可贵：一是面对西方列强对华侵略、瓜分和局部殖民统治,中华民族逐步形成了以救亡图存为主要内容的抗争精神;二是日本对华70年侵略与加害血淋淋的历史事实,中华民族形成了以万众一心、血战到底等主要内容的伟大抗战精神;三...     

抗战期间的晚明历史记忆与政治现实——以《甲申三百年祭》及其改编作品为中心

自晚清以降,明末清初的历史不断浮现在读书人视野当中,成为民族国家建构的思想资源。抗战期间,在国共两党合作抵御日本侵略的背景下,双方的摩擦仍然接连不断,双方常常借历史以言当下,晚明历史成为双方论争的一个重要场域。1944年,国共两党围绕着一篇纪念明末李自成农民起义失败三百周年的文章——《甲申三百年祭》,展开了一场论争。通过考察此文的写作和引发的争论以及其在中共抗日根据地的改编作品,可以窥见在抗战后期,一种历史记忆只有符合政治权力拥有者的意图,才有机会被广泛传布,并通过宣传文件和文艺作品而在民众中获得巨大的影响力。这种历史记忆在传播的过程中,也会被纳入到接受者的固有心智和文化结构中,从而被重新塑造。     

国家与社会语境下的中国近代报刊分析

就近代中国与世界的关系而言,以报刊为核心的传媒无疑是面向西方、东方的窗口。通过传媒看世界,其结果往往取决于报刊开放的广度和深度、读者心态及其社会地位,也与报刊把关者的媒介素养等密不可分。对国人而言,清末民初面临政治转型,其时报刊无疑是近代意义上的大众传媒,对社会架构有重大影响。分析近代报刊功能,离不开国家与社会关系的重构、调适。     

冷战时期台湾地区报刊舆论的演变

<正>20世纪中国的"战时报刊与舆论动员",除了1949年前战火纷飞岁月的各种情况,还应包含1949年后冷战背景下的特殊情形。1949年10月1日,中国共产党领导建立新政权,12月7日中国国民党政权退守台湾,两党隔海峡而对峙、对抗,并随时准备开战——进行大陆称作"解放台湾"、台湾名为"反攻大陆"的国家统一战争。这种情势也反映到报刊的舆论动员中。大陆地区从"打倒美帝及其走狗蒋匪帮""解放台湾"的宣传鼓动,到"一国两制""和平统一"的呼吁,一直在中共宣传部门直接支配下展开,其脉络比较清晰;而台湾地区则不仅存在官方报刊立场的前后变化,而且至始至终还有民间报刊的不同声音,线索复杂。大体来说,冷战时期台湾地区报刊舆论动员的演变,经过了三个阶段。     

民国县志中关于全面抗日战争的文本书写

1937—1945年全民族抗日战争,在1937年之后民国所修县志中有不同程度的投射与反映。县志对抗战的快速接纳是志书详今略古传统特性的主动作为。县志抗战文本的书写,既体现事件本身的普遍性,更具有地域特殊性,某些书写的共性表现则是方志自身特性的自发展现。方志是官方政治意识表达的重要场域,但文本的生成无法完全排除书写者个人特点,因此从县志的字里行间不难觅见独立于政府观念的能动性。县志以小地方的视角诠释大社会,以具象化的抗战境遇补充抗战大历史的面向。全面抗战在县志中的呈现,一方面是对地域历史的记忆与再现,另一方面又彰显着县志的时代性。     

政统与文统之间——抗战中的陕北修志

全面抗战爆发后,各地的修志一度趋于停滞,而在此物力维艰之际,余正东、黎锦熙等人仍然坚持修志。修志这一行为在抗战这一环境中显得意义尤为明显。州县是人人生活的基本空间,也是地方官、家族、乡绅、普通民众互动的场域,在这个场域内的人凭借着共同的记忆产生归属感。方志本身也具有政统属性,而修志者凭借着书写的权力强化了政权的存在。修志传统不仅包括对过去的传承还包括对文化的延续,这在外敌入侵的当时显得尤其突出。     

历史记忆视域下日本二战“受害共同体”的影像建构及其危害

<正>电影作为记忆媒介,既是一种大众文化消费的方式,又是传播国家形象、促进国家认同的工具。另外,电影作为一种艺术形态,彰显出特定社群的文化价值,通过对历史片段的重新选择和编排,成为构建公众历史记忆不可或缺的媒介。在20世纪,人类经历了两场世界大战和美苏两大阵营对峙的冷战格局。直至进入90年代"后冷战"时期,面对波谲云诡的政治格局,影视领域对战争记忆的不断回溯、书写与多元化表达,成为当下国族政治文化的表征符号。在战争电影领域,日本是一个产销     

吉田内阁的对外政策与战后初期中日关系

吉田内阁的对外政策与战后初期中日关系吉林师范学院历史系郑毅二战结束以后,战败国日本在１９５１年以《旧金山和约》为契机,同美英等国实现媾和,重返国际社会。而进行了人年浴血抗战的中国人民未被邀请参加对日媾和,因而也就未能在国际法的意义上结束两国之间的战争...     

半岛战争在拿破仑对外政策构思中的作用

拿破仑在回忆自己引为自豪的战争史时,仅仅承认只犯过两大错误。其中之一就是发动半岛战争。这就告诉我们:半岛战争在拿破仑对外政策构思中起着重要的作用。本文拟就这个问题作些初步探讨。一历史上往往发生出乎人们意料之外的事件。当时很多人对拿破仑进攻半岛之举,大惑不解,似乎这是偶然的行动。其实不然。     

贵阳街名:时代的印记

<正>一座城市的街名,往往承载着这座城市的文化与历史。漫步贵阳街头,你会从街名中找到许多有趣的历史记忆。民族巷,都司路起至蟾宫桥止,得名于孙中山的民族主义。"驱除鞑虏,恢复中华",推翻腐朽的满清王朝,争取民族的独立和解放,反对列强的     

毛泽东与新中国的新闻事业

正毛泽东不仅是杰出的政治家、军事家,同时也是出色的宣传家。在战争年代,他强调枪杆子和笔杆子的重要作用,运用文武两条线领导中国革命走向胜利。新中国成立后,他在百忙之中,仍抽出时间和精力继续关心新闻宣传工作,对通讯社、党报、广播电视等新闻事业的发展倾注了很多心血,给予了极大的关心、指导和支持。他的一些指示、批示、讲话和谈话的精神,对于全国新闻事业的发展起到了重要的指导作用。     

日伪对上海新闻界的屠杀

上海在民国时期集中了大量的中外报刊、广播电台与通讯社,在国内外都有重要的影响。日军占领上海后,非常注意控制报刊舆论。当时上海的许多新闻机构都设在英、法租界,日军一时不能进入这里,就胁迫英、法租界当局取缔抗日言论与宣传。1937年11月13日,淞沪抗战刚刚结束,租界当局就发表谈话,警告凡在租界的华文报纸立论要更加慎重,不准有“日寇、汉奸”等字样在报上出现,也不准报纸报道抗战与惩处汉奸的消息。1937年12月13日南京陷落的当天,租界当局便同意日方在南京路的哈同     

第五届“中国报刊与社会历史研究”学术研讨会概述

<正>2014年7月12~13日,由安徽大学中国报刊与社会历史研究所主办,安徽大学学报编辑部、复旦大学信息与传播研究中心、史学月刊编辑部联合协办的第五届"中国报刊与社会历史研究学术研讨会"在合肥举行,来自国内各地高校及科研机构从事中国近现代史与新闻史研究的四十多位专家学者与会,围绕"战时报刊与舆论动员"的主题,对战时报刊媒介话语与舆论动员的互动关系进行了深入探讨。内容概述如下。一战时报刊与政府、国家的互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