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学界的老辈

按照新文化派后来的叙述编成的民国学术史,老辈学人除以遗老身份存在外,不仅无所作为,而且几乎无声无息。实则清季学术虽已中衰,仍然不乏名家,并以各种方式尤其是通过国学研究,影响着五四和后五四两代学人。他们的学术观念或可算是文化遗民,政治上却大都并非遗老。他们对于新派的批评,可以成为反省的借鉴,而他们的理解旧籍之道,不失为回到历史现场去认识中国历史文化的重要门径。     

民国方志中地方认同的构建

受近代思潮的影响,作为为立基于传统文化的方志,在当时世风的影响下呈现出新的形态,首先表现为方志关注的下沉。方志立足于地方,其时间叙述的方式的不同保证了其区别于中央的地方性,而这种时间叙述保存了地方记忆。而方志中构建了空间,在这个方志空间的人、与事件都会成为地方的记忆,其中被传承的部分会成为独属于地方的文化回忆。民国方志的另一个特点就是修志群体的扩展,从传统的士绅阶级向方志场域内的所有人扩展。民国通过地方的时间叙述、文化记忆以及共同参与构建了地方认同。     

民国历史上的遗产税

一 遗产税是对财产所有者死亡时遗留的财产课征的税收,它包括对被继承人遗产总额课征的遗产税和对继承人继承份额课征的继承税,是财产课税体系中重要的分支。 我国历史上开征遗产税的动议始于１９１１年。１９１５年夏,北京政府拟定了十一条《遗产税征收条例》,专对无子立嗣者的遗产课税,寓有绝户财产归公之微意,以作为承受遗产确定权利的保证,类似于英国早期推行的遗嘱印花税。起征点为１０００元,采用比例税率,扣除债务、丧葬费等,但未详细规定申报调查程序,反赋予地方官署以督察职权,没有独立的征收体系,只列出消极的惩罚规…     

民国思想界的历史高度

我注意到我国历史上百家争鸣的时代引人瞩目的有两次,一次是在春秋战国时期,还有一次是在近代,从鸦片战争以后一直到民国这一段,这两段是学术界     

学界对民国学人西南边疆问题著述研究综述

<正>民国时期,强邻环伺,边疆危机四伏,内忧外患的时代背景,激发起国人对边疆问题的研究与关注,推动了边疆考察与著述风气的兴盛。西南边疆作为中国边疆的一部分,尤其是抗战时期国民政府西迁重庆,众多高校云集西南,学人汇集边疆地区,西南边疆问题的研究盛极一时,学人们留下了许多价值重大的著述。长期以来(尤其是20世纪50年代至70年代),由于意识形态和现实环境的种种原因,民国史研究是学术界和文化圈的薄弱环节,而中国边疆研究的     

梁启超对历史统计学的倡导与实践

梁启超融合中西史学方法之精髓而提出“历史统计学”的概念,是中国本土最早倡导历史统计学的史学家,而且还身体力行,在历史文化地理和佛教史等领域的研究中卓有成效地运用,并提出了许多用历史统计学进行研究的设想.梁启超对历史统计学的倡导与实践产生了巨大的影响,20世纪二三十年代,历史统计学几乎成了一种学术时尚,尽管,人们对其评价并不完全一致.梁氏对历史统计学的认识与运用是他在20世纪初留给我们的一笔重要的史学遗产,给予我们宝贵的启迪.     

民国学术之历史定位

民国时期是中国学术文化由传统到现代的转型期,中国仿效西方建立起一套现代意义上的学术体制,创建了现代意义上的学术门类和学科体系,产生了一些重要的学术思想,出现了一批学贯中西的著名学者,出版了一批有影响的学术著作。近年来,人们对民国时期的学术发展较为关注,但也出现了“褒奖有加而分析不足”的偏向,将当时有限的、相对的学术自由加以夸张、美化,对民国学术发展的内外机制缺乏深入理解,对民国学者的成就及其局限缺乏理性分析,进而得出了不少错误结论。这种偏向无疑是需要加以纠正的。如何看待民国时期的学术成就及其局限?如何把握民国学术发展的内外原因?为此,本刊专门约请了五位学者围绕这些问题展开深入探究。这些文章,以唯物史观的基本原则为理论指导,从不同的视角多维度审视民国学术发展状况,着力探讨制约民国学术发展的内外机制及其影响,分析民国学术发展的基本轨迹及其总体特征,以期对民国学术发展作出客观的评价和准确的历史定位。     

美国华人认同的历史演变

一百多年来,美国华人认同大致经历了四个发展阶段。早期美国华侨受到美国政府的排斥和中国政府的敌视,其认同主要指向侨乡;20世纪前期,由于中国政治局势的影响以及中国政府积极侨务政策的实施,美国华侨民族主义开始兴起并不断高涨;"二战"期间美国废除排华法并在此后颁布宽松的移民政策,50年代中国放弃双重国籍政策并鼓励华侨效忠当地,冷战时期中美两国的对抗,使这一时期美国华侨的认同多指向美国当地。1965年特别是中国改革开放以来,中关关系的缓和、两国积极移民政策的颁布和实施,美国华人社会结构的重大变化,使美国华人的跨国认同得到不断发展。     

近代历史研究与民族文化认同

<正>晚清以来,对边疆史地研究逐渐形成高涨之势。边疆史地研究的兴起,直接缘于边疆危机的严重状况,对边疆史地的研究,反映了时人的民族忧患意识,而维护祖国统一和领土完整的要求,也在历史研究和历史撰述中得到体现。张穆的《蒙古游牧记》、何秋涛的《朔方备乘》、姚莹的《康輏纪行》等边疆史地研究著述,均体现出要通过严谨的边疆史地研究以贯彻其经世之学的意图,使人们     

明清大一统政治与历史认同观念

<正>中华民族向往统一、反对分裂、天下一家、同源共祖的历史认同观念由来已久,不仅是贯穿整个民族历史的优良传统和凝聚全国人民团结的精神纽带,而且也是中国史学中历史理论的重要内容。笔者曾经撰文揭示我国辽、夏、金、元四代处在契丹、党项、女真、蒙古各少数民族统治时期的历史认同观念①,本文拟进一步探讨在明清大一统政治局面下,处于中国古代历史理论总结与嬗变时期的历史认同观念的内涵及其价值。     

对于《船洋设计者——郑可》的质疑

《钱币博览》2000年第2期中,刊出傅为群先生大作《船洋设计——郑可》,内傅先生以30年代初上海发行之《美术画刊》上,有一帧孙中山先生侧面圆形石膏模照片及其字说明,推断“船洋”为郑可所设计。拜读之后再比照手边资料,笔对其所列举之理由有不同观点,拟于此提出供大家研究探讨,并请批评指正。     

清季历史教科书的双重认同

自清季开始,历史教科书成为立足民族国家立场书写王朝历史的重要载体,其中尤以对清代历史的叙述为典型。清季的历史教科书,既突出王朝特性,又具有民族国家色彩,力求实现王朝国家与民族国家的双重认同目标,但这也导致教科书编写中出现某些不协调。教科书编者尽力在文本中平衡王朝国家认同和民族国家认同,消解两种认同的内在张力,着力凸显两种认同中共通的“大一统”理念,利用“大一统”理念组织历史叙事,使之承担起构建民族共同历史、为民族国家建设铺路的使命。     

汉代的历史文化认同意识

<正>汉代是我国统一多民族国家发展的重要时期。伴随着封建皇朝大一统政治的建立与巩固、儒家思想被确立为官方统治意识形态的同时,以汉民族为中心、少数民族起着互动作用的民族一体性也得到了加强。在这样一种政治、思想大一统和民族一体性背景下,汉代的历史文化认同意识也明     

史村净土寺历史质疑与浅探

正净土寺,位于介休市张兰镇史村南二里,始建年代不详,明嘉靖、万历年间屡次扩建。佛殿五楹,禅房数十间,僧寮七楹,并有琉璃宝塔一座,占地三四十亩,可见其规模宏大。隆庆元年(1567年),俺答兵劫介休,该寺僧人明晓招呼史村百姓千余人避于寺中,饮食三天,都获安全,由是名声     

历史记忆与当代以色列国家认同的构建

<正>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对于"集体记忆"的关注与研究已广泛呈现于欧洲文学、哲学、心理学和社会学等领域,而历史学的"记忆转向"兴起于20世纪80年代初,代表性事件是法国犹太裔学者皮埃尔·诺拉(Pierre Nora)和他发起的法兰西民族记忆"亮点"工程系列研究计划。参与这一计划的120位学者穷十年之功,出版了三部、七卷本的经典巨作——《记忆之场》(Les Lieux de Mémoire)。~((1))几乎与诺拉发起法国记忆史研究工程同时,犹太     

清至民国滇黔毗邻区花苗群体之形象建构与国家认同

滇黔毗邻区的花苗群体是苗族的一个支系，清朝汉族士大夫把这一群体建构成一个与华夏有着巨大差异的“蛮夷”形象。民国时期汉族知识分子强调花苗群体与华夏的“同源”性，是中国民族的一部分。清末民国时期，西方传教士建构的是一个被“拯救”而获得精神自由与新生的花苗群体形象，亦为中国之一部分。民国时期的第一代花苗知识分子，在自我族群形象的建构中，既认识到本族群的不足，又意识到本族群的优势，自我归类为中华民族的一部分，表达出强烈的国家认同情感。滇黔毗邻区花苗群体形象的历史演变与多维呈现，其国家认同情感的逐渐强化，展现了滇黔毗邻区花苗群体伴随王朝国家向现代国家转型的演变过程。     

《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与民国史学的现代化

《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是20世纪三四十年代最具影响力的史学期刊之一,所刊论文从实证维度呈现了民国史学演进的脉络与动向。《集刊》的出版,受到新旧中西学问交叉融合的影响,所载论文具有重视西方新学理、运用新见之史料、继承传统考证法的风格特色。《集刊》的作者群体,牵涉众多史学名家,反映了以史语所为中心的学术社群与国内外学术机构、学人的交往与互动。同时,史语所以《集刊》为平台,培养了大批具有现代学术理念的史学人才。从国际学界背景观之,《集刊》改革编辑形式,冀图与国际期刊接轨,积极推动“本土”与“域外”学者在学术研究共同领域的交流与对话。可以说,《集刊》作为现代学术建制的基本构成要素,对于推进中国史学由传统走向现代起到了重要作用。     

浅谈民国以前越南华侨的历史特点

为了能从马克思列宁主义观点来理解越南华侨问题的特质,从而对越南华侨问题的根源、现状及走向能有一个比较符合实际的把握与展望,本文拟循历史的轨迹,考察并认识一     

公羊学说与晚清历史文化认同的推进

长时间以来,有关今文公羊学说在晚清时期所导演的一幕幕活剧似乎已被人淡忘,这是学术研究的一大缺憾。历史事实是,在鸦片战争前后,龚自珍、魏源对公羊学说改造、发展,回答了民族危机时代的紧迫课题,批判专制,倡导改革,并首先提出向西方学习的主张;至19世纪末,康有为进一步将公羊"三世说"与西方资产阶级政治理论相结合,提出了"君主专制(据乱世)——君主立宪(升平世)——民主共和(太平世)"的新"三世说",成为发动变法维新运动的理论纲领。进步的公羊学说与有识之士探索救亡道路相激荡,有力地推进了晚清时期全国民众的文化认同。这是晚清历史上的重要事件,也是具有新鲜活力的公羊哲学观建立的功绩。在今天,公羊学说对于巩固伟大祖国统一和加强各民族的团结,仍有重要的积极作用,此即研究本课题的理论价值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