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胡文虎在香港沦陷期间的大节——还胡文虎的历史真面目

胡文虎是客属华侨有卓著成就的企业家,慈善事业家。近年来,对他的研究,重新引起史学界的关注,我们认为,准确评价胡文虎是必要的,同时条件也业已成熟。目前史学界已发表的文章和著作,对胡文虎企业经营的成就,及其毕生热心社会公益慈善事业和兴办文化教育事业,作了充分肯定,对胡文虎自1931年至1941年     

1941年万金油大王胡文虎的重庆之行

1941年3月1日,第二届国民参政会第一次大会在重庆召开,参会代表中,有一位万众瞩目的传奇人物,他就是南洋著名华侨实业家、报业家和慈善家、万金油大王胡文虎先生。胡文虎此次到渝,名义上是以国民参政会参政员身份参加第二届国民参政会第一次大会,真正目的是向国民政府当局提供自己对于时局的意见,报告南洋华侨情况,考察国内实业,促进华侨回国投资。     

百年万金油

正在钱钟书《围城》里有这么一段话:"谁有万金油?慎明,你随身带药的,有没有万金油?"何谓万金油?现在的年轻人不一定都知道,但是在上世纪六十年代以前出生的人都知道,当时"大名鼎鼎"的万金油就是平时不起眼的小小清凉油。它用于伤暑引起的头痛、晕车、蚊虫叮咬等,但却是应急时的要药,适用范围广,因此被称为万金油。万金油的发明者名叫胡文虎,1882年1月16日生于缅甸仰光,是南洋著名华侨商人、报业家和慈善家,被称为南洋华侨传奇人物。胡文虎的父亲     

清末民初义务戏的属性

<正>义务戏始于清末,随着近代社会变迁而不断发展。民初,义务戏演出的频次增多、类型多样化,成为民众喜闻乐见的助善方式,并在京、津、沪等城市表现较为突出。分析义务戏的属性,挖掘其内涵与特征,对于深化研究义务戏在近代的嬗变具有重要价值和意义。一慈善公益性慈善公益性是义务戏的本质属性。相对于传统戏曲演出方式即主要以牟利为旨趣的堂会戏与营业戏,义务戏则以慈善公益为意旨。它将传统的戏曲演艺与现代慈善公益相结合,做到了"以娱乐之集合,为慈善之援助"(《请看空前     

达则兼济天下:试论张謇慈善公益事业

慈善公益事业是张謇一生中重笔描摹的部分。他以实业为后盾,以南通为基地,身体力行,将传统慈善救济之举拓展为近代慈善公益事业,并将慈善与实业、教育连为一体,视之为地方自治的核心。张謇主导下的一系列慈善公益活动取得了巨大的成就,铸就了中国慈善史上的一座丰碑。但由于近代中国社会和自身财富实力等诸多因素的制约,张謇的慈善公益之路并没有越走越宽广,反而呈现出戴着镣链跳舞的特征,留下历史的遗憾。     

田家炳 有一颗行星以他命名

田家炳,1919年出生于广东省大埔县,现任香港田氏化工有限公司董事长、田家炳基金会董事会主席。1982年获颁英国女王荣誉奖章;1993年.国际小行星中心将南京紫金山天文台发现的2886号小行星命名为"田家炳星";2004年,获选为"中国最具影响的100位慈善人物"。1982年,他捐出价值10多亿元的4栋大厦,成立纯公益的"田家炳基金会",将每年几千万元的租金收入用于公益;1984年,他脱离实业界,成为职业慈善家,奔走中国大地20余载。     

慈善义演性质的确定与可能的三重悖论

正义演是出于某种道义或公义、公益的文艺、娱乐表演,组织者和演出者不取或少取报酬是义演的基本特征,出于慈善动机而进行的义演活动,可谓慈善义演。在特定情况下,通过慈善义演,天灾人祸的受难者或弱势群体得到某种程度的物质救助或精神慰藉,是艺人或娱乐人社会责任的一种体现。按慈善目的不同类型划分,慈善义演可分为赈灾义演、社会公益筹款义演、爱国募捐义演、扶危济困义     

胡文虎的家乡——中川村

<正>胡文虎的家乡位于龙岩永定下洋镇中川村,村内建有一座胡文虎纪念馆。笔者此行到中川村,有幸一睹胡文虎家乡的风采和许多有关胡文虎的珍贵纪念物品。胡文虎为永定客家人,永定从前属汀州之地,据说其母是一位潮汕女。胡文虎有兄弟三人,大哥胡文龙早殇,胡文虎排行第二,胡文豹为其弟。民国期间,胡文虎、胡文豹兄弟对汕头商业产生重要影响,汕头至今保留有胡文虎大楼和胡文豹大楼,均为民国时期汕头商业繁华的见证。     

中国近代佛教慈善事业的逆势飞扬

在太虚大师"人间佛教"的号召下,中国近代佛教慈善事业在逆境中求生存,传统积德行善与社会公益相结合,佛教慈善蓬发新的生机,逆势飞扬,谱就乱世慈善赞歌,以其大功大德福利社会和民众,成为中国近代慈善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     

开放民间组织势在必行

今天中国社会的许多问题,不能说不是切除了民间组织后的疼痛广东省委书记汪洋近日说,"我们不能对公益组织在成立时就搞‘有罪’推定,而成立后却疏于监管。有什么理由从他姓‘俞’,就推断人家会去‘偷’。"这是针对广东的一个民间公益慈善组织长期未获批准的具体案例说的,批评了一个普遍的,长期存在的不良现实,不妨稍加解读。     

民国时期上海选美助赈活动研究

选美助赈是在近代官赈衰败背景下兴起的新型助善形式,也是欢娱慈善的重要组成部分。它是寓善于乐理念与都市娱乐市场共同催生的产物。选美比赛因具有较强的娱乐性与吸引力,成为慈善组织募集社会善款的一种手段。都市职业女性的积极参与,形成推动慈善选美发展的强大动力。伴随比赛过程的媒体宣传效应,对城市民众公益思想认识产生影响,有助于形成慈善公益的社会氛围。从应急助赈方式演变为常规救济的资金渠道,选美助赈促进近代慈善募款机制的转型。     

开放民间组织势任必行

广东省委书记汪洋近日说,“我们不能对公益组织在成立时就搞‘有罪’推定,而成立后却疏于监管。有什么理由从他姓‘俞’,就推断人家会去‘偷’。”这是针对广东的一个民间公益慈善组织长期未获批准的具体案例说的,批评了一个普遍的,长期存在的不良现实,不妨稍加解读。     

民国浙江基督教机构的慈幼公益教育初探

近年来,基督教等非政府组织在历史上曾经举办过的社会公益活动,正在成为史学界关注的热点.本文在梳理各类原始资料的基础上,以民国时期浙江省基督教机构的慈幼公益教育为个案,探讨基督教社会公益事业的核心问题--慈幼公益教育.文章认为,基督教机构的慈幼公益教育,有主日学校、暑期学校和慈善小学三种形式;其创办初衷是作为福音传播的媒介,培养教徒、扩散基督福音;民国肇始后,随着中国国族重建任务的提出,其教育宗旨亦发生变化,将培养为国家社会服务的"新国民"和传播基督福音的"新教徒"联系起来,专门培养"国民教徒".慈幼公益教育目标的转变,也从一个侧面展示了基督教社会公益事业的本土化问题.     

魏雪公益慈善靠热情没法坚持

“公益慈善靠热情真的是没法坚持的,做慈善其实也是很艰难的一件事情,靠热情可以做一天,做一件事,但是你要让自己的基金和项目专业且持续地发展下去的话,就不能情绪化”     

关于现代公共慈善事业相关问题的探究--以民间慈善组织慈济会与壹基金为例

近年来,世界范围内民间慈善公益的发展如火如茶,这些民间慈善公益组织在发展社会公共服务领域及私人空间方面都起到了积极的作用。本文首先以民间慈善组织慈济会与壹基金为经典案例作为切入点,利用实证详细分析了现代慈善事业的信仰支撑、人文关怀和组织管理,以小见大的提出了现代公共慈善事业普遍存在的困局,并针对这些常见的问题提出了相关的建议。本人认为,现代慈善事业要靠信仰力量来支撑、超越性大爱的人文关怀和建立竞争社会发展体制的制度建设这三个方面才是解决问题的关键因素。     

中国近代慈善史研究的力作——评《中国近代慈善义演研究》

《中国近代慈善义演研究》一书利用新史料研究新问题,立体地呈现了中国近代义演活动与慈善公益之间多元而复杂的互动关系。该著通过义务戏、慈善音乐会、慈善游艺会等不同的娱乐演艺形式,分析中国近代慈善义演的发生发展;通过考察不同社会群体如何主办或参与义演活动,使之服务于各自筹募资金、扶危济难的需求和目的,揭示不同社会环境下义演活动的不同面向。该著是中国近代慈善史甚至是社会文化史研究领域的一项重要研究成果,慈善义演作为考察中国近代慈善与社会的新视角,将大大深化中国近代慈善史、社会史的研究。     

周惟彦 壹基金里的孙悟空

在壹基金里,李连杰有时会像唐僧,周惟彦就是冲在最前面的孙悟空壹基金的人会把老大李连杰叫作"大亢",把执行主席周惟彦叫作"亢亢",因为他们谈到慈善、公益这些话题时,两眼放光,迅速进入亢奋状态。这个女人个子不高,见到朋友会先双手合十致意,说话机关枪一样,流利的英语、这事靠谱、哥们姐们……这些词汇可以同时从她的嘴里流出。     

对《论胡文虎在香港沦陷期间的大节》一文中引述的日文译法之商榷

对《论胡文虎在香港沦陷期间的大节》一文中引述的日文译法之商榷管宁《抗日战争研究》１９９３年第１期。刊登了洪卜仁同志和孔永松同志撰写的论文《论胡文虎在香港沦陷期间的大节－－还胡文虎的历史真面目》（以下简称＂真面目＂）。该论文第二节,以＂胡文虎东京之行的...     

政府给企业家打杂

一次与某著名企业家聊天,问他平时最怕什么,他苦笑着说:最怕政府官员主动打电话请吃饭了,“官老爷”没事是不会这么主动和热情的,肯定是为自己牵头的某项事业要钱。说是商量,其实就是命令,根本拒绝不了,只能放血———感觉自己是在为一些官员的政绩打杂。这种被动的感觉甚至让他对那些冠以“慈善”和“公益”的东西都有了一种本能的排斥感。我们能够理解这种感觉,也能理解我们的企业家在这种感觉的主宰下对捐赠和慈善这些光彩事业的审美疲劳。不过如果这几天你拨通王石、史玉柱、柳传志、刘晓光等这些声名赫赫的企业家的电话,你会从他们的口…     

从慈善到公益:伦敦济贫改革与近代慈善救济院制度

16世纪中叶伦敦济贫改革是英国济贫改革的先驱,是政界、知识界与商界合力的结果,其主要成果是五所王室慈善救济院的建立与近代慈善救济院制度的初步形成.伦敦王室慈善救济院以政府主导和差别救济为标志,成为世俗政府化解社会问题、实现社会转型的有效工具.伦敦济贫改革的成功推动了地方城市甚至国家层面的济贫改革,为英国济贫制度从宗教慈善向世俗公益的全面转型开辟了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