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诒春在贵州

周诒春在贵州7年,其突出贡献有四：一是积极策划、主持并参与筹建贵州企业公司和贵州银行等企业,推动并奠定了抗战时期及其后现代化企业的发展;二是大力创建＂清华中学＂,推动了贵州教育事业的发展;三是推进贵州省农村合作运动的发展;四是为贵州引进并培养了大批优秀人才,为以后贵州经济社会的发展储备了一定的科技和管理力量。     

贵州现代版画四十年(上)

贵州现代版画来源于新民主主义革命中的新兴木刻运动。抗战时期,在全国抗日救亡热潮激荡下,木刻成为抗战宣传鼓动的一支重要力量。随着战局的发展,新木刻运动在国民党统治的“大后方”逐步发展起来。由于浙江大学等迁入贵州,进步力量在贵州得到一定的发展,为新兴木刻运动的发展奠定基础。自1942年中国木刻研究会贵州分会成立以来,于当年十月在贵阳首次举办了贵州现代木刻展——双十全国木刻展贵州区展,以后又举办了遵义赈灾木刻展、惠水普定巡回展等现代木刻宣传活动。新兴木刻运动在贵州的发展,使宣传坚持抗战、争取民主进步为主题…     

丁道谦在二十世纪四十年代研究贵州经济的五部著作

丁道谦西南联大毕业后回到贵阳。先后出任贵州企业股份有限公司专员室专员、经济研究处干事等职务。先后撰写出版的《贵州经济研究》、《贵州经济地理》、《贵州的衣食问题》、《贵州地方财政概况》、《中国的奴隶制度与商业资本主义》等书;对贵州经济建设、资金筹集以及贵州自然地理、民族构成、人民情况、交通运输;农村经济、工业分布等作了详细的分析。特别是对贵州人民生活中的衣、食、住、行、育、乐和金融银行诸方面提出了相当精辟的见解。这些宝贵的建议为解放初期的贵州经济的恢复和发展起到了借鉴的作用     

生死之间——贵州的岩洞葬

岩洞葬是一种将死者遗骸置于天然溶洞内的特殊葬俗,广泛流行于黔贵山地。贵州是岩洞葬与悬棺葬的分野之地。贵州岩洞葬主要时代为唐代以降,迄今已发现近百处。岩洞葬是环境与文化相互作用的结果,是祖灵崇拜的表现形式之一。现代贵州岩洞葬是研究这一古老葬俗的"活化石"。     

贵州红色历史资源融入中国现代史教学改革试探

贵州红色历史资源非常丰富,这为贵州高校中国现代史教学提供了丰富素材。贵州红色历史资源融入中国现代史教学改革不仅可以充实现代史内容,而且可使中国现代史教学更具趣味性、地方性,使中国现代史教学更有实效。把贵州地方历史资源融入中国现代史教学的途径主要有:通过课堂教学、通过论文写作等科研活动和课外历史教学活动。     

深耕贵州 情系民生 民生银行贵阳分行

正今年是民生银行贵阳分行响应省委、省政府"引金入黔"号召,在贵州落地生根的第六个年头。作为贵州金融市场的后来者,500多名民生人凭借迎难而上的勇气和长风破浪的后劲,砥砺奋进,开拓拼搏。他们为贵州后发赶超注入能量,他们关注民生痛点和难点,努力用金融之手温柔化解,满足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民生银行贵阳分行近三年表内总资产复合增速为7.9%,持续位列贵州股份制银行前列,步伐走得够快;近三年不良率控制在0.15%以内,连续多年低于贵州股份制银行同业,步伐走得够稳。     

贵州银行 贵州人民自己的银行

成立半年放款268亿贵州银行支持经济发展与自身业务经营双丰收从2012年10月11日正式成立,到今年3月末,不到半年的时间,贵州银行已从全国金融市场融入资金245.19亿元,加上自身贷款增加22.49亿元,实际放款267.68亿元,支持了我省一批大企业、大项目建设和中小企业、小微企业发展。截至3月末,全行总资产达到833亿元,较去年同期增加221亿元     

先有思南司 后有贵州省

公元1413年3月3日,明永乐十一年二月初二,发生了一件改变贵州历史发展进程的大事。这一天,明朝廷废除了思南、思州宣慰使司两个副省级政权机关,设立贵州等处承宣布政司。贵州省政府的成立,标志着贵州正式成为全国十三行省之一,贵州地区开始以一个统一的崭新面目出现在中国历史舞台上。     

近代贵州金融业变迁中的省银行

省银行的存在是近代中国金融业中的独特现象。它既属于国家银行体系,但又不是国家银行的分支机构,而是自成系统,与国家银行一样采取总分行制。近代中国的省银行大多都经历了由专门发行货币向参与地方实业的过程,贵州的省银行也不例外。以1935年为间,贵州省银行的发展明显地分为了两个阶段,前期依附省财政,主要业务便是发行货币;后期开始涉足实业,从事于地方经济建设。     

《抗战期间彭湖经营贵州企业公司实录》出版

1938年抗日战争进入持久作战阶段,贵州省政府主席吴鼎昌（又名吴达铨,由国民政府实业部部长调任,著名实业家,为当时中国银行、交通银行两银行董事会重要成员。）为执行“开发贵州资源、建设贵州经济、安定后方、支持抗战”任务的迫切需要,倡议筹组贵州企业股份有限公司,获得经济部、资源委员会和中国银行、交通银行、中国农民银行三银行总行的赞助,该公司于1939年6月1日在贵阳宣告成立。总经理彭湖（又名彭石年,是一位热爱祖国的近代企业家。曾任中国银行成都支行、南京分行襄理,湖南省银行总经理,日本投降后任中国银行南京分行经理。南京解放后一度去香港述职,随后返回上海定居。）,经中国银行总管理处推荐,代表该行筹建并出席该公司第一次股东代表大会,被推为该公司董事会董事兼总经理。     

张之洞在中国通商银行创办过程中的言论述评

在中国通商银行创办的过程中,张之洞和盛宣怀在一系列问题上发生了矛盾和冲突。张之洞主张先办铁路后办银行,不愿意保举盛宣怀创办并督理银行,迟迟才同意对御史管廷献的奏折列名复奏,并对中国通商银行提出了一些限制条件。其思想动机,本质上是利益之争,是为了防止盛宣怀由控制中国通商银行进而控制芦汉铁路。张之洞和盛宣怀之间的派系矛盾、张之洞重“官”轻“商”的“官本位”思想及其现代银行意识的淡薄等因素也都影响到他对盛宣怀创办中国通商银行的态度。     

论李宗昉摘编《百苗图》的得失

《百苗图》是清代中叶贵州八寨理苗同知陈浩编绘而成的一部贵州民族志总汇,具有很高的资料价值和艺术鉴赏价值。李宗防对陈浩原本的字说解部分进行了编,并收藏于《黔记》一书中,对保存、传播珍贵的民族志资料作出了有益的贡献。但由于李宗防对陈浩所记的内容缺乏真实体验,对田雯《黔书》和陈浩《百苗图》的编排体例未能很好地融会贯通,加之编时过分追求从字顺、简洁典雅,因而出现了曲解原意、丢失珍贵资料、误解陈浩编排意图等重大失误。     

近代中国银行业内部稽核机制述论

近代中国银行业的风险类型大致可总结为内生性风险、外源性风险、政策性风险等数种,其中尤以内生性风险因其隐蔽性强、风险危害大,对银行业的资金安全影响深远。如何防控内部业务风险,是银行风险防控的重要课题。近代中国银行业在发生发展的过程中,逐渐形成以职权独立、专业化、制度化为主要特征的内部稽核机制。以账务检查、业务改进、人事防腐为主要内容的内部稽核不但优化了近代银行业自身的业务与管理结构,提高了银行业务水平与管理效率,也丰富了银行业自我风险监控与防御的手段,降低了银行业整体业务风险。     

释明代贵州之“州卫同城”

明朝前期在贵州建置了两类城镇 ,即以军事职能为主的卫所城镇和以民事管理为主的“郡邑”城镇。从明中期开始 ,贵州逐渐出现越来越多的“州卫同城”现象 ,即卫所与府、州、县治同治一城。明朝贵州出现“州卫同城”的现象是与贵州当地的地理、政治、经济环境分不开的 ,有其政治层面与经济层面的合理性。“州卫同城”将卫所的军事职能与“郡邑”的民事职能合并起来 ,既促进了城镇本身的发展 ,又有益于加深对当地的统治。“州卫同城”是明朝贵州城镇在发展过程中再次选择城址的表现 ,也是明朝在贵州的统治逐渐稳定和深入的表现 ,标志着贵州至此真正成为了同内地省份一样的政区。     

近代上海外汇市场发展述略(1843-1937)

上海外汇市场是随着上海对外贸易的发展应运而生的,而其发展亦随着贸易的渐趋发达而日益成熟.从上海开埠到抗战爆发,上海外汇市场从萌芽到形成、发展,经历了长达近一个世纪.到20世纪20年代末,外汇市场的交易以及运作仍主要是由外商洋行、银行操控.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随着华资银行开始涉及外汇业务,外商银行独霸的局面始得改观.30年代初,政府更多介入金融业的管理,随之而来的金贵银贱、白银风潮等金融动荡,使得国民政府通过中中交三行,颁行禁止外汇投机等法令,直接间接介入上海汇市的管理.而法币改革后,中国的货币制度改为外汇汇兑本位,控制汇市达到货币政策的正常运行,变得格外重要,这一时期,政府逐渐施行外汇市场的直接管理.     

明代贵州军屯述论

明代的卫所屯田制度在贵州“蛮荒”之地的开发史上有着重要的一页。本文通过对贵州社会变迁史的回顾来突出论述明代军屯在贵州的具体实施状况以及所产生的巨大历史作用,这对今天贵州地方经济史的研究有着重要意义和价值。     

中国"儒家社会主义"论析

“儒家社会主义”在中国思想史上占有重要一席,与西欧和俄国的空想社会主义相比,诞生时间早、经历时间长,对古今中国的影响恒久深远。儒家社会主义理论包括其高端纲领——大同社会论,及其低端纲领——小康社会论。“儒家社会主义”是宝贵的民族精神遗产,既有其理想的光辉,又有其空想的色彩。历史证明,惟有科学社会主义与和谐进步的科学发展理论方为当代中国践行必胜的思想道路。     

Blurring the Borders. How the Central Banks of the European Neutrals During the First World War Became Part of the State Machinery: Examining the Case of Norway

Abstract

This article analyse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central banks and governments in the neutral countries during the First World War, with focus on the Norwegian development. It examines how independence was challenged, and the framework is a concept of central bank independence, which regards non-lending to the state as vital to the functioning of the central banks. This is a novel approach to the development during the war as the perspective has barely been discussed in the literature in Norway, and also seems to be disregarded in the standard international literature on central bank development. From this perspective the article argues that the Norwegian central bank’s pre-war independence was substantial compared to other central banks. Moreover, the distinct borders between central bank and government also safeguarded Norges Bank’s autonomy longer than in comparable countries after the outbreak of war. However, by the end of the war, Norges Bank had become one of the neutral central banks most interwoven with the state. Based on the historical development in different countries, the article questions the notion of the standard literature that lending to the state in a crisis was a central bank duty.     

晚清汉学家与近代社会变迁

晚清汉学在地域上的扩充,使汉学家成为影响近代社会变迁不可忽视的力量。尤其是其中的重要学者,他们或任职朝廷,或为大吏幕宾,或掌教各地书院,无论在朝在野都具有很强的号召力,对近代社会风气的转移、新事物的传衍起到程度不同的作用。实际上,汉学家在近代各个领域都有出色表现,不仅没有固执华夷之辨,且领时代潮流之先风,在历次大的社会变革中均有涉足。详究其中原因,首先,这与汉学的治学内容及其治学精神和西学有相通之处不无关系;其次,晚清汉学家重新标举顾炎武的明道救世,提倡经世致用,有利于其投身于社会变迁实践。     

新中国中央银行职能的法规诠释

1948年12月中国人民银行成立以来,作为中央银行,负有"发行的银行"、"政府的银行"、"银行的银行"三大基本职能。为完善人民银行这三大职能,中央政府在法规方面逐渐加强建设,从仅在政府组织法体现人民银行央行职能到改革开放后出台强化人民银行央行职能的条例,最终在20世纪末出台了专门的单行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国人民银行法》以及2003年的修订本,并为此制定了相应的行政法规与金融规章,构楚了我国中央银行法律体系的基本框架。在法规日渐完善的同时,人民银行在国民经济的宏观调控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