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富原寺遗址出土莲花纹瓦当浅析

富原寺是古日本吉备国的佛教寺院。该寺院遗址出土的1件莲花纹瓦当,与隋唐东都洛阳城遗址出土的B型双瓣莲花纹瓦当相似,但又显个性特征。该瓦当应是对唐朝宫廷瓦当的仿效,是古代东方丝绸之路遗物。     

略论陶寺遗址在中国古代文明演进中的地位

本文认为,了解陶寺遗址在中国古代文明演进中的地位,最重要的是要将陶寺遗址放在更为广大的时代、社会和文化背景下来考察。并指出:陶寺遗址是黄河流域中游的中原地区最早出现的一个科学意义上的国家——王国的都城所在地,在中国古代文明演进中占有重要地位。     

游仙寺石碑中的高平李家

山西高平游仙寺内的"大朝甲辰年"石碑,记载了金代名臣李晏的孙辈向该寺捐施宗族墓田之事,表明游仙寺曾是李氏一族的坟寺。根据现场调查、搜考相关史籍,可初步梳理李氏家族概况、金元时期游仙寺与李氏之关系以及清代游仙寺周边李氏古迹分布等相关问题。该石碑不仅是研究该寺寺史、营建历程之史料,而且为探究金元时期北方宗族变迁、宗族与佛寺关系提供了生动的案例和线索。     

日本北九州宗玄寺遗址出土人骨的种族类型

本文对日本福冈县北九州市宗玄寺遗址出土的颅骨进行了人种学研究。研究结果表明 ,宗玄寺近世居民在若干主要体质特征上具有现代亚洲蒙古人种的特点 ,并且与东亚蒙古人种最为接近。与亚太地区古代颅骨组相比 ,日本宗玄寺近世居民与其本国的北九州山口弥生人、北九州山口古坟人、吉母浜中世纪人以及中国东北地区的由大甸子Ⅰ组所代表的夏家店下层文化中的部分居民、夏家店上层文化居民、关马山石椁墓居民关系均较密切。     

释读渤日交往国书中的一些关键词语

通过释读渤日交往国书中的关键词语,阐发其深刻的文化、思想内涵,揭示渤日交往中曾经存在过的起伏与曲折,以及走向正常发展的历程.     

论汉字在中日交流中的桥梁作用

汉字对中日两国的文化交流从古至今都发挥着极其重要的纽带作用。中国人民首先发明创造出了汉字,随后传入日本,并成为日本文字的主要构成部分,丰富了日语的词汇,多样化了日语的形式内容,并为日语的多样化表达做出了贡献。与此同时,日语中的汉字也被再次引进回中国,形成了独特的文化反哺现象。由此可见,汉字作为一种媒介手段,在中日跨文化交流中发挥了极其重要的桥梁作用。     

在日本老师家做客

我的指导教授白木老师与多数日本人不同,待人热情,善解人意。尤其非常关心留学生的学习和生活。     

从日本吸收外来文化的特征看中日茶文化交流

世界上每一个民族都有自己的文化,日本民族是一个善于吸收外来文化的民族,日本文化就是一种摄取融合外来文化并不断学习发展的混合文化,日本在主动吸收外来文化的过程中形成了自己的特征。本文试从中日之间的茶文化交流着手,来阐明日本对待外来文化的态度。     

关于渤日交聘中的"高丽国"问题

在渤、日交往中,日方为迫使渤海称藩,既硬说渤海是高句丽的继承国,又编造了高句丽曾“臣属”于己的神话,并强称渤海使为“高丽使”、渤海王为“高丽国王”。这都遭到了渤方的抵制和反对,于是双方间就所谓的“高丽国”问题进行了长时间的交涉和斗争。最后日方不得不在事实面前低头认输,终于放弃了对渤海人的“高丽”称谓。     

古代中日丝绸文化的交流与日本织物的发展

丝绸作为中国古代伟大的发明之一,通过古老的丝绸之路对世界文明贡献良多。同时,对与中国海天相望、一衣带水的东方近邻日本也产生过重要且深远的影响,它在中日两国长达两千年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交往中担当了不可或缺的重要角色。日本民族以善于学习,不断地汲取外来     

中日交流文化背景下日语教育中日本文化的导入研究

日语教育,一般会侧重于讲授日语的语法、词义、阅读规律等方面,而往往忽视了日语文化知识的传授。在中日交流文化的大环境下,尽管开设有日语语言文化课,但其却偏重介绍日本文化的高等级与高层次,也就是日语语言文学、民族宗教、美术艺术特别是日本本国的社会价值观等方面,而对于风土人情、民风乡俗、吃穿住行等领域的知识点却很少涉及。所以行之有效的方法是要把日本文化渗透到日语教育中去。     

从古代中日两国的交流看宗像·冲之岛的祭祀遗址

在日本冲之岛发现23个祭祀遗址,可分岩上、岩阴、半岩阴半露天、露天4类型,年代约为4世纪中叶至9世纪后期。祭祀由当时日本的中央政权主持,当地豪族宗像氏参与,目的在于向统管此海域的女神祈求航海的平安。古代日本与中国交往频繁,这在冲之岛祭祀遗址出土的许多供品上都有反映。     

中日大学生在宁、沪交流纪实

2002年2月．日本爱知大学学生组织P．P．M．(People’SPeace Maker)在复旦大学、上海外国语大学、南京师范大学的大学生协助下．对南京、上海等地进行了访问，两国大学生还围绕中日战争责任问题进行了深入的讨论。     

近代日本佛教净土真宗东西本愿寺派在华传教述论

近代以降,以净土真宗为首的日本佛教各宗派随日本对外扩张入华,在中国各地开教建寺、传道授徒、拓展文教社会事业,获得广泛的发展。然这是在特定的历史背景下进行的,不仅在传教对象、传教方式、传教组织方面与基督教、天主教等不同,且其教义的“人世”性质也因自身的民族、地域特色而与中国佛教相异,本质则是支持日本政府对外扩张的国策而敌视中国。故其在华发展,随着日本在华的军事失败迅速趋于瓦解。１９４５年后,苦心经营了近８０年的日本在华传教事业已不复存在     

古代日本五月五日礼仪中的中国因素

古代日本的五月五日礼仪,始自7世纪初,形成伊始受到中国夏至理念的影响。至8世纪律令制国家确立后,五月五日节仪成为体现天皇与全体官人政治关系的重要国家礼仪。中国民间五月五日习俗中的菖蒲、续命缕等道具成为律令制五月五日节仪的必要组成要素,避邪除灾的观念也随之被融入五月五日节仪之中。     

辅助展品在史前遗址陈列中的应用

史前遗址博物馆,总是存在着广大群众看不懂、也不喜欢的问题。博物馆工作者特别是陈列设计人员,长期不倦地致力于深入浅出地介绍遗址和文物,为人们解决看不懂的问题。但是,现在应该意识到仅仅在展柜中下功夫是不行的。陈列工作的思路如果不走出以往的狭路,那么所谓让观从看懂陈列只能是一厢情愿,辛苦工作所输出的知识信息多不能为观众所接受,正可谓事倍而功半。史前遗址和文物有一大特点,那就是丰富深厚的文化内涵与拙朴无华的外貌并存。数千年时光的流逝造成这极不谐调的     

现代信息技术在文物遗址环境监测中的应用

汉阳陵是典型的北方大遗址,其发掘和展示的帝陵外藏坑、南阙门、宗庙建筑等均以土遗址为主体。众所周知,土遗址所处的环境是引起其发生病变的主要因素。自2006年帝陵外藏坑遗址博物馆建成开馆伊始,汉阳陵博物馆就联合有关科研单位对遗址区域环境状况进行了跟踪监测。在此基础之上,汉阳陵博物馆于2009年开始,又联合西安元智系统技术有限责任公司开展实施了"汉阳陵文物保存环境实时监测系统项目"。该系统项目利用无线传感网络技术、微传感器技术等新一代信息技术手段,对环境因素数据进行采集、存储和共享,并把批量数据通过相应的处理软件以图、表和文字的形式直观显示出来,根据这些图表数据,我们能够及时了解文物保存环境状态,进而制定出更为合理的环境调控措施。     

3S技术在遗址探查中的应用

常规遗址探查方法,普查难度大,影像上不能直接识别小型遗址.为此,应用3S技术(遥感技术(RS)、全球定位系统(GPS)、地理信息系统(GIS))在遗址探查中的作用和优势,提出了基于地物空间关系知识、多源信息复合探查的思路.应用结果以巢湖柘皋区为例,将该区遥感图像中提取的古河道信息层和数字化后的地形图上标注为独立物(其中包括已知、疑似遗址点)层叠合,在地理信息系统中总结已知遗址点的分布规律,筛选出疑似遗址点,并将其GPS定位信息与近期巢湖文物管理部门野外实测记录对比,提取的疑似遗址点中包含了普查记录的遗址.3s技术的应用表明,该方法可为考古普查工作节省大量时间、人力和物力.     

日据时期日本在台湾的鸦片政策

鸦片不仅榨干台湾民众的钱财,更腐化了台湾各界的抗日精神,戕害台湾民众身心健康。日本通过在台湾的鸦片专卖,进一步强化了在台湾的殖民统治,也系统总结出一套治理殖民地鸦片问题的经验,这种经验不仅影响了台湾,也影响到中国大陆和美国的属地菲律宾。     

日本近世大名家训中的武家政治思想

近世日本是建立在武力统治和身份统治基础上的封建家族国家,虽然其以中国的儒学为统治思想,但是统治阶级始终坚持尚武为立国之本,把尚武习武看成是执政者和有教养者的重要标志,认为在治世能保持尚武精神的武士才是真武士。关于君臣关系,在“家”观念支配下,他们认为君臣关系是建立在同一家族共同体基础上的,家臣与主君同样对家的延续兴亡负有责任。他们的忠君观念具有家族主义和集团主义色彩,具有超越主君个人而把家国作为忠诚对象的特征。近世武士阶级在中国儒学的影响下,能够自觉地从治国安民这一政治角度考虑百姓的生活,并且达到“为国家人民立君”这样的政治高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