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字路口的考古学:新在哪里

20世纪60年代,西方考古学走到了一个根本转折点,美国新考古学取代传统考古学并逐渐成为国际潮流。但是,经过了二十年锐意的探索和尝试,也暴露出许多问题,一方面新考古学并没有令人满意地达到当初所设想的目标,另一方面,考古学开始呈现出许多新的发展趋势,流派纷呈,分支众多,目标、理论、技术、方法等都表现出多元化的趋向。新考古学究竟新在那里?传统考古学是否完全过时?当初新考古学所倡导的思想和憧憬的目标是否现实?一些考古学家开始冷静下来思考这门学科的变革历程和发展方向。特里格的这篇文章,就是这种历史背景下的产物。它全面评估了新考古学的成就和暴露出来的问题,并对考古学今后的发展做了进一步思考和展望。新考古学主张考古学的最高目标并非了解历史,而是像社会人类学家那样努力阐明和检验人类行为的一般规律,而考古学实践已经证明,由于人类行为自身以及外界各种影响因素所带来的复杂性,这一目标事实上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或者也许根本不存在这种规律。这种复杂性动摇了新进化论、严密的因果律和整合性,以及文化和社会的界限概念。在这种反思之下,特里格赞同考古学的历史学取向,强调对具体社会和文化作具体的研究,注意到人类行为的每个方面,并对决定文化演变的因素持更开放的态度,不仅注重内因,也注重社会之间的互动等外界因素。所有这些,事实上已经否定了新考古学家所提出的归纳法与演绎法之间、特定历史序列的解释与人类行为和社会文化进程的一般理论之间的严格区别。同时,特里格还赞成系统论的思想原则和“中程理论”方法,主张考古资料与历史资料的结合,探讨了从事知识与信仰领域研究的可行性,还特别提到了当代社会意识对考古学家的影响以及由此生发出的考古学研究的社会价值。作为著名的考古理论家,特里格视野宽广,知识渊博,长于思辨,而且富有一个真正伟大学者的人文情怀,这使他的思想广度和深度都达到了一个很高的水平,他的观点在西方考古学界具有广泛影响,也对考古学在社会科学领域具有更大普遍性做出了重要贡献。     

共同体文化与考古学文化

文化是人类创造的并构成人类自身区别于动物界、造成不同人们共同体分群之依据的产品的概括。考古学文化是考古学家所认识的在考古学遗存中所物化的古代人们共同体文化。文化理论是人类学家提出的关于“文化是什么”的种种回答,考古学文化理论是科学的人类文化理论到考古学操作之间的中程。将考古学文化定义于不同的层面或方面以至整体全面,体现了考古学家对共同体文化把握的广度和深度,也就支配了他们研究古代人们共同体文化所能涉及的部分或全部,直接支配他们在田野阶段对古代文化的哪一类和哪一层材料或“信息”感兴趣;支配了获取这些材料或信息的手段、方法的选用和发展,最终支配了考古学学科发展的整体水下。     

史前考古遗存的“性别代码”——欧美性别考古学研究进展

考古学的性别化研究是相当晚近的现象。本文回顾性别考古学发展的三个阶段,重点介绍当代欧美性别考古学的研究模式,并简要评述了我国性别考古学的发展现状。性别考古学是当前考古学重要议题之一,不应被中国考古学家所忽略和淡忘;多角度解释考古遗存有助于考古学与其它学科的相互了解和交流。     

考古学如何走近公众——读《最早的中国》

<正>近年来,考古学与公众的关系成为考古学家们热议的话题,越来越多的考古学家开始意识到"考古学知识的普及与文化的寻根正在变得更加重要"①,而且认为"考古学家在普及教育中有着义不容辞的责任"②。但是,考古学是一门专业性很强的学科,加上学科传统、研究重点以及理论方法的     

全球公共考古学的新视角

本文是《全球公共考古学的新视角》文集的一篇导论,对上世纪70年代以来公共考古学在英语国家及全球范围的发展做了综述。该文集的各章由各国考古学家撰写,分别介绍了公共考古学在各自国家的发展和现状。正如本文开宗明义所指出的,考古学与公众的关系从这门学科开始就相当密切,不只因为大部分重要考古发现是老百姓而非考古学家所为,而且几乎所有发掘工作都需要民众的参与。而且盗墓活动也难脱底层民众的干系。公共考古学的概念进入中国之后,一度被等同于大众考古或考古学的普及工作。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在相当长时间里,我国专家撰写科普读物被看作是不务正业,这类作品不被视为学术成果。这种看法正因公共考古学概念的引入而得到改观,从而使普及工作名正而言顺。因为考古学界认识到,没有高素质的民众,文化遗产的保护就是一句空话。公共考古学的概念最初是由美国考古学家理查德·麦克基姆西1972年出版的Public Archaeology一书所提出,后来迅速传播到世界各国。类似其他非英语国家,public的中译有"公共"和"公众"两种方式。英语的public有"官方"和"民众"的双重含意。这比较接近中文"公共"的意思,因为中文的"公共交通"或"公共设施"一般是指由行政部门主导和资助的大众服务。如果中国的遗产事业要与国际接轨,公共考古学也要摆脱目前局限于考古教育和知识普及的零敲碎打的大众实践,借鉴国际通行做法,由政府出于公众利益对考古学进行管理,鼓励公众积极参加考古活动和遗产保护与管理,并从多声部的公众视角来解释考古成果和布置博物馆陈列。     

探源文明 追迹历史——李伯谦先生专访

中国考古学经过了近一百年的建设与发展历程,其理论与实践均取得了长足进步。著名考古学家李伯谦先生认为,考古学要与文献史学、社会学组成三个认知系统,考古学文化研究要将区域研究与长时段研究结合起来,要重视考古遗存所蕴含的精神内涵,更全面地研究、复原古代社会;考古学研究要掌握地层学、类型学和文化因素分析方法,其中地层学在使用中应该与埋藏学相结合,而文化因素分析则是从考古学研究过渡到历史学研究的桥梁;江苏的商周考古研究应该把握江北徐淮夷文化和江南吴文化两条主线;要正确处理考古与文化遗产保护的关系,充分发挥考古学的作用,使考古真正成为人民的事业。     

考古学研究中的系统论

本文发表于1975年,其时新考古学作为一种划时代的思潮已经取得了历史性成就。新考古学家们为新的研究目标,从其它学科中引进了许多新的思想和方法,系统论作为其中最重要的理论方法之一,开始取代文化历史考古学中的关键学术概念和分析单位——考古学文化(当然,系统论作为人类思想领域的最新成果,对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各个门类都产生了重要和深刻的影响,而决非仅限于考古学)。并成为考古学理论方法变革的一个重要标志。系统论的精髓在于将考古学从立足于器物静态的分析和分类以及编史学的研究,转向对这些器物制作和使用的人类行为和适应环境等多变量互动系统关系的阐释。考古学文化不再被看作是分析的基本单位和关键概念,而是需要从物质遗存产生的背景和各种因果关系来了解文化的产生和演变,并对考古学研究的概念、方法以及探讨和力求解决的问题做根本的调整。这使得考古学家能够放弃过去那些无法解决或意义不大的问题,将精力集中到更加便于观察和更加容易解决的问题上。本文通过对沃森、勒布朗和雷德曼、克拉克和弗兰纳里等学者有关成果的叙述,详细介绍了系统论引入考古学的起因、过程和发展,从概念的革新和建模方式等方面,阐述了系统论对考古学研究革命性的影响,以及在人类学、民族学等考古学相关领域内所引起的变革。可以说,现代考古学理论相对于经典考古学所取得的突破性的成就,很多方面都是引入系统论思维的结果。阅读本文,虽然作者写作的对象是西方学者,中国读者由于对许多背景知识不是很了解,在翻译和阅读上可能会出现一些困难,但是仔细领会其中一些要点,还是能够帮助我们对系统论的意义有一个初步的了解。     

柴尔德的考古学文化观浅析

作为本世纪最伟大的考古学家之一,英国考古学家柴尔德(V·G·Childe,1892-1957)在考古学理论上的建树是多方面的.他不仅提出了“新石器时代革命”和“城市革命”等学说,而且对考古学本身的概念也进行了严格的理论论证,其中影响最大的便是他对考古学文化概念的定义和分析.中国考古学文化理论的本源便来自柴尔德.1959年,夏鼐先生向中国的考古学者介绍了柴尔德的考古学文化命名原则以及文化与族的关系等学说,长期以来这便成了我们进行研究的唯一准则.但是,夏先生所介绍的毕竟只是柴尔德文化理论的一部分,实际上,柴尔德的文化观是相当复杂的.从1959年至今已过去了30多年,但中国考古学界对柴尔德的考古学文化理论一直缺乏全面的了解和整体研究,这对于学科的发展是不利的.本文不揣浅陋,拟在整体上剖析一下柴尔德的考古学文化观,旨在抛砖引玉,以期促进对考古学文化理论的研究.     

古环境的复原及全新世时期的上辽河流域

环境考古学的理论和方法的应用使中国考古学进入了一个新的时代,中国的环境考古学研究在过去20多年来也有了前所未有的成就。目前,环境考古已基本成为普遍的研究方法应用于很多考古学的课题中,而且,环境考古的理论和方法也会伴随中国考古学的发展而更加完善。然而环境考古学本身对考古工作者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不仅需要考古学家有坚实的考古学理论和方法,而且还要掌握古环境科学的基本理论和方法及其如何在考古学中的应用。对于考古学家来说,对那些针对考古学研究的古环境学研究的理论和方法的理解是非常重要的。考古学家如果能够初步将古环境复原的方法和理论应用于考古学研究将是十分必要的。为了能使更多的考古学家掌握基本的古环境复原的方法,本文试图从考古学研究的角度来探讨环境考古的基本理论和方法,并以辽西地区的古环境为例进一步说明如何解读那些像孢粉等的古环境数据,以此推动中国环境考古学研究的开展。     

建国60年甘肃考古发现成果综述

文物基本都出土于各类文化遗址,和考古的关系极为密切。现代考古学不过200多年的历史,而中国现代考古学只有80多年的历史,其特色是考古学与历史学相配合。本文以甘肃极为丰厚的历史文化为依托,回顾了建国60年以来甘肃的考古发现成果。     

为什么生态学需要考古学家,考古学需要生态学家

<正>考古学是一门从物质遗存来研究古代人类历史、生活方式以及社会变迁的学科,而生态学则关注影响人类或其他生物个体和种群外部因素的学科。考古学与生态学是在20世纪中叶才被考古学研究视为一种常规方法,其先声就是美国考古学家布雷德伍德和马克尼什分别在伊拉克和墨西哥进行的农业起源多学科研究。根据文化生态学的理论,越是原始的文化受生态环境的影响越大。因此了解古代人群的生存、技术、经济和社会结构,就必须了解他们所生活的环境。环境考古和生态物(ecofact)的收集和分析在我     

20世纪考古学的历程

技术的进步是考古学进行一切分析研究的基础,而理论的探索则是考古学的灵魂。考古学家开始将主要精力集中在考古学学科体系与理论方法的探索及人类化演进过程中关键性的转变环节等几个至关重要的问题上。     

文化因素分析方法与历史时期考古学

文化因素分析方法已成为考古学中一种较常用的方法,但主要应用史前考古研究中,本文主要尝试将这种方法引入到历史考古研究中,并总结出一般的研究模式。     

现代中国环境考古研究模式的分析

本文将1987年以来的中国环境考古研究称为"现代中国环境考古研究",并将之归纳为"考古地理的环境考古研究模式"、"文化历史环境考古研究模式"和"资源环境考古研究模式"。本文对这三种研究模式的合理性进行了分析。接下来,从考古学的基本理论假设出发,指出环境考古学、文化历史考古学之间并没有严格的继承关系,中国环境考古研究的最大问题是核心概念的不匹配。最后,通过考察西方环境考古研究和考古学史,本文提出应该用文化适应,即"考古学中的文化"取代考古学文化而将之作为核心概念进行环境考古研究,让中国环境考古摆脱文化历史考古学概念体系的束缚。     

论"西汉墓幽州分布区"

1990年代初苏秉琦先生将史前诸考古学文化划分为六大区系,影响深远。历史时期考古学文化的区块划分问题自然也引起学者思考。徐萍芳先生认为历史时期考古学分区与史前考古学文化分区在内容和方法上均有不同,指出“在秦汉以后历史考古学文化分区中,墓葬（包括葬式和葬俗）的分区占有重要位置”,此点应当成为共识。     

动物考古学与复杂社会——动物群分析在贸易、社会地位和族属研究中的某些应用

自20世纪60年代后期以来,动物考古学成为考古学研究中发展最为迅速的分支学科之一,利用动物骨骼遗存研究复杂社会显示出动物考古学的特殊魅力。本文利用旧大陆西部和新大陆的动物考古学研究案例,首先讨论了动物和动物产品在贸易和交换中的作用,接下来又探讨了动物遗存的差异在多大程度上可以用来重建社会不平等,最后,则批判地考察了动物遗存在辨认史前和历史时代早期族群差异方面的作用。不仅如此,作者还讨论了从事复杂社会研究的动物考古学家所使用的方法,以及这些方法的局限性。作者认为,动物群分析可以作为研究复杂社会经济基础的一个有效方法。动物考古学除了为饮食和生存活动提供有价值的信息之外,动物骨骼分析还可以用于重建过去的交换系统,辨识人们的社会地位和族属。但要做到这一点,动物考古学家必须把分析建立在大量精心收集且出自合适的考古学遗迹单位的动物遗存之上。这意味着动物考古学家必须首先是考古学家,他们应当少花一些时间担心最小个体数、可鉴定标本数以及其他计算生物分类单元丰度的方式的优劣上,而应把更多的时间放在考虑怎样能把动物资料与其他考古学和历史学证据整合起来。因为只有把动物群资料和其他证据结合起来,我们才能理解复杂社会的经济基础。     

新石器时代晚期鄂豫陕间文化交流通道的初步研究

考古学文化或早期部族、国族文化的地域间碰撞与交流在地理上当依赖一定的通道,这种文化交流的通道既影响着某一考古学文化的地理分布,同时也是该区文化同周围其它区域文化联系、往来的必要前提。考察这样的地理通道不仅有助于确定考古学文化地理分布及其传播路径,同时也是研究早期区域历史地理的重要内容。本文试图以鄂豫陕间新石器时代晚期主要考古学文化的分布、扩散、交流为研究对象,通过研究这一地区各文化间交流的具体通道,来探讨当时该地理范围内考古学文化碰撞、交流在地理上的表现特征,并探求受自然地理状况影响的文化交流通道对于人文地理格局的影响。     

考古学文化及其相关问题探讨

对考古学文化的研究,绝不仅限于对某一类器物的研究,还应包括对考古学文化所包含的各种遗存的研究、对该考古学文化谱系的研究、透过这些考古学文化遗存对当时人们的精神世界和社会结构及与其他集团的关系的研究,以及对导致考古学文化发展和变化的各种因素及其所发挥作用的研究,因此考古学文化仍是考古学研究的重要内容。     

考古发掘与考古发现

考古发现和考古学理论方法是考古学赖以进步的两条腿。考古发现不断刷新考古学家的视野并为考古学研究的深入提供新的资料,考古学理论方法使考古学的眼睛更加明亮,分析和思考更具有科学的力量。理论方法让考古学家对考古发现有更深入的认识,考古发现同时也推动综合研究和理论方法的进步。此外,考古发现往往会引起社会的关注,考古发现和考古学知识的普及可以为考古学的进步提供良好的社会环境,从而对考古学的发展产生强大的推动力量。考古学的持续发展要求考古学家必须正确处理考古发现、考古学自身理论方法的完善以及考古学与化遗产保护、公众知识状况和社会需求的关系。     

为史前考古学带来一场变革的杰出论著——柴尔德经典代表作补读

正值柴尔德去世50周年之际,上海三联书店将翻译出版他的系列经典著作,具有纪念和学习的双重意义。对于一般的考古学家来说,在其身后50年的遗作大概只剩下历史价值了。但是,当我们在阅读柴尔德在半个多世纪之前写的著作时,仍然可以体会到其巨大的魅力和深邃的洞察力。而在国际上,虽然1960年代欧美的新考古学变革已使柴尔德所倡导的文化历史考古学范例成为历史的过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