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考古学文化区系类型理论的几点认识

考古学文化区系类型理论是由苏秉琦先生在1981年发表的《关于考古学文化的区系类型问题》一文及后续相关论述中提出的。经过几代学者的不断阐释、理解和推进,指导了中国考古学长达四十年的考古学文化研究实践。区系类型理论的产生缘于梳理广大区域内业已命名的诸多考古学文化之间纵横联系的需求,有着深厚的研究基础。其核心思想可以概括为三个方面。其一,区系类型研究实质是以考古学文化及类型为研究单位的分类;其二,区系是可以多层次、多角度划分的;其三,区系是一种动态的、立体的结构。构建文化区系的前提条件是准确辨识和划分考古学文化及其类型,具体的研究方法是含有定量、定性分析手段的文化因素分析法。时空框架研究是区系类型研究的基础,二者既有区别,又有联系。     

关于新石器时代考古学文化交集问题的探讨——兼论屈家岭下层及同类遗存的文化属性

如果中国史前文化起源的“多元论”是学术界的共识(我们是在事物发展的阶段性原则基础上赞同这一理论的),那么也就必须正视由多元(源)发展形成的各文化系统以及自系统内各文化类型之间的交叉重合所呈现的复杂的文化现象,并对其作文化的定量与定性分析,最终确定其在文化层次及区系类型中的位置。考古学研究中存在这样一种状况,即对某些文化面貌复杂(含有多种文化因素)的考古学文化遗存,或是置之不论,或是久论     

试论“漩涡地带”的考古学文化研究

任何考古学文化都不是也不可能是一个自身封闭的、与外界绝缘的孤立系统.考古学文化在发展过程中所呈现出来的联系与继承、迁徙与传播的特点,不但决定了考古学文化内涵的多元性,也揭示出考古学文化结构的开放性.就这个意义而言,考古学文化的“漩涡地带”,便是在文化的输出与输入的作用下所必然产生的一种结果.易言之,文化与文化之间,以相邻地域为中心所进行的广泛而且频繁     

什么是“民族考古学”

中国考古学的理论和方法来源于西方,这是既成事实。但经过几十年的探索和奋斗,中国考古学也已有了世所公认的成就。我们不但在中国考古学文化的区系类型研究方面取得了重大进展,而且在其它层次的研究上也成绩斐然。如果说五、六十年代对仰韶文化社会性质的探讨尚显得有些教条和幼稚的话,那么近年来对中国农业起源和文明起源等重大问题的研究已经比较成熟,已经改变和正在改变着人们对世界文明问题的认识。不仅如此,中国考古学在理论和方法论上也有所建树。从考古实际和对考古材料时空条件的分析出发而不是从概念假说出发,这正是“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考古学体系”的立足点。中国考古学有了这样一个较为雄厚的基础,就具备了分析、鉴别的     

考古类型学的内与外:中外对比与历史反思——“知识考古”专栏导读

类型学是考古学最基础的方法论之一,区系类型学则是中国考古学中一个关键乃至核心性概念。可以说,几乎一切的研究——尤其是像考古学那样首先要面对一堆古代的遗物与遗迹的研究,都由分类和比较开始。但是,明确地将古代遗存类型的演变与人、社会及文化的进化联系在一起而成为考古学的基本方法的类型学,是考古学发展史上的     

“重瓣花朵”与“多元一体”

考古学文化是特定时空民族或族群共同体的物化遗存,是观察、研究史前与古代族群时空关系的最重要手段,民族史、文化史的探索是考古学研究的最重要任务之一①。在近百年中国学术史上,考古学对于新史学最大的贡献之一,就是通过史前、上古考古学文化的发现、梳理,重构中华民族起源与形成的早期历史,重构中国民族史的基础框架。从严文明先生中国史前文化的“重瓣花朵”结构的描绘,到费孝通先生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理论的提出,集中体现了考古学对于中国民族史、文化史研究的重大贡献。     

考古实践与理论思维——兼评《关于考古学文化及其命名问题》

区系类型理论的构筑和完善,考古学化的命名和作用,考古学类型和化的区别及其地位,化和族属的关系等等,凸现出20世纪中国考古学实践的主要特色,深入思考其中的成败得失,拓展考古学的理论思维,是中国考古学走向新世纪的必由之路。     

再论苏秉琦中国古代社会演进“三历程”理论

苏秉琦有关中国古代社会演进的古文化古城古国“三历程”理论,是当前中国文明起源研究工作中最有影响力,也最具争议的学说之一。此前有学者就三历程理论的逻辑结构与概念内涵等方面的疏漏之处进行了极具反思性的批驳。然而,从苏秉琦考古学实践本身来看,三历程理论最初实际是作为考古学中实践文明起源研究的方法被提出。从内涵来看,古文化古城古国并非严格意义上前后相继的三个阶段,而是既有先后、又有包含,其本质是连接考古学遗存与人类社会的“桥梁”。三历程理论与考古学文化区系类型理论共同作为方法论,与古国一方国一帝国“三部曲”;裂变、撞击、熔合三模式等一起,构成了苏秉琦全部的文明起源理论体系。尽管这一理论当前已被解构为更多更细致的相关研究与理论方法,但其研究思路仍有可供当前学者借鉴的地方。     

新世纪陕西史前考古的重要收获(下)

正七、新石器时代末期随着我国考古学的发展,新石器时代末期的文化遗存已遍及全国各地。据不完全统计,已发现考古学文化(或遗存)30多个。这些考古学文化(或遗存)大多是在当地较早文化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同时也存在有相邻地区文化之间的交流。这些考古学文化(或遗存)为研究各自文化发展序列、区系类型的划分、经济及社会复杂化程度等都提供了重要的科学资料。我国新石器末期的年代大体界定在距今5000—4000年左右,从各个考古学文化的特征来     

四川考古6O年

60年来四川考古紧紧围绕着古人类、文明起源、区系类型、文化谱系、地区性文化特征,在古人类与石器时代文化的探索、巴蜀先秦考古学文化序列的初步构建、秦汉及其隋唐宋元明清时期的墓葬特征,以及科技、艺术考古方面取得了丰硕成果.     

中国考古学的历史传统与时代使命

目 次 一 救亡图存与重建古史:早期中国考古学的历史选择 二 从考古学文化到区系类型:中国考古学的探索与发展 三 坚定文化自信:新时代考古学的历史使命 习近平总书记"9·28"重要讲话深刻阐述了我国考古工作取得的重大成就和重要意义,为新时代中国考古事业发展指明了前进方向,也为如何构建中华民族历史、认识中华文明丰富内涵、坚定文化自信提供了理论依据[1].考古学在中国是近代化的产物,从它自西方传入中国、并且植根于中华大地这片沃土伊始,一方面在学术目标、理论建设和田野实践等环节就不断形成自身的历史传统,不再是西方考古学的翻版,而是努力朝着建设中国特色和中国风格的考古学体系迈进;另一方面,在不同的时代,中国考古学者也承担起不同的历史使命,不断续写新篇,继往开来,为中华文明和世界文明做出了独特贡献.回顾百年中国考古学史,每当时代发展的重大转折关头,中国考古学都在顺应历史变革、引领社会思潮、坚定文化自信上起到重要的历史作用.     

谈“ethnoarchaeology”的译法及内涵

关于民族学与考古学的关系,近一时期争论一直较为激烈,译介性的和讨论性的文章发表的都不少,这反映了部分考古工作者对考古学在理论发展方面的关注和探索,但是我觉得不少人在有关概念的使用以及理解上还存在着混乱,因此我愿意提出一些自己的看法以就教于各位同仁并希望将这样的探讨推向深入.首先谈谈“ethnoarchaeology”一词的译法.目前较流行的有两种:一是“民族考古学”,二是“民族志考古学”.无论是“民族考古学”还是“民族志考古学”,实际上均来自英语中“ethnoarchaeology”一词,“ethno”表示“人种”,“种族”、“民族”,因此,从词源学角度讲,“ethnoarchaeology”译为“民族考古学”是无可非议的.不过,根据英语的构同法,“ethno”在“ethnoarchaeology”一词中至少可以表达三种意思:(1)“nation”的(民族的)或“race”的(种族的);(2)“ethnoarchaeology”(民族志的);(3)“ethnological”(民族学的),因此,“民族考古学”和“民族志考古学”究竟哪一种说法更为妥当,在此仅据词面意思是难以妄下断语的.笔者曾与俞伟超先生就“ethnoarchaeology一词的译法交换过意见.俞先生根据该词在英文著述中使用的具体语义背景以及他自己在工作、研究当中的心得,认为将“ethnoarchaeology”译为“民族学的     

关于屈家岭文化区、系、类型问题的初步分析

最近重温苏秉琦先生和殷玮璋先生在1981年发表的《关于考古学文化的区、系、类型问题》(以下简称《类型问题》),深以为考古界自一九七九年围绕屈家岭文化与大溪文化之间文化关系所展开的学术讨论,并不是哪一种观点完全对了或完全错了的是与非的一般问题,而是如苏秉琦先生在《考古学的新时代》中所指出的那样:“是我们的实践工作已走在前面,理论工作落后了”的更重大问题。     

考古学的范例变更与概念重构

陈淳先生的《考古学的范例变更与概念重构》,由考古学的学术目标开始,对研究对象、学术术语、方法等的要求,以及整个学科的操作方法及其特点进行了较为系统的梳理,并借用库恩的范式说、福柯的知识型和特里格的发展阶段等视角下的科学或者考古学的发展历程,将我国考古学也归入国际考古学范例发展的特定范式或者知识型与阶段,他的大致判断是,当下的中国考古学主流是文化历史考古学,相当于欧美上世纪六十年代之前流行的范式。更有启发的是,陈淳先生还梳理了西方考古学在六十年代之后的范例变革,并同样进行了批评性反思,尤其是对当下中国学者关心较多的以功能论与过程论、系统论作为主导性话语的新考古学进行了辨析。新考古学的独特之处是不再将文化看作是特定时间和空间范围内的一群遗存或者器物组合,而是将其看作是一种物质、能量和信息交换的复杂系统,并认为可以从这种系统的运转来解释文化变迁,进而与当时其他社会科学相呼应,提出认识人类文化发展动力学法则的宏伟目标。陈先生认为,中国考古的主流在本质上主要关心的是古代遗存的时空谱系,当然也进行了诸如族群、社会发展阶段等诸多研究尝试,但是总体上仍然是以地层学与类型学为主导的区系类型排比关联与历史复原。以环境考古学和聚落...     

世界的中国考古学的提出──苏秉琦先生学术活动和学术思想追忆之二

１９９２年６月在石家庄召开的第四次环渤海考古国际学术讨论会上,苏秉琦先生正式提出“世界的中国考古学”的新课题,从而把中国考古学引进一个新领域。这一课题的概念,概括地说就是从用区系观点看中国到用区系观点看世界,是区系的中国和区系的世界,是中国面向大陆和...     

四川考古60年

60年来四川考古紧紧围绕着古人类、文明起源、区系类型、文化谱系、地区性文化特征,在古人类与石器时代文化的探索、巴蜀先秦考古学文化序列的初步构建、秦汉及其隋唐宋元明清时期的墓葬特征,以及科技、艺术考古方面取得了丰硕成果。     

柴尔德的考古学文化观浅析

作为本世纪最伟大的考古学家之一,英国考古学家柴尔德(V·G·Childe,1892-1957)在考古学理论上的建树是多方面的.他不仅提出了“新石器时代革命”和“城市革命”等学说,而且对考古学本身的概念也进行了严格的理论论证,其中影响最大的便是他对考古学文化概念的定义和分析.中国考古学文化理论的本源便来自柴尔德.1959年,夏鼐先生向中国的考古学者介绍了柴尔德的考古学文化命名原则以及文化与族的关系等学说,长期以来这便成了我们进行研究的唯一准则.但是,夏先生所介绍的毕竟只是柴尔德文化理论的一部分,实际上,柴尔德的文化观是相当复杂的.从1959年至今已过去了30多年,但中国考古学界对柴尔德的考古学文化理论一直缺乏全面的了解和整体研究,这对于学科的发展是不利的.本文不揣浅陋,拟在整体上剖析一下柴尔德的考古学文化观,旨在抛砖引玉,以期促进对考古学文化理论的研究.     

考古学文化的“命名”与“易名”——以“老关庙下层文化”和“哨棚嘴文化”概念为例

只要第一次发现并且为学术界所认识的遗址,就可以用来为考古学文化命名,不必用“典型”还是“不典型”这样确定标准,来考虑考古学文化的命名和易名问题,“老关庙下层文化”的命名不应当取消,而“哨棚嘴文化”和“中坝文化”的提出完全属于“文化易名”现象。     

论东北文化区及其前沿

根据考古学文化区系类型理论,东北地区属于以燕山南北长城地带为重心的北方。不过,早在区系类型理论形成之初,苏秉琦就对东北地区古文化予以特殊关注。1983年8月在辽宁省朝阳市举办的燕山南北长城地带考古座谈会上,他在谈到朝阳地区在中国古文化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时指出:“朝阳是联     

关于“考古学文化”概念及相关问题

五十年代末,夏先生在《关于考古学上文化的定名问题》一义中谈到了有特定含义的“考古学文化”与一般m语中“义化”的k别,并对考古学文化概念进行了解释,IlllLI年来,成为我国考古界的传统认识。进入九！年代,有一些研究者对考古学义化概念进行了一翻反思和讨论,不满足以往的解释,如有的研究者认为过L的考古学义化概念,“比较多地注意物质遗存,而对其中所包含的非物质方血的州素不够重视”,H而对考古学义化概念予以修正,重新作了界定。I到有的研究者提出过L考古学义化概念“始终局限在一个很小的范闲之内”,“应作人的拓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