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特生与丁文江的早期中外考古合作及其影响——读《中国之前的中国》

马思中(Magnus Fiskesjo)博士[瑞典]和陈星灿博士合著《中国之前的中国:安特生、丁文江和中国史前史的发现》(China before China)由瑞典东方古物博物馆出版发行。本文对该书内容作了详尽的介绍,重现了当年安特生和丁文江等早期科学家在中国史前田野考古合作的历史,以及评价他们对中国早期考古学发展的贡献。作者强调了当前中国考古学国际合作的意义,特别是涉及了对中国文物海外收藏政策的制定。     

安特生在华北的考古活动

毫无疑问,约翰·古纳·安特生(Johan Gunnar Andersson 1874～1960)可以被看成本世纪世界上最杰出的地质学家和考古学家之一。他从1914年到1925年在中国工作期间,以其独到的努力,在地质勘探和考古学领域中做出了重大发现。他对仰韶文化的系统发掘和研究,为奠定现代中国考古学基础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关于高本汉《古代中国的丰产符号》的几点讨论

正友人高本汉(B.Karlgren)友好地送给我一篇他的论文抽印本《古代中国的丰产符号》(载《东方博物馆馆刊》第2期,1930年),我认为这是了解古代中国宗教最重要的一篇文献。尽管如此,高本汉谈到的某些问题,对我来说仍有进一步申述的必要。本文只把话题放在两个方面,一个是我以前讨论过的,另外一个是和高本汉不同的。     

李济考古学方法论中的史学特征

正目次一中国人类学家的可能贡献:语言与比较二作为"比较法"基础的"历史法":小范围与细节发掘三"历史法"对"比较法"的单向制约:器物分类有"逻辑"四回应批评;讨论器物"功能"的路径五要"准确"还是要"合理"在李济去世后的二十年里,他的学生张光直通过检讨现代中国考古学发展史,有力地彰显了李济对中国考古学的贡献,尤其是扭转了大陆考古学界对李济的忽视。但张光直亦非无原则地赞誉,他相当中肯地提出李济在四个方面的影响~[1],同时尖锐地指出现代中国考古学的历     

中国新石器时代考古第一代领军人——尹达同志

尹达学术生涯大致可分为四个阶段:1931—1935年是他考古的奠基期,1936—1937是他考古丰收期,1938年—1949年是他对中国考古学体系的酝酿期,1950—1983年是他对新中国史学、考古特别是新石器时代考古发挥指导作用的时期。尹达在新石器时代考古方面的巨大贡献:1.是中国新石器时代考古发掘的第一代开路先锋。2.是详细论证安特生在中国新石器时代文化起源、分期问题上错误观点的第一人。3.倡导、指导以考古材料复原历史的正确研究方向。4.是用马克思主义指导考古研究的领军人。尹达身后形成的诸如文明起源等的理论诚然是巨大进步,但同时也是尹达所倡导的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的新中国考古学体系的延伸和继续。     

北欧中国学追述

瑞典的中国学:关于中国的研究在北欧正式成为一门正式的学科是20世纪初的事情,其创始人是瑞典学者高本汉,但第一位用现代科学方法从事有关中国研究的是斯文·赫定,近现代中国研究的开拓者是约翰·古纳·安特生。只有高本汉开创的汉学形成了谱系,他的弟子如毕汉思、林西莉、马悦然、罗多弼等使瑞典的汉学获得了长足的发展。无论在汉学的规模上还是在研究和教学力量方面,瑞典都居于北欧四国中的首位。     

安特生对中国近代考古学的贡献

瑞典汉学家安特生（Johan Gunnar Andersson）对近代中国的考古事业作出了重大贡献,正是他在中国北方的一系列考古活动,揭开了中国近代考古学的序幕。同时,在瑞典的汉学研究和近代中瑞之间的文化交流方面,安特生功劳卓著。     

中国考古学的百年历程

中国考古学是从西方引入的,1921年瑞典人安特生发掘河南省仰韶村是近代科学意义的考古学在中国的开始,20世纪20年代末,李济、梁思永等从海外学成归国,在带回了当时国外考古学理论方法的同时也开始了中国考古学本土化的历程。建国后,中国考古学进入“理论多元化,方法系统化,技术国际化”的新时代。步入21世纪,中国考古学建立了以新技术、新方法为特征的一批新兴边缘学科,考古调查和发掘的主力军更加年轻化,为中国考古学注入了新鲜的有生力量。     

《中华远古之文化》重要价值再认识——纪念中国考古学初创标志性发掘研究报告发表100年

<正>仰韶村遗址的发现发掘与《中华远古之文化》的发表1914—1924年,瑞典籍学者安特生（Johan Gunnar Andersson,1874.7.3—1960.10.29）受聘为中国北洋政府农商部矿政顾问,主要负责寻找铁矿和煤矿,并着重于新生代地质学的研究,后来兴趣逐渐转移到古生物学和考古学方面。1918年安特生在河南省的一些地点考察,曾到渑池县一带调查古生物化石。1920年秋他又派采集员刘长山来河南进一步收集哺乳动物化石,     

重读《仰韶文化研究》——严文明先生仰韶文化研究的理论与实践

仰韶文化是中国第一个被发现和命名的考古学文化,自1921年至今已经有了近90年的研究历史。同时,她历时两千多年,占据中国腹地,历史地位至关重要,自安特生以来的很多学者都将其作为早期中华文化的象征。而专门研究仰韶文化的学术著作,则以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严文明先生的论文集《仰韶文化研究》最具代表性。     

简讯五则

瑞典藏中国陶瓷展在故宫展出来自瑞典的瑞典藏中国陶瓷展9月26日在北京故宫午门城楼展厅展出。这是中瑞双方首度在故宫博物院合作办展。展览展出瑞典哥德堡市立博物馆、哥德堡海事博物馆、如斯设计与装饰艺术博物馆、东方博物馆、西方古董公司收藏的中国陶瓷及相关文物165件套,由“哥德堡号沉船”、“瑞典收藏的中国瓷器”、“紫禁城内收藏的西洋风格瓷器”,“瑞典人安特生与仰韶文化”四个部分组成。其中“哥德堡号沉船”为250年前一艘满载中国瓷器的瑞典商船在其家乡哥德堡港码     

一周人物

一个世纪前流落异国的圆明园7件大理石柱,将在今年秋季回归中国。促成这批石柱回归的是北大校友、商人黄怒波。董怒波与收藏这些石柱的挪威卑尔根KODE博物馆于去年12月达成一项协议：葵怒波向这家挪威博物馆捐资160万美元,对方将这些石柱归还中国。经过一系列谈判和协议,这批石柱将送到北京大学博物馆。     

北大相册 考古学家们的学生时代

1922年,北京大学国学门下成立考古学研究室,开展田野考古工作并开始逐步收集古代文物,这是中国第一个考古研究机构;稍后,北京大学文科研究所成立,下设考古研究室;同时成立了博物馆专修科并建立了北京大学博物馆,收集古物及民族学标本;1952年,教育部、文化部和中国科学院协议在北京大学开设考古学专业,这是中国第一个考古学的专业教育机构;     

略论“灰坑”的定名

"灰坑"本身只是考古学上的一个方便术语,现在常用英文字母"H"表示,用于指称遗址中填充有文化堆积的坑状遗迹。作为一种遗迹现象,其在现代中国考古学肇始之初,已经在田野考古中辨识出来,即为学界所认识。从安特生的"pocket"(袋形坑)的初次提出,到最终形成"灰坑"这一学术概念并被国内学术界接受,期间经历了不算很短的过程。灰坑一名演变的始末,从一个侧面反映了现代考古学在传入中国之后并逐步中国化的发展历程。     

关百益与河南博物馆

河南省博物馆前馆长关百益先生,是河南省三十年代著名学者,近代考古学家。他知识渊博,著述宏富,于史学、金石学、考古学、甲骨学、方志学等,皆有深邃的造诣和卓绝的创见。他是河南博物馆的奠基人,对河南博物馆的创建与开拓作出了重要的贡献。关先生,名葆谦,字百益,曾用名关益谦,原籍吉林省长自县,满族人,其先祖于清康熙时期,随八旗军入关,初居北京,后派往开封,住里城(位于开封龙停后,现已     

苏秉琦重建中国古史框架的努力和中国文明起源研究--苏秉琦与中国文明起源研究之五

从考古学角度研究中国古史,是苏秉琦晚年学术研究的主要奋斗目标,但明确提出考古学研究要直接面对中国古史,则是在他论述了重建中国史前史之后.1992年9月苏秉琦在<迎接中国考古学的新世纪>一文中全面阐发了构建中国古史框架的重要学术思想,提出了中国国家起源发展经历了"古国--方国--帝国"三个阶段和对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形成与发展的宏观认识,肯定玉器的出现作为"上万年的文明启步",辽西地区由民族向国家发展的转折点的时间在距今七八千年,开始将红山文化"坛、庙、冢"等遗存的文化性质确定为早期城邦式原始国家,即古国,并将陶寺文化的社会定位于方国进而又改定为古国.     

关百益先生在学术上的贡献

关葆谦,字百益,曾用名关益谦。原籍吉林长白县,满族旗人,1882年出生于河南省开封市,1907年京师大学堂(北京大学前身)速成科师范馆毕业,1927年回河南从事文化教育工作。1928年11月,应聘任河南博物馆编修员,1930年12月至1935年10月任馆长,1956年在西北大学病逝,享年74岁。关先生是河南省三十年代的著名学者,近代考古学的先躯,河南博物馆的奠基人之一。他学识渊博,著述宏达,在豫期间,从事文物     

淀粉粒分析在石制品功能研究中的应用与思考

<正>考古学作为一门主要根据古代人类活动所遗留下来的实物遗存以研究当时人们的生活及其社会的状况,并进而解析人类文化与社会发展的历史过程,探索其发展变化的背景、原因和规律的科学(1),其研究对象——实物遗存(或称"文化遗存"),通常包括人工制品、遗迹/建筑和生境遗存三个类别。而人工制品、遗迹、建筑和生境遗存共     

仰韶村和仰韶文化--纪念仰韶文化发现80周年

河南渑池仰韶村是仰韶文化所从取名的地方,发现以来已有80年的历史.安特生和袁复礼的考古发掘,标志着中国近代考古学的萌芽,后来的一系列田野工作,更加深了对仰韶文化的认识.从仰韶文化到龙山文化、二里头文化的连续发展,终于形成以商周文明为核心的主体.     

考古学与中国上古史重建

中国近代考古学建立之初,不免材料不足并有先天局限,但随着考古学的发展和壮大,其对中国上古史之重建的作用日益显现。以顾颉刚为代表的古史辨派对旧古史系统进行了摧毁性的批判,傅斯年、李济等人继之而起,开辟了重建之路。傅斯年为重建中国古史提供了体制保证并指明方向,李济则在理论和方法上提出了系统的方案。然而,李济等人限于当时条件,具体实践工作并不理想,而中国大陆考古学者们则做出了切实的贡献。经过60年的发展,中国田野考古学取得极大的成就,苏秉琦等学者据此提出考古学文化"区系类型理论"和中国文明"多元一体格局说",中国上古史重建已进入切实展开的时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