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昆虫，大社会

蚂蚁和人类是陆地的共同主宰。据估算,全世界的蚂蚁多达1万兆,其重量之和与全体人类的重量大致相等。除冰雪覆盖的山峰和极地以外,它们无所不在。下至地底、上至树梢,蚂蚁是昆虫、其他无脊椎动物的主要捕食者,也是小型动物死尸腐肉的食用大户。就目前所知,蚂蚁共有1．2万种,仅占全世界昆虫种类的1．4％,但总重量在全体昆虫总重量中所占的比例,却轻易就是这个数的十倍之多。     

河南农村的仪式性人情及其村庄社会基础——深化理解村庄社会性质的新视域

村庄社会基础是理解仪式性人情的根本。在河南一村,仪式性人情是镶嵌在血缘关系所组织的社会秩序中的,人情的背后是道德伦理规范及其秩序状态,而人情也在不断表达和再造着这种规范和秩序。这启示我们要不断深化对村庄社会性质的理解。     

兰州湾子：小村庄里的神秘历史

这是一个背靠巴里坤山的小村庄,它有个好听的名字：兰州湾子。夏秋之季,远远望去,坐落在山脚的村庄掩映在绿草丛中,仿佛一处不闻世事的桃花源,怡然自得。散落在村庄周围草地上的羊群也一派安然,无忧无虑。     

社会层级结构理论与当代中国政府转型——基于一种政治哲学的分析

当代中国政府正面临着由传统的管制型政府向现代的服务型政府的转型,这需要当代中国政治哲学予以学理性关注。社会层级结构理论是把握马克思哲学本性而面向中国问题的当代中国政治哲学新范式,"权力至上"的传统社会层级结构对当代中国政治实践具有深刻影响。因此,需要从改造深层社会结构入手,逐步改造传统社会层级结构,把自上而下的"金字塔式"社会层级结构转变为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市场经济、服务型政府和公民社会所构成的三维制约的社会结构,以推进当代中国政府转型。     

贡嘎山下，季风停止的地方湾东：一个村庄的肖像

顺着贡嘎山的南坡一路向下,海拔约1100米的地方,一个安静的角落,就是湾东村。要去湾东村先要经过二郎山。从成都出发,顺着318国道,翻过二郎山,从海拔500余米的成都市到3400余米的二郎山,200余公里的路程海拔抬升近3000米,给人的感觉已经是“危乎高哉”了。上世纪50年代修川藏公路时唱遍全国的“二呀么二郎山,高呀...     

问一个记录中国变迁的美国非虚构作家--迈克尔·麦尔：越了解外面的世界，越知道中国小村庄有多特别

P：为什么会对中国东北感兴趣,甚至跑到大荒地村住两年就为了写一本书？ M：我是1995年作为“和平队”的志愿者来到中国四川的,两年后到了北京。写上一本书《再会,老北京》时,我住在大栅栏的胡同里,还在大栅栏小学当老师。学校里一些学生不能在北京参加中考,小学毕业就要回到家乡生活。我很好奇他们都去了哪里,所以想了解中国乡村的变迁。但我并没有找到相关的书．就想自己去写一本。大荒地村是我妻子的家乡,那里生活着她的一些亲戚．     

中国小产权房开发的社会网络研究——以杭州市城乡结合部村庄为例

本文选择了杭州市城郊结合部某村的小产权房开发作为研究案例,通过探索此处小产权房从网络构建到销售为止一系列的开发过程,来反映"小产权房"产生的背景与制度环境因素。研究发现,此案例小产权房的开发依托于社会网络形成并且运作。并且在开发的最后阶段,开发商通过两种途径,实现小产权房的进一步集中与出售,保证了小产权房的开发出路。作为时代的"产物",小产权房有其不合法性,也有其合理性。本文对小产权房的研究,对未来小产权房的进一步研究具有积极的意义,也为合理治理小产权房提供了有力的依据。     

“大科学”时代对科学家社会责任的认识

本文通过对比小科学时代与大科学时代中科学知识与政治权力相互关系的不同特点,揭示出大科学时代中科学知识与政治权力的关系的新型特点,从而证明在大科学时代,科学家具备社会责任的必要性与合理性。     

保护性利用影响下的大遗址周边地区社会空间演变——基于空间生产视角

文章以大遗址周边社会空间为研究对象,综述已有研究的基础上对西安地区已开展保护性利用的大遗址周边发展情况进行规律性总结,以空间生产三元辩证法作为分析框架,以三次资本循环为逻辑主线,分析大遗址保护性利用与周边社会空间变迁之间的关系。研究发现：空间生产理论由于其分析社会与空间的双向互馈优势,研究大遗址周边空间实现了精神性、物质性、社会性的统一;保护性利用影响了大遗址周边地区固有社会空间结构,直接动因在于空间资本化驱使下的物质调整;在空间功能演替与生产方式变革驱使下居民社会关系不断嬗变;文物保护制度、土地制度、户籍制度加剧了大遗址周边社会空间结构的复杂性。     

基于时空行为大数据的城市社会空间分异研究

本文对基于时空行为大数据的社会空间分异研究进行了阶段性总结,梳理了主要的研究进展、并展望未来的研究方向。已有研究利用手机数据、社交媒体数据、交通运行数据三类时空行为大数据,在多个方面推动了社会空间分异研究的进展,包括揭示了社会空间分异的多尺度动态性、实现了时空共存下个体社会环境暴露的精细化测量、丰富了社会空间分异研究的社会网络与主观认知视角;但这些研究大多止步于现象层面的关联性分析,缺少对社会空间分异深层次机制以及理论、政策外延的剖析。未来研究需充分挖掘时空行为大数据解读社会空间的潜力,通过深入理解社会空间分异的时间性、再思社会空间分异与社会融合的关系,拓展研究的理论与政策外延。     

社会空间视角下大遗址区乡村地域功能结构研究——以关中5处大遗址区为例

新时期国家大力推进遗产“活化”与遗产旅游,大遗址保护与利用过程既影响区域空间功能重构又涉及深刻的社会关系调整。研究选取大遗址数量多、分布密集的关中地区中5处大遗址区为案例,从社会与空间维度构建指标体系,采取因子生态分析划定社会区,以“社会—空间”综合交互视角解析乡村地域功能结构特征。研究发现大遗址区乡村社会空间存在文保限制因子、旅游带动因子、工业与商贸因子等8个主因子,各主因子空间分布体现典型的分异特征,并呈现出6种功能属性的片区。其地域功能结构特征表现为：①保护区划产生圈层式地域功能格局,②高附加值功能空间沿交通线嵌入,③核心与边缘区功能构成与遗址影响力及城乡区位相关,④各功能片区并未形成产业联动。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剖析了大遗址区乡村非均衡发展成因及优化路径。     

大数据表征下的旅游:研究视角与话题

大数据给旅游研究带来新的机遇,但现有研究只是将大数据作为一种新工具去认识传统意义上的旅游现象,遮蔽了数据背后的社会生产过程和社会影响。在梳理与反思已有研究的基础上,文章指出信息通信技术及大数据改造了整个旅游现象,旅游大数据研究应将数据置于以行动者为导向的社会表征实践中,关注主体与地方以及主体之间的数据生产过程和功能,以揭示数据的意义、情感、身份、价值等。文章一方面探讨了游客社会表征与地方的关系如目的地形象、旅游产品等,另一方面考察了游客社会表征对旅游行为和旅游体验的影响。此外,文章在大数据背景下对旅游经典理论如旅游凝视、阈限理论等进行了重新审视。旅游大数据重构了我们的知识构成、研究过程、思维方式,今后研究需综合运用旅游学、社会学、地理学等多学科知识,加强对数据的社会情境和作用机制的理解,以拓展旅游大数据研究的边界和想象力。     

文化大发展背景下电视传媒的社会责任与应对

当今时代是一个文化大繁荣大发展的时代,电视传媒肩负着传播先进文化、引导社会舆论的重大责任。电视媒体应当在明确自身使命的基础上,正确处理经济效益与社会责任、贴近大众与引导舆论、继承传统与发展创新之间的矛盾,通过加强对电视传媒机构引导、重视广大受众舆论的监督、强化节目主持人责任意识等有效策略提升自身职能,为推进文化事业的进一步发展做出积极的贡献。     

抗日战争转机与社会心理变化——以1942年《大刚报》民意调查为中心的探析

1942年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具有转折意义的一年,世界各地战争形势巨变,中国亦不例外。在国内外形势转变之际,社会思潮亦多浮动。是年“双十节”,《大刚报》举办民意调查,探究国人对战争形势及国内外重要政治问题的意向。与既有认知不同,调查结果显示,此时国人对抗战形势的判断已从之前的悲观失望和缺乏信心,转为近乎全体一致相信中国必胜。值得注意的是,在战后国家体制问题上,相当数量的投票者做出赞同国民党主持政权、实施“一党政治”的选择。这既是将战时需要高度集权的思维用于战后政制选择的结果,也与国民党的政治宣传及操纵有关。因此,此次民调在极大鼓舞国人抗战必胜信心的同时,也受到中外舆论的严厉批评。     

梁庄王墓入葬的小银锭——明朝的低成色货币及其社会文化现象

湖北钟祥梁庄王墓出土了大量的明代金银器饰、钱币,有的器物上錾刻“银作局”字样[1],表明是明代皇家手工业机构制作。银作局是明代八局之一,系宫廷手工业部门。《大明会典》中有所提及,但不详细。《明史卷七十四·职官三》:“八局。旧制每局大使一人,正五品;左右副使各一人,从五品。     

笔谈：考古遗址公园模式下的大遗址保护管理与活化利用

大遗址保护是从“十一五”以来我国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重点。大遗址的发现、遗产价值内涵和构成、遗产保存状况等,都依赖于考古工作的揭示和认知;另一方面,大遗址保护工作的实践又推动了考古工作的理念和实践发生变化。当前我国大遗址保护面临的主要问题体现在：各级政府没有真正依法将大遗址保护纳入当地经济社会发展规划;大遗址保护和土地资源配置存在很大的矛盾;保护管理体制不顺;保护涉及的各行业部门之间协调性差;以及大遗址保护缺乏国家专项政策的支持,等等。在大遗址保护利用从文物领域的行业性工作走向全民共享的过程中,如何既坚守“专业性”,又延展“公共性”,不仅是推动其可持续发展的核心问题,也是进一步激发和延续生命力的重要方面。大遗址保护利用涉及到的“决策权”与“参与权”之争,主要出现在“中央政府—地方政府”“专家学者—行政官员”“决策群体—社会公众”等几个不同层面,其各自不同的诉求对大遗址保护利用会产生不同的影响。做好大遗址保护利用工作,应明确大遗址保护利用涉及的人口、土地、拆迁、环境、产业结构调整等相关政策;拓宽大遗址保护利用资金渠道;完善提升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平台。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具有国家性和公共性、整体性...     

正在发生的历史，新闻背后的新闻——浅析《新闻调查》的结构及社会价值

《新闻调查》作为中央电视台最具代表性的深度调查类节目,以“探寻事实真相”为节目口号和定位,通过对于新闻事件的深入调查与深度报道,系统呈现最接近真相的事件事实,在百姓和高端媒体评论界都有着优秀的El碑和广泛的影响。     

有效保护 科学展示 传承文化 服务社会——陕西省大遗址保护新理念的探索与实践

陕西是中华民族和中华文明的发祥地之一,在中国古代历史上先后有14个封建王朝建都在今天的陕西境内,是我国历史上建都朝代最多和时间最长的省份,特别是古代中华文明发展史上最鼎盛时期的周、秦、汉、唐就建都在今天的西安市周围。陕西文明史源远流长,文化遗产浩如烟海,在20．58万平方公里的三秦大地上,分布着52000多处文物点（据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不完全统计）,其中,古遗址约占50％以上。     

再看三国：新历史主义视野下的展览叙事建构——以成都武侯祠博物馆“大三国志展”为例

新历史主义（New Historicism）萌芽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观照历史与文化、文本与现实为基本立场[1],引入“文化诗学（The Poetics of Culture）”文本体系,为博物馆陈列展览中的叙事建构提供了新的视野。2021年3月30日至10月7日,“大三国志展”在成都武侯祠博物馆举办,展览运用复合叙事策略,从社会学、历史学、人类学、文学等多维度切入,通过“英雄的时代”“永远的三国”两大板块,全面展示三国历史与三国文化源流。从“记忆重启”“叙事接受”“情感认同”“审美建构”“创想激发”五个方面展开论述,探讨“大三国志展”在新历史主义视野下的展览叙事建构。     

东亚华商网络与华人社会：全球视野与区域格局下的观照——读庄国土、刘文正《东亚华人社会的形成和发展：华商网络、移民和一体化趋势》

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大陆学术界有关华侨华人研究的著述可谓汗牛充栋,但总体来看,大多是国别、地方研究或历史、政治、经济、文化、教育、侨乡等专题研究,体现了民族国家框架下华侨华人研究的特点。①近读厦门大学南洋研究院庄国土教授的新著《东亚华人社会的形成和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