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律身份、人口比例和收入水平——论中世纪西欧工匠的几个问题

中世纪的西欧工匠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劳动者群体。他们包括自由人和不自由人,后者在中世纪较早摆脱了奴役,成为半自由人和自由人;他们的人口比例不断上升,中世纪中晚期城乡工匠大约占到总人口的10%—20%,平均在15%左右,构成非农业人口的主体;他们主要以工业生产为生,随着中世纪中期和晚期工业品价格和工资从缓慢增长到快速上升,工匠收入的购买力也相应经历了从下降到提高的过程,15世纪时工匠的生活水平得到明显改善。     

浅析西欧中世纪工业组织的变化

9—15世纪的中世纪期间,以工匠劳动为核心的西欧工业组织经历了三次重要变化:9—12世纪领地工业阶段的工业组织即庄园工场,12世纪以来劳动者个体生产阶段的工业组织即城乡工匠家庭作坊,以及13—15世纪产生的商人控制产销过程的工业组织即城乡外包工工场。本文特别注重将中世纪工业组织的纵向与横向变化结合起来进行考察,对中世纪各个阶段工业组织的形态特征、城乡工业的地理转移、城乡工业组织的走向及其变化原因等问题都分别进行了深入论述。     

中世纪西欧工资劳动市场再探——以产生时间和原因为中心

新人口论认为中世纪中期工资劳动市场的快速扩张来自人口过剩,而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则将中世纪晚期工资劳动市场的形成归结为封建主义危机和资本主义兴起。尽管上述观点不无道理,但都不能从整体上解释中世纪西欧工资劳动市场的存在。中世纪不同时期,领主庄园、农民家庭和工商业者作坊或商店对工资劳动市场均有不同程度的需求,因而需求拉动是中世纪西欧尤其是英国的工资劳动者比例居高不下的主要原因。中世纪西欧工资劳动市场是农民和工商业者的家庭劳动力和领主庄园的农奴劳役的重要补充,而并非一种异己力量,只有当条件适合时才会转变为资本主义雇佣劳动市场。     

中世纪西欧工业管理研究——以消费者、雇主和雇工权益为中心

中世纪中期以来西欧工业突破了以往庄园作坊那种使用价值为主的生产模式,形成以工匠个体作坊为主体、以交换为目的的生产模式。当工业生产越来越面向市场时,工业管理特别是其中的民生必需品的管理成为重要的政治和社会问题。国家、城市(或庄园)和行会为此承担了大量的工业立法和监管工作,保护消费者、雇主和雇工权益。这些做法在一定程度上协调了消费者、雇主和雇工三者的利益,客观上有利于中世纪交换型工业健康有序的发展。     

中世纪晚期西欧乡村工业及乡村纺织业的兴起

中世纪晚期西欧乡村工业的发展蔚为壮观,其时乡村工业主要有家庭副业、家庭作坊和分散的手工工场等形式。西欧乡村工业的重心是在不断变迁的,其生产规模也在不断扩大;以市场为中心、以利润为目标使乡村工业逐渐从农业中脱离出来,这样与所谓的“原工业”相连接了。西欧乡村工业中最为突出的是纺织业,自然资源、技术与分工、农业商品化、乡村劳动力、市场需求等因素都是乡村纺织工业勃兴的原因。中世纪晚期西欧乡村工业的发展是西欧社会工业化或现代化的前奏。     

西欧工业化的中世纪起源

西欧工业化研究不仅要研究工业化是如何完成的,还要关注工业化是如何起源与成长的。西欧工业化起源和成长的研究不仅有助于完整地还原和解释其历史过程,还能全面认识西欧工业化的转变特征与发展规律。西欧工业化起源于中世纪中期以来城乡工匠为市场而进行的生产活动。随着市场的扩大,工业走上技术和生产组织变革的工业化道路。中世纪中期以来以地方市场销售为目的的城乡个体工匠劳动获得前所未有的普及,磨面、呢布漂洗和金属冶炼等工业行业或工序不同程度地实现了机械化,以家内制毛纺织业为主的农村工业异军突起,这三个方面构成中世纪中晚期西欧工业化起源的主要内容,并一直盛行到工业革命。中世纪中晚期工业化的起源,与早期现代工业化的成长和晚期现代工业化的完成,都是西欧工业化过程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也是西欧工业化研究的应有之义。     

从身份到契约:中世纪晚期英格兰领主附庸关系的变化

中世纪西欧领主附庸关系是构成西欧封建社会的核心要素之一,它与采邑制一起构成了西欧封建社会的基本内涵。领主附庸关系是指以"采邑"为纽带结成的权利与义务关系。附庸与领主之间不仅有身份差距,他们的关系还包含一定的契约因素。中世纪晚期,领主附庸关系的根基与内容都在发生变化,附庸在经济上与政治上的独立性增强,对领主的人身依附性减弱,甚至逐渐退化为一种象征意义,他们之间的身份等级基调褪色,契约精神强化,双方由领主与附庸的身份关系逐步向平等的契约关系发展,英格兰随之迈进现代社会。     

追寻西欧市场经济的中世纪起源——评徐浩著《中世纪西欧工商业研究》

徐浩著《中世纪西欧工商业研究》一书,旨在探讨中世纪中期开始西欧如何和为何逐步走上市场经济的道路。该书将社会转型问题从资本主义的起源转换为市场经济的兴起,在理论上充分吸收了经济学的历史经济学理论和经济社会史的商业化理论,着眼于中世纪西欧工商业史中一系列既独立又相互依托的重要专题,探讨中世纪西欧工商业存在和发展的特定历史环境、商业诸问题以及工业诸问题。该书的研究特色体现为对中世纪西欧作长时段的考察,关注普通民众的命运,研究方法上注重比较,主张对社会经济变化的原因作多视角的阐释。     

论中世纪西欧封建主义的政治结构

西欧封建主义的政治结构随着中世纪中期封建主领地的世袭化进程而确立起来。其主要特征是封建权利对公共权利的最大限度的排斥,领主和附庸间的私人契约取代了国家的公共法律,公共权利沦为私下义务。由于领主一附庸间纵向阶梯型网络的破毁,西欧封建国家的领土界限极为模糊,各国君主不仅对内无法实行统一的管理,对外也不能以主权的身份进行平等的交往。因此,在封建主义政治结构之下,中世纪西欧便不存在任何完整意义上的“国际关系”。     

欧洲中世纪领主与农民的收入变化

中世纪欧洲领主和农民的收入变化受制于人口和经济因素、庄园制和农奴制等体制性因素。人口和经济因素影响着土地持有、粮价、工资和地租等的变动,庄园制和农奴制使中世纪大地产放弃了古代不持有土地和无偿劳动的奴隶制的剥削方式,而授与农民份地并向其征收地租和税金。大致说,中世纪早中期人口和经济、庄园制和农奴制的上行导致领主收入增加和农民收入减少,而中世纪晚期人口和经济、庄园制和农奴制的下行则促使领主收入减少和农民收入增加。总的说,中世纪大地产上佃农的土地持有以及缴纳地租和税金是有法可依的,蛮族法典、土地登录簿和惯例书等组成的习惯法旨在将领主对农民剥削的种类和数量固定化和精确化,领主和农民均可以此为依据维护自己的利益。习惯法的出现不是领主恩赐的结果,而是植根于日尔曼人有关法律是人民制定的立法模式,以及中世纪农民对领主长达几个世纪坚持不懈的抗争。     

外来移民和外国商人:英国崛起的外来因素

英国从一个中世纪的落后岛国,到18世纪成长为世界第一工业强国,其间不断接受着外来移民、外国商人及其资本。在某种意义上,英国的早期发展和最初崛起,离不开这些外来因素的促进和推动。当其处在经济落后阶段时,外来因素弥补了英国经济总量弱小所带来的不足和困难;当其经济发展进入欧洲前列时,外来因素为英国增加了推动力量。从中世纪的犹太人、意大利商人、汉萨商人、佛兰德尔织工移民,到近代早期的尼德兰宗教难民、法国胡格诺教徒、德国工匠、荷兰商人与资本,都为英国的发展做出了贡献。     

中世纪西欧工业生产中的妇女群体——纺纱女、酿酒女及其他

妇女是中世纪西欧工业生产中的特定群体,绝大多数人从事纺纱、酿酒和丝织等女性行业。她们通常在自己家中生产,将操持家务和赚取现金收入结合起来。少数女性协助丈夫或父亲经营其他行业的家庭作坊,寡妇可以继承亡夫的职业。也有些女孩在青少年阶段外出当学徒或充当女仆,少数已婚妇女独立从事工业,获得一定程度的独立性和自主性,个别人甚至成长为企业家。尽管中世纪晚期小城市和农村的毛纺织业中出现了女织工,但酿酒和丝绸等传统的中世纪女性行业逐渐让位于男性,城市工业为减少竞争也加大了限制力度,妇女工业生产的空间受到挤压。     

《中世纪西欧工商业研究》

正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生活书店出版有限公司2018年版。该书是作者研究中世纪西欧工商业问题十余年来的结晶之作,其内容十分丰富,几乎涵盖了当前中世纪西欧工商业研究领域的所有重大课题。在16章的篇幅中,作者分别论及城市化水平、货币化、商人、市场发育及其治理、生产要素市场(劳动力、土地和资本)、工业的组织、生产、管理、机械     

中世纪欧洲中产阶级的收入与消费水平初探

中世纪欧洲社会结构经历了从两级向三级的转变。像所有传统社会一样,中世纪早期后半段(9-11世纪)属于两级(骑士和劳动者)的社会结构。12-15世纪欧洲社会结构从两级向三级转变,在乡绅和低收入者之间产生了以商人、专业人士、富裕工匠和富裕农民为主体的中产阶级。中世纪中晚期中产阶级的年收入大约在2英镑以上,但他们中已有许多人的收入超过5英镑这一小乡绅的最低收入标准,大商人和律师的收入超过骑士甚至贵族。中世纪中晚期城乡居民的饮食结构先后发生根本性变化,小麦面包、动物蛋白和麦酒构成食物消费的主体,因而中产阶级与低收入者的食品消费结构差别不大。然而,与低收入者相比,中产阶级却拥有更多的土地和住宅等不动产,以及生产资料和生活耐用品,因而他们的收入中非食物消费占有更大比例。     

论12—15世纪英国农奴的实际生活状况

对于西方中世纪的农奴问题,学界一直争议不断,一些学者认为农奴生活贫困潦倒,受封建领主的剥削,在法律上无任何权利可言,生活极其悲惨;但另有一部分学者认为西方农奴的生活没有想象中那么贫困,实际收入情况也较好,因为在西方学者看来,英国的封建制度较为完善,是西欧封建制度的典型,11—13世纪的西欧封建社会处于鼎盛时期,农奴制已成形,但同时期英国的农奴相较于其他西欧各国农奴的地位和状况却有所不同,英国农奴也是最先摆脱了农奴身份走出中世纪的社会阶层,本文将从英国农奴的法律地位和生产生活状况两方面来探究农奴问题,分析出现这种状况的原因。     

“逃亡农奴建立城市”说质疑

在对中世纪西欧城市的研究中,我国史学界流行着一种“逃亡农奴建立城市”的观点,按照这一观点,在10—11世纪的西欧,随着生产的发展,农业与手工业逐渐分离,在封建庄园内部出现了专门的手工业者,这些农奴身份的手工业者不堪忍受封建领主的压迫而出逃,逃亡者的聚居之地就形成了城市的前身。为了防御侵略,逃亡的手工业者们又在自己的聚居地建造了城墙,许多中世纪的城市就这样产生了。这种观点的流行显然与50年代苏联史学界对我国的影响不无联系。苏联著作中叙述中世纪西     

富裕佃农:英国现代化的最早领头羊

农业是英国资本主义发生的策源地,而不是商业或者手工业,后者要以农业的发展为前提和基础。英国原始积累成功的秘密,在于农民个体的普遍积累,在于大规模的圈地运动以前,英国农民已经经历了长时期、普遍的积累,并在此过程中产生了一批殷实的、又有一定社会地位的富裕佃农。他们一心扩大耕地和牧场,或买卖或转租或垦殖,很早就一直以零敲碎打的方式进行“圈地”;更重要的是,富裕佃农最早创立了工资雇佣生产方式。它有着一套全新的游戏规则,不承认等级,漠视身份,最大限度地追求市场利润,完全不同于庄园经济。富裕农民经济在市场上击败了领地经济,迫使领主不断肢解领地地产,进一步扩大富裕农民经济的规模,资本主义租地农场主阶级逐渐形成。显然,农业资本主义是富裕佃农推动的,领主不过是被佃户逼上商品经济的“贼船”。是约曼——富裕农,还有他们的延伸体乡绅,而不是领主或新贵族,成为英国现代农业的发起人。     

抵抗权:欧洲封建主义的历史遗产

西罗马帝国覆灭后,欧洲公共权力分散,面对内外安全威胁,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社会产生了一种自下而上的、以个人关系为纽带的军事防御体系,即欧洲封建制度(Feudalism).该统治方式的特点在于,其基本关系不是国王与臣民,而是领主与附庸.领主与附庸双方都有可以享有的权利和必须履行的义务,均受封建法保护.附庸的权利得到法律认可和保护,其逻辑的演绎势必产生维护权利的主张,此即欧洲著名“抵抗权”的起点,从而孕育着欧洲封建制最深刻的内在矛盾.西欧中世纪的阶级斗争或等级斗争,不仅诉诸暴力,也诉诸法庭,“谈判”与“妥协”成为解决社会冲突的重要选项.从这种解决社会冲突的方式中,西欧封建主义获得了其最重要的历史遗产.“大宪章”的斗争模式反复出现,使欧洲社会不断调整和更新,而且反复小、社会发展成本低.     

中世纪西欧城市兴起的产权基础

中世纪西欧城市兴起的产权基础是9到11世纪期间西欧生产奴隶的消亡。农奴工匠因而成了庄园手工业中的唯一的劳动。他们对其劳动力的权利具有双重性质：是客体,又是主体,从而铸成其人格结构的双重性,使不同产权制度下的手工业的生产成本、经济效率和产品质量出现巨大的背离和反差。这推动了庄园手工业中的劳役租向货币租的更替,使农奴工匠获得自由,从而促进了庄园手工业的瓦解与城市的复兴。     

关于“灵魂救赎”的解析——评刘城著《中世纪西欧基督教文化环境中“人”的生存状态研究》

西欧为什么在全球范围内率先开始现代化的进程?西欧的现代化为什么迅速地获得了成功?西欧为什么在近代引领了整个人类历史的潮流?这些问题的答案,最终需要到生活在西欧的"人"身上去寻找.因为,历史是人创造的,什么样的人创造什么样的历史.近代西欧,有些人有高度张扬的个性,有些人有严格的道德自律,有些人则两者兼而有之;还有一些人完全没有道德自律,一任贪婪的本性驱使自己去掠夺和压迫他人.这些人结合在一起,创造了资本主义的早期历史. 所有这些人都来自中世纪的西欧.那些严守着道德规范的人,身上明显地带着中世纪基督教的精神烙印;那些放纵欲望的人,身上明显地带着人文主义、市场经济对灵魂冲击的疤痕.因此,要了解近代西欧人,了解西欧人创造历史的秘密,我们就必须回到中世纪,看看基督教是怎样塑造他们祖先的灵魂的.国内著名的西欧中世纪史专家、首都师范大学刘城教授用她新近出版的专著,①带领我们走进了中世纪西欧基督教文化环境中"人"的生存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