承德外八庙藏明永乐款鎏金造像

承德外八庙所藏佛教造像有数千件,风格各异,其时代大部分为清代造像,明代的不过十几件,其中有一尊“大明永乐年施”款铜鎏金造像尤为珍贵,现简介如下。     

河北省文物研究所藏部分隋唐时期金铜造像

自五十年代至八十年代初,河北省文物研究所的前身原河北省文物工作队、河北省文物管理处曾派员在全省各地征集到数量可观的多批佛教造像遗物,时代包括十六国至明清各个历史时期。近期我们在对所藏造像类文物进行整理编目的基础上,已将十六国至北朝时期的早期金铜佛教造...     

甘肃崇信佛教造像座考释

<正>甘肃省平凉市崇信县博物馆于2020年5月入藏一件佛教造像座,此造像座于2005年发现,后收录进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资料中。造像座出土于崇信县锦屏镇铜城村东北小坷老自然村的一处遗址,在同一地点还发现一段残损的造像碑及一尊佛头。造像座近方形,四面分格,格内雕供养弟子、力士、蹲狮和神王、护法天等像,上无纪年。现对造像座形制予以介绍,并对其内容及年代做初步判断。     

孔望山摩崖三尊大石刻造像之考证

孔望山摩崖造像中,除了唐代前后的佛教造像外,有少数为道教与世俗内容者,其雕造时代与佛教遗像有别。本文所要提出讨论的是摩崖中三尊最大的石刻造像。 这三尊大型大刻,曾有数文进行过论证,但由于考察方法不同,对其内容尚未统一认识。《文物》一九八一年第七期《连云港孔望山摩崖造像调查报告》只是笼统地将其与周围佛教造像混为一淡;同期发表的《孔望山摩崖造像年代考察》一文,俞伟超、信力祥同志根据《东海庙碑》认为是道教造像;步连生同志在《文物》第九期《孔望山东汉摩崖佛教造像初探》中又认为是佛教造像;同期上,李洪甫问志在《孔望山造像中部分题材的考订》中,则论为世俗内容,并进而考证为“西王母”等。     

耀县新发现的一批造像碑

耀县新发现的一批造像碑陕西省文物普查队１９８７、１９８８及１９９１年,陕西省文物普查队和药王山博物馆发现一批北朝至隋代造像碑,其中钳耳世标造像碑座、二百五尊佛教造像碑、及钳耳氏残碑发现在滇池乡吕村,法寿、钳耳佛教造像碑发现在安里乡韩古村;其余均发现在...     

山西省艺术博物馆明代菩萨造像小考

佛教在公元前六世纪由释迦牟尼创立,佛教强调"为形象以教人"。造像是佛教的一大特点,文章从佛教造像发展入手,对各菩萨的坐骑种类进行总结,并对山西省艺术博物馆内所藏的一尊名称存在争议的菩萨造像的形态进行描述,以其坐骑种类为切入点,通过假设与分析的方法,探讨这尊菩萨造像的身份。     

“画纹带佛兽镜”质疑——与王仲殊先生商榷

近段时期以来,南方地区的一些学者提出了“早期佛教造像的南传”问题,引起了中外学者的反响.就目前南方各地相继发现的一些佛像和与佛像有关的文物看,似乎向我们揭示,在我国佛教传播的早期,存在着一条佛教造像的南传路线.对此,已有许多学者论及.在造像方面,大家所熟悉的铜镜,也是佛教造像的载体,它上面的佛教造像,也是早期佛教造像南传系统中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如“佛饰镜”.目前,很多地方都发现铜镜上存在佛像或与佛教有关的图纹,其中,湖北鄂州出土铜镜中佛饰所占的比例尤为突出,对此,王仲殊     

卷首语

1995年5月,成都市文物部门在该市西安路发现一处石刻造像窑藏坑,出土南朝石刻造像9件。其中1件为道教造像,是迄今四川地区发现的时代最早的道教造像;8件为佛教造像,1件圆雕阿育王立像为中原同时期造像所不见。造像中5件有明确的纪年铭文。这批造像雕刻精美,保存完好,是近年发现的最重要的一批南朝造像。本期刊发了简报。山西天马——曲村J6、J7区遗址属周代居住址,1984年以来,这里经多次发掘,得知     

河南新乡石刻综述

本文综述并考证了自20世纪50年代初平原省时期辖区内发现并保存下来的一批石刻文物.其来源地包括了现在的冀南、鲁西、晋东南和整个豫北地区;时代上迄魏晋,下至明清;品种包含有石刻造像、造像碑、墓志、石棺铭和碑帖等部分.通过对上述文物的综述考证,初步揭示了新乡所藏石刻文物的历史、艺术、科学研究等价值,为研究豫北一带地方历史提供了必备的材料.     

佛教装藏问题的研究

"装藏"是佛教造像仪轨中的一项重要内容,指在造像或塔中装入圣物来赋予其神力的行为,佛经中已有将经咒装入塔像的说法。目前发现的最早装藏实例出现在吐蕃时期造像中,宋元时装藏的实例不断增多,到明清时期形成完整的体系。本文结合文献和考古发现,一方面从史料出发,探讨了装藏这一行为在佛教中的意义、要求和相关文献记载;另一方面结合实物资料,探讨了装藏的内容、分布区域以及发展演变。     

美国波士顿美术馆藏北魏永安二年造像碑考

永安二年造像碑为北魏后期佛教兴盛的产物。流失海外后于1923年入藏美国波士顿美术馆。该造像碑上刊刻的佛本行、佛因缘故事,反映当时佛教信仰特点。佛教造像是佛法的方便道,目的是为了证实佛教真谛,造像碑上的高跷、幢伎雕刻,不可能是普通的百戏娱乐画面,而是将当时庙堂礼乐纳入到敬佛礼乐的写照。造像图案和题记所处位置与排列顺序均以居中为尊,左右对称,是中国传统礼制观念的缩影,由一区造像碑可以看出当时邑义组织中的不同身份和严格的等级差异。     

隐藏在麦积山石窟佛像中的珍贵文物

古时在塑佛像时,通过在佛像的身体内部放置一些经卷等物品,使造像更为庄严和神圣。明清时期,在造像中进行装藏活动是一种比较普遍的做法。文章介绍了麦积山石窟东崖大佛头部发现的宋定窑白瓷碗、护国经卷《金光明经》及麦积山西崖大佛胸部的宋代"铜钱幡"等文物的发现过程及在佛像中的安置特点,为麦积山石窟的历史、开凿及佛教装藏的研究提供了重要的资料。     

“东汉佛教图像”质疑——与俞伟超先生商榷

佛教造像于何时传入我国,这是学术界长期以来所关心的问题。《文物》1980年第5期上发表了俞伟超先生的文章,明确提出了“最迟至东汉的桓灵时期,从新疆开始,直到东边的山东滕县和沂南、北边的内蒙和林格尔、南边的四川彭山乐山等地,佛教图像已经有了一定程度的传布”。1982年《文物》等杂志发表多篇文章,论证连云港孔望山摩崖的大批佛像为东汉时期所造,遂引起学术界的轰动和争议。本文作者阮荣春同志认为我国东汉时期尚不具备产生佛像之条件,他曾于《考古》1985年第1期就孔望山佛教造像提出了自己的看法,而本文主要针对俞伟超先生所举出的几处“东汉佛教图像”提出异议,并进一步阐述了东汉时期不可能产生佛像的主张。     

张龙达造像碑考释

佛教传入中国以后,受中国的立碑供奉纪念的影响,与中国古代的碑刻相结合,于是产生了佛教造像碑。佛教造像碑是一种具有特殊形制的宗教造像形式,是古代将佛像雕刻在石头上的碑刻,在其碑上开龛造像,并在碑上雕刻供养人、造像人姓名、官职、籍贯、造像缘由、祈福内容、造像时间、地点等。本文以张龙达造像碑为例,对其造像碑上所反映的问题进行分析,及碑上所体现的造像风格进行考释和分析,对其碑上体现的问题进行解读,得出张龙达造像碑的造像年代在西魏时期,造像碑上反映的是以张氏家族为主体的家族信仰,以及碑上所体现的造像风格是由于政治的影响。     

河北南宫后底阁遗址发掘简报

2006年,河北省文物研究所、邢台市文物管理处、南宫市文物保管所联合对位于河北竹南宫市东南29公里处的后底阁遗址进行了勘查和发掘。发现各类遗迹20处,出土佛教石、陶造像及残块283件,其中汉白下造像的数量较多,雕刻精美。根据造像铭文中的纪年和地名可知,此遗址与北朝罕隋唐时期数次变迁的武城县有重要关系。此次发掘对于研究这一地区的佛教传播历史和造像演变具有重要的意义。     

五台县佛光村古竹林寺出土唐代白石佛教造像

2002年5月,山西五台县豆村镇佛光村村民反映在古竹林寺旧址上发现佛教造像,忻州市文物管理处得悉消息后赶赴现场,清理发掘出佛教遗物4件,分别为两尊胁侍菩萨、一尊弟子及一个佛座,质地俱为汉白玉。现介绍如下。     

成都万佛寺南朝佛教造像出土及流传状况述论

1882~1954年,成都万佛寺遗址曾先后5次出土南朝佛教造像。这批造像出土后经历了复杂的流传过程。1882年出土造像大多已流散至国外,其中所谓纪年最早的"元嘉二年"造像也需谨慎对待,故宫博物院藏元嘉二十五年造像似为唯一一件此次出土的造像。1902年出土的大同七年造像已不知所踪。1937、1953~1954年两次出土的造像有37件收藏于四川博物院,同时该院还藏有3件出土及入藏年代不明的南朝造像。1945~1946年出土的造像今已无法得见。碑刻文献中还记载有2件造像可能亦出自该遗址。     

甘肃省博物馆藏两件北朝佛教石刻

北朝佛教石刻是研究甘肃地区北朝佛教思想、佛教雕刻艺术非常珍贵的材料。本文对甘肃省博物馆所藏两件造像塔、碑作了介绍,并就题材在前人的基础上进行了考证。     

山西平陆出土北魏至隋佛教造像

1993年4月25日,平陆县张村乡上张村农民常佩琳在其老宅门洞顶取土时,挖出了一批北魏至隋朝的佛教造像及少量陶俑。县博物馆闻讯,立即派人前往调查,并征集回这批文物。 这批造像共七件,除孝昌三年一佛二弟子造像为米黄色大理石雕刻外,其余六件均均为石灰石雕刻。所有造像除发现者挖掘时造成的人为损伤外,保存基本完好。而且七件造像都有铬文。四件陶俑保存也基本完整。现将这批文物按年代早晚依次介绍如下:     

故宫藏喀什米尔风格铜造像研究

古代喀什米尔地区是受人景仰的佛教圣地,是重要的佛教艺术中心。本文在综述喀什米尔政教发展史的基础上,以北京故宫博物院所藏喀什米尔风格佛像为例,论述了喀什米尔造像艺术风格的演变。故宫的这批作品主要由西藏贵族、高僧所进贡,作品具有的年代连续性为其它博物馆藏品所少见,同时,清宫对喀什米尔造像风格的仿效更为其所独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