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志性质之争抑或编纂方法之论——戴震与章学诚宁波道署论争辨析与方志学派存在与否之质疑

当今方志界将戴震与章学诚作为方志地理学派与历史学派的代表,其重要的标志就是《记与戴东原论修志》中关于章学诚与戴震乾隆癸巳夏宁波道署的论争,部分方志工具书将其作为方志性质之争的标志性事件。从论争观点、双方编纂的代表性志书的内容进行比较分析,笔者认为,戴震与章学诚唯一的论争只是修志方法的辩论,属方法论的范畴,将其当成方志性质的论争是没有丝毫根据的。双方编纂的代表性志书更无法体现地理性或历史性;并认为两者的争论是文化转型期的清中期,经世致用的非主流文化向仍然如日中天的经学主流文化的挑战在修志领域的反映。方志从宋代定型后,吸收了正史、地记、图经、家谱、杂记等多种文献的体裁与方法,属于多元、宽泛、独立的边缘学科。把方志性质窄化与其他学科趋同,对方志的发展是不利的。由此,由宁波道署争论引出的方志地理属性与方志地理学派、方志历史属性与历史学派,乃至方志性质本身应该进一步深入研究,对当今和未来的地方志发展意义重大。     

方志学科属性研究综述

对地方志学科属性的研究,由来已久。汉代,郑玄把方志视为古国史。唐代,颜师古把方志视为地理书。宋代,多数学者认为方志为历书书。清代,形成了以戴震为代表的地方志属于地理和以章学诚为代表的地方志属于历史两派之间的激烈争论。民国间,出现了方志是“亦史亦地”的说法。对于方志的学科属性,有     

方志理论探讨

重论章学诚与戴震的修志之争孟庆斌在《中国地方志》2008年第2期上发表文章,对清乾隆三十八年(1773)夏天,章学诚和戴震之间发生的关于修志问题的激烈争论进行探讨。后人根据二人争论中涉及的"史"、"地理"等概念,认为这是方志历史学还是地理学的争论。文章分析     

略论戴震方志“地理专门”说的学术渊源及历史成因

戴震与章学诚争论方志属性,提出方志"悉心于地理沿革"的"地理专门"说。戴震的说法,并非故为新论,自隋唐以来这种持论就代不乏人。从隋、唐、宋、明、清正史经籍(艺文志)到郑樵、马端临、万斯同、阎若璩、顾祖禹、郑振铎等历代学人,都与戴震异时同声。这种把方志视为地理书的学术观念,往往发生于时代鼎革之际,为振世救急、讲求实务的时代潮流所激发,同时也是中国传统学术工具理性特质的具体表现。     

回顾与审思:18世纪以来的地方志性质研究

中国传统社会时期的方志性质研究是当今方志性质研究的基础。十八世纪以来,随着戴震与章学诚两位方志学家的出现,方志性质的讨论和研究逐渐进入了深化的阶段。进入新时期以后,方志学家们更是针对方志性质进行了专门的研讨。本文在回顾前人已有的方志性质研究基础上,对其进行深刻的反思,认为:一、在中国传统社会时期,方志性质由早期"重地"向后期"重史"转化。二、地方志的"地域性"与"时段性"是其方志性质不可或缺的部分。三、方志作为综合性资料,其性质是随着社会的发展变化而不断变化的,它是特定地域、特定时段的产物。     

章学诚方志批评论

方志批评是方志学的重要组成部分,章学诚的方志批评是章氏方志学思想的内容之一。因此,研究章学诚的方志批评,对于全面认识和理解章氏的方志学思想,从而推动新方志学科的建设,无疑是很有意义的。对此梁滨久先生曾经撰文探讨,认为“史志学界对章学诚的修志活动与方志学理论建树,进行了很多研究,但对他的方志评论注意得不够”,并期望“引起进一步的研究”但时过     

重论章学诚与戴震的修志之争

清代著名学者戴震和章学诚,曾为修志发生过一场激烈争论。后人根据二人争论中涉及的“史”、“地理”等概念,认为这是方志属于历史学还是地理学的争论。但文章认为,只要认真分析历史与地理学科的形成过程和二人争论的有关问题,就可以发现,二人争论有性情和学术背景不同的原因．也有对修志争论体例的不同认识,但是没有涉及方志学科属性的争论。方志的形成与现代学科的形成是两个不同的历史过程．章、戴之争与方志学科属性无关。     

驳章学诚“戴震不解史学”论

戴震与章学诚是清代乾嘉学术的两座高峰,戴氏以典籍考证著名于世,章氏以史学理论自矜于时,二者学术路径不同,旨趣有别。而章氏以"戴君不解史学"攻击考证学派,引出了一个令后人长期争议的话题。通过对戴震著述的全面探讨可以考见,戴氏不惟甚解史学义例,而且在方志、家谱及史料考证方面成就颇多,在清代历史考证学领域理应占有一席之地。     

章学诚美学思想评述

言“美”而不论“美” 清乾隆三十八年(1773)章学诚与著名经学大师戴震在宁波道署就方志的编纂问题进行了一场论争。戴震对章学诚所撰的《和州志例》甚为轻视,傲然地说,“此于体例则甚古雅,然修志不贵古雅。”章学诚则回答说:“余于体例,求其是尔,非有心于求古雅也。然得其是者,未有不合于古雅者也。”当时在场的宁、绍、台兵备道冯弼方也向章学诚发问:“方志统合古今,乃为完书;岂仅为三数百年以内设邪?”章学诚则答曰:“方志之修,远者不过百年,近者不过三数十年。今远期于三数百年,以其事虽道修而义同创造,特宽为之计尔。若果前志可取,正不必尽方志而皆计及于三数百年也。夫修志者,非示观美,将求其实用也。时殊势异,旧志不能兼修,是以远或百年,近或三数十年,须更修也。”(上述引文均出自《记与戴东原论修志》)这段言论说的是修志必须详近略远而不宜“统合古今”,“统合古今”非但浪费人力物力,而且不能求得良好的质量。所以,修志必须以前志为基础,续其所有,补其所无,订正其失。为了实现“经世致用”的方志观,也是为了批驳戴震的“修志不贵古雅”的论说,章学诚强调了“夫修志者,非示观美,将     

试论黎锦熙对章学诚方志理论的发展

方志是我国特有的历史文化典籍。其发展如从两汉之地记正式发端算起。已有两千多年的历史。然而,对方志进行理论研究却起步较晚。一般认为．清乾嘉时期的章学诚是中国方志学的奠基人．因为他创立了一套自成体系的方志理论。此后。方志理论在方志学家的努力下一直发展,特别是到了民国,方志理论家对章学诚理论进行了批判性继承。黎锦熙即是其中之一．他对章学诚方志理论进行了继承、发展与创新。给方志理论注入了新鲜的血液。     

章学诚、戴震方志理论之争的研究评述

清代学者章学诚与戴震曾就方志纂修相关问题展开过一次激烈论争。关于论争的原因,晚清民国学者多从心理与学术思想角度进行分析,今人的分析则兼及二人现实境遇和时代背景等因素。关于章、戴学派划分的讨论,20世纪80年代初期学者多将此次论争视作学派、学科之争,但这种观点遭到当今学术界的质疑。如何评判章、戴双方观点,早期学者倾向扬章抑戴,而近年来出现"为戴震正名"的趋势。     

续修:重温章学诚方志理论--纪念章学诚逝世200周年

章学诚方志理论在首届修志中起到了重要作用。在续修启动之际 ,重温章学诚的理论仍然十分必要。以章学诚的《方志立三书议》考察新方志编纂体例 ,可知新方志对艺文的收录重视不够。《修志十议》所指出的问题在首届修志中未能全部避免 ,在续修中必须引起新的重视。《州县请立志科议》提醒修志工作者 ,加强方志编纂组织建设仍是我们的奋斗目标。章学诚倡导的“史德”警示方志工作者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时期应树立新的史德。     

方志性质诸说梳

方志的性质如何定义?这是方志界历有争议的焦点问题之一。至清代,形成了以戴震为代表的旧派与以章学诚为代表的新派,即方志地理说和历史说两派之间的激烈论争。本届修志以来,关于方志性质的讨论不断加深,1991年安徽省岳西县王晖同志发表《论方志性质》一文之后,对这一问题的争论又激起了新的波澜。方志性质的正确论定,对于新方志编纂的指导,对于新方志学的创建具有重要的意义。有人以为:“方志性质,是方志学理论基石,是修志者职业活动的指针。”有人论定:“对方志性质的论断,是新方志学理论的基础。因为,对方志性质的认识,是对方志这一事物的本质属性的认识。这一认识是研究方志学理论的一个基础,从根本上指导和决定着对其他理论问题的认识与研究。”对于方志性质的正确认识和论定是如此重要,因此,本文对有关方志性质诸说予以梳理,以期大家对这一至关重要的方志学基础理论问题进行更加深入的探讨,从而推动新方志学的创建。     

试论章学诚对方志心理的研究

心理因素对方志工作的影响是客观存在的。章学诚对方志心理的研究,主要表现在:传承了经世致用的学术理念,提出了修志人的道德规范。同时,章学诚还提出"文人不可与修志"的论点,这一理论是他在修志实践中的切深感悟,具有重大的文化价值。     

章学诚方志“前志列传”思想对新旧志书编者署名的启示

章学诚首倡方志"前志列传"思想,主张于志书中为纂者作传并总结前志得失。在《和州志》《永清县志》《湖北通志》的编纂实践中,章学诚设《前志列传》并撰写序例,阐述设前志列传的必要性并编写凡例。章学诚方志前志列传思想拓展了方志列传外延,创新了旧志编纂体例,集中体现了其志属信史的方志理念,是章氏方志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研究方志前志列传思想,不仅有助于深化章氏方志思想研究,同时也对新旧志书编者署名有着重要的启示作用。     

《文史通义》中的“家学”问题与章学诚“三书”说新探

章学诚标榜为"家学"的史学理论,是以目录学为根基的历史编纂学;以目录学之法治方志,是章学诚方志理论的学术本色。章学诚的"方志立三书"说中,"方志"指方志学而言;"三书"是章学诚以目录学之法治方志这一学术视野下的三个学科门目。志是章氏心目中上古《尚书》《春秋》之学的再现,本于刘向、班固的目录校雠之学,即章学诚推崇的撰著之书;掌故是章氏心目中上古《周官》《仪礼》之学的再现;文征是章氏心目中上古十五《国风》之学的再现。这两者辅志而行,是纂辑之作。"三书"说阐述的是两种不同的治学途径。     

略谈章学诚关于方志体例的主张

章学诚是我国清代著名的史学家、方志学家。他年轻的时候,就参与编修志书,“屡膺志乘之聘”,一生中编修了《永清县志》、《和州志》、《毫州志》和《湖北通志》等多部志书,积累了丰富的方志编纂经验。同时,章学诚对康海《武功志》等名志,进行了分析研究,总结了前人的修志经验,提出了较为完整、系统的方志学理论,诸如方志的源流、方志的性质和作用、方志的体例和编纂方法等等,使方志编纂成了一项专门的学问。他在这方面的成就,远远超出了前人以及与他同时代的人,不愧是我国古方志学的集大成者。这里,仅就章学诚关于方志体例的主张,作一些探讨。     

论戴震修志实践中的革新

戴震是清代著名思想家和学者,一生著述丰宏,学问渊博,在哲学、经学、音韵、训诂、天文、地理、算学、文学、历法等方面皆有研究,造诣很深。戴震还致力于方志理论研究,对方志的性质、体例及编纂方法有独特见解。笔者试图通过对戴震修志实践的梳理,探讨其革新思想的根源,以求更加全面地认识和把握戴震的方志学理论,为今天修志提供借鉴。     

戴震方志学理论管窥

戴震是我国清代伟大的方志学家,他长期应聘志局,纂修地方志,硕果累累。他纂修的《汾州府志》详审核博,远胜古人,堪为方志楷模,为清代名志之一,对后世影响很大。戴震形成的方志理论较为完整系统,他提出方志要“重沿革”,认为“古今沿革,作志首以为要”;要“重民生”,以切民用,明政事为修志目的;要“重考据”,主张考辨求实,留信史于后。戴震的方志理论,对编纂社会主义新方志仍然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以史人志：章学诚方志学核心理念的再认识

本主张从破与立的角度再认识章学诚。章氏认为方志编纂有四弊,即地理化、人化与公化、类书化、非理论化。为此,章氏主张方志编纂应学术化、历史化。章学诚的这些观点,对于我们今日修志很有启发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