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记·太史公自序》中当有东方朔代撰《序略》考论

以司马迁自撰为前提来解读《史记·太史公自序》全文,存在着诸多疑问.诸如,为什么作为尊称的“太史公”在同一篇中兼指司马谈父子二人?司马迂前文声言《史记》为“述”而非“作”,为什么后文小序解题却皆言“作”?“为太史公书序略以拾遗补艺”一句,目前流行的几种点断皆难圆通; “拾遗补艺”之语,亦与司马迁写作宗旨极不协调;此外,前后文亦有相互重复之处.本文从上述诸问题质疑入手,结合桓谭《新论》、《汉书·司马迁传》、《汉书·杨恽传》所载东方朔、杨恽与《史记》的关系,指出:自篇首至“诸神受纪”,为司马迁自叙家世生平及著书缘由宗旨,其后为东方朔“平定”之文,自称代为书写《序略》.其内容包括评介司马迁生平及著书宗旨、体例构思,排列各篇顺序并作解题.篇末所缀一句,当为杨恽所增.若此,则上述诸疑皆可冰释.     

《韩非子》据史论证和寓论断于序事

一、两点启示与三个特点《史学史资料》1980年第一期重新发表了白寿彝教授1961年的旧作《司马迁寓论断于序事》。我再读这篇文章得到两点启示:一点是觉得这的确“不只是关于著史的形式问题,更重要的是一个学风问题”,对我们今天的史学工作仍大有借鉴作用。另一点是近来翻阅、发现《韩非子》的作者很重视根据历史事实来论证他的政治观点与政治主张,并且已有寓论断于序事的表达雏形。     

太史公书何时以《史记》命名

司马迁的《史记》是我国第一部纪传体通史。唐代刘知几《史通·六家篇》认为,《史记》乃司马迁本人自命名,此说有误。赵翼《陕徐丛考》、朱药《笥河文集》、梁玉绳《史记志疑）、梁启超《要籍解题及其读法）、王国维（太史公行年考）均有考证,并指出其错误,王国维举出（史记）中“凡七称‘史记’（实际应为十三称）,皆谓古史也”还列举双人称“史记’一词皆为古史籍的例子7例,皆不指称（太史公书》。司马迁本人自命其书为《太史公书）,见《太史公书自序第七甘）。凡百三十篇,五十二万六千五百字。两汉人多因袭这个命名,称（太史公…     

司马迁的"藏之名山,传之其人"

司马迁的《史记》 ,“凡百三十篇 ,五十二万六千五百字 ,为《太史公书》。序略 ,以拾遗补艺 ,成一家之言 ,厥协《六经》异传 ,整齐百家杂语 ,藏之名山 ,副在京师 ,俟后世圣人君子”(《史记·太史公自序》) 。《史记》以其丰富的内涵和独立的人格精神 ,给后世文人特别是编辑人、出版人多方面的精神滋养。一　崇高的名山追求中国知识分子的传统观念 ,是以本身的思想意识和文化知识来影响社会和政治 ,“太上立德 ,然后立功 ,然后立言”。“三立”之中 ,最现实可行的是“立言” ,或传道授业 ,或著书立说 ,或从事出版活动。武帝时代 ,全国统一 ,…     

关于司马迁的结局问题

《汉书·司马迁传》没有具体交代司马迁的死因、死期,这就给后人留下了附会的空隙。裴骝的《史记集解》引卫宏《汉书旧仪注》说:“司马迁作《景帝本纪》,极言其短及武帝过。武帝怒而削去之。后坐举李陵,陵降匈奴,故下迁蚕室。有怨言,下狱死。”王肃也有“投而削之”之言,其言当是本于《汉旧仪注》,但不言“下狱死”事。至于葛洪《西京杂记》所记,其言与《汉旧仪注》一字不差,显系抄自该书。对于上述说法,前人多不相信。颜师古注《汉书》,征引诸家之说,至为详博,对于此说却弃而不录。清人王鸣盛以为此说“与情事全不合,皆非是”。王国维亦力驳卫宏、王肃之说,以为“此二说最为无稽”。后来的一些关于司马迁生平的著作,如口人泷川资言的《太史公事历》,李长之先生的《司马迁的人格与风格》,季镇淮先生的《司马迁》,对《汉旧仪注》之说皆摒而不取,但也都不曾对其加以驳斥;二王虽有所辩驳,却又都语焉不详,所以这个问     

关于《醒世姻缘传》的两个问题

刻本长篇言情小说《醒世姻缘》,旧题“西周生辑著,然黎子较定”.卷首《弁语》末有“环碧主人题,辛丑清和望后午夜醉书”的题记.1931年,上海亚东图书馆标点重印的《醒世姻缘》,改名《醒世姻缘传》,书前刊有徐志摩《〈醒世姻缘传〉序》及胡适《〈醒世姻缘传〉考证》.胡适据孙楷第先生的研究成果考证,以为《醒世姻缘》为蒲松龄作.     

司马迁与董仲舒

董仲舒是西汉《春秋》公羊学大师,司马迁曾闻道于董仲舒。拙文仅就司马迁和董仲舒二人思想的承续及区别,谈点不成熟的看法,以就正于方家。“以礼说《春秋》”实发于司马迁清代经学家皮锡瑞,在《经学通论》四《春秋》的《论董子之学最醇,微言大义存于董子之书,不必惊为非常异义》一节,引述《史记·太史公自序》中,司马迁回答壶遂提出的“昔孔子何为而作《春秋》”这一问题时的内容后,评论说:“案太史公述所闻于董生者。微言大义,兼而有之。以礼说《春秋》,尤为人所未发。”并且说“董子所谓礼义之大宗,     

谈《序》

谈《序》所谓“序”,就是由作者或他人撰写、刊印在书或诗文前面,有时也可独立成篇,用以申述其写作因由、体例或对内容进行解评等等一种散文,又称“绪”、“叙”、“引、“前言”、“引言”、“序言”等等。序文最早始于西汉著名史学家司马迁《史记》的《太史公自序》...     

《史记》“爱奇”说考述

扬雄曾正确地评价《史记》具有两个特色,一曰“实录”。二曰:“爱奇”。班固详评《史记》曰:“自刘向、扬雄,博击群书,皆称迁有良史之材,服其善序事理,辩而不华,质而不俚,其文直,其事核,不虚美,不隐恶,故谓之‘实录’。”这样“实录”就成为《史记》为信史的评价。“爱奇”之说,班固未谈,应劭针对司马迁说“驺衍其言虽不轨,傥亦有牛鼎之意乎?”,评论为“观太史公此论,是其爱奇之甚。”司马迁爱驺衍的什么奇呢?显然,应劭指的是驺衍的“其言不轨”,“其言”的内容是什么呢?看该传全文可知,原来驺衍是“其语闳大不经”、“先序今上至黄帝,推而远之,至天地未生,窈冥不可考原也。先列中国名山大川,因而推之,及海外人之所不能睹,以为儒者所谓中国者,于天下八十一分居其一分耳,中国名曰赤县神     

司马迁“卒于太始四年说”献疑——太史公卒年考辨之三

一关于司马迁的卒年与死因,由于《汉书》缺载,遂或一大疑案。汉唐以降,学者们为解决这一重要课题,耗费了诸多心血,提出了种种假说或论断。在纷纭异说中最具影响的,首推王国维先生的司马迁“卒年与武帝枢终始说”,次数程金造先生的司马迁“卒于武帝以后说”。这两说尽管持论各异,取证不同,但却不谋而合地都认定:司马迁担任中书令后,尊宠任职,安享天年。但据我的固陋之见,这两种“善终说”并无坚实的基础。王先生的大前提——至迟在后元二年郭穰已为内谒者令,事实上并不存在;而他的小前提——内谒者令即中书谒     

论《项羽本纪》的悲剧性

关于《史记》一书的悲剧特色,前人早有零星沦述。刘禹锡在《上杜司徒书》中曾说《史记》是“司马子长之深悲”,刘熙载在《艺概》中也说《史记》“悲世之意多,而愤世之意少”,刘鹗在《老戏游记序》中更说《史记》“为太史公之哭泣”。在确认     

《太平御览·咎徵部》所引“史记”来源考

《太平御览·咎徵部》所引"史记"之不见于司马迁《史记》者,论者谓其来源大抵有二:其一为《纪年》之误;其二谓"史记"自为一书。通过考察刘向《洪范五行传论》及《汉书·五行志》,可知《御览》所引的这些并非出自《太史公书》的"史记",可能来源于《洪范五行传论》,其本附着于《洪范五行传论》中五行、五事、皇极各条之下。故而,这些"史记"既非《太平御览》误引,亦非自为一书。而《咎徵部》之外所引的"史记",或与《洪范五行传论》有关,或为《史记》佚文,或为《史记》注文。     

读志序 论得失

序,文体名。“序亦作‘叙’,或称‘引’。是说明书籍著述或出版意旨、编次、体例和作者情况等的文章,也可包括对作家作品的评论和有关问题的研究阐发,古代多列于书末,如《史记·太史公自序》等,后来置于书前。”明代学者吴讷在《文章辨体序说·序》中说:“序,绪也。序文体始于《诗》之《大序》,首言大义,次言《风》、《雅》之变,又次言《二南》王化之自。其方次第有序,故谓之序也。”此序“又谓之大序,则对小序而言也。其为体有二,一曰议论,二曰叙事。”志书作序（本文只论及大序或前序,不及无题小序）,起源亦甚早,据记载,最早当推晋人裴秀撰《禹贡九州地域图·序》,近500字,介绍其基本内容和绘图六条基本原则,并论及当时地图与地志存在之不足,阐发作者观点。唐宋之后大兴,成为地方志书的重要体例和组成部分。在历代浩如烟海的地方志书中出现了众多好的序言,     

《史记·太史公自序》“王子”所指

《史记·太史公自序》“王子”所指东湖司马迁《史记·太史公自序》谓其作《律书》要旨云：“非兵不强,非德不昌,黄帝、汤、武以兴,桀、纣、二世以崩,可不慎欤？《司马法》所从来尚矣,太公、孙、吴、王子能绍而明之,切近世,极人变。作《律书》第三。”此处“王子”...     

为卫宏之司马迁“下狱死说”辨诬补证(《太史公卒年考辨》之四)

郭沫若先生认为:“司马迁之死是有问题的”,他很可能在写作《报任安书》之后“再度下狱致死”。(《关于司马迁之死》,载《历史研究》一九五六年第四期)郭先生的推断是有根据的。他的根据是汉人卫宏的《汉旧仪注》:“司马迁作《景帝本纪》,极言其短及武帝过。武帝怒而削去之。后坐举李陵,陵降匈奴,故下迁蚕室。有怨言,下狱死”。(《史记·太史公自序》“藏之名山副在京师俟后世圣人君子第七十”句下裴骃《集解》注引)     

南北朝石刻墓志形制探源

石刻墓志始于何时,前人论述有谓西汉,或曰魏晋,也有说始于南朝宋元嘉年间。《宋书·建平宣简王宏传》载,宏大明二年(公元458年)薨,孝武帝“痛悼甚至”,“自为墓志铭并序”。《南齐书·礼志》亦载:“有司奏:大明故事,太子妃玄宫中有石志,参议墓铭不出礼典。近宋元嘉中,颜延之作王球石志。素族无碑策,故以     

班固对于历史地理学的创建性贡献

<正> 班固是名彪千古的史家,媲美司马迁。范晔撰《后汉书》,称道司马迁,说是“文直而事核”,称道班固,则是“文瞻而事详”。可谓是相伯仲了。范晔还说:“若固之序事,不激诡,不抑抗,瞻而不秽,详而有体,使读之者亹亹而不厌,信哉其能成名也”。这样的称道备至,也只有像班固这样的史学家才足以当之。     

论司马迁撰史宗旨

司马迁发愤著书,写成一百三十卷、五十二万多字的巨著《史记》,目的究竟是什么?历来评论家几乎都认为是“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笔者以为,司马迁花毕生心血撰史,最主要目的是为了从史的角度探求治国之道,以上三句话十五个字是司马迁撰史的一般目的和原则,是司马迁深入探求治国之道的三个方面。本文略伸已见,就教于同好。考察司马迁的撰史宗旨,主要还是依凭司马迁自己的阐述。《太史公自序》、《报任安书》是研究司马迁撰史宗旨的第一手资料。太史公曰:“先人有言,‘自周公卒五百岁而有孔子,孔子卒后至今五百岁,有能绍明世,正《易传》,继《春秋》,本《诗》《书》《礼》《乐》之际?’意在斯乎!意     

“短长书”释名

传世之《战国策》本非一书,刘向《战国策叙录》云: 所校中《战国策》书,中书余卷,错乱相糅莒;又有国别者八,篇少不足;臣向因国别者略以时次之,分别不以序者以相补,除复重,得三十三篇。……中书本号,或曰“国策”,或曰“国事”,或曰“短长”,或曰“事语”,或曰“长书”,或曰“修书”。臣向以为战国时游士辅所用之国为之策谋,宜为“战国策”。中书原名,“国策”、“国事”、“事语”的含意比较显豁,而“短长”、“长书”、“修书”三名则较为费解,至今尚无令人满意的解释。刘向是把“短长”认作纵横术的。《叙录》说:“当此之时,……苏秦、张仪、公孙衍、陈轸、     

殷代称“年”说补证

《尔雅·释天》说,"夏曰岁,商曰祀,周曰年,唐虞曰载。"《独断》之说同。但清朝的学者对这一说法並不完全相信。邵晋涵《尔雅正义》说,"《尧典》言成岁,是唐虞亦称岁。《商颂·殷武》云,岁事来辟,是商亦称岁也。" 郝懿行《尔雅义疏》说,"《尚书大传》引《书》曰,三岁考绩,是唐虞亦曰岁。《禹贡》云,作十有三载,是夏亦曰载。《洪范五行传》云,维王后元祀,郑注,王谓禹也,是夏亦曰祀。《大传》又引《书》曰,高宗梁闇,三年不言,是商亦曰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