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志敏在武汉

1927年4月12日的武汉《民国日报》,赫然登着一篇火药味极浓的文章——《李烈钧原来如此》。该文作者署名方志敏。李烈钧何许人也?为什么方志敏在该文中如此激烈地抨击李烈钧呢?这里有一段鲜为人知的故事。 李烈钧是辛亥革命的先驱者之一。他在讨袁护法中领导湖口起义,功勋卓著,曾一度名声显赫。但在大革命的高潮中却站到了民众的对立面,压制工农运动,成了蒋介石的帮凶。 1927年3月,北伐军总司令部进驻南昌已有4个来月了。面对着凶猛发展的革命形势,蒋介石的     

李烈钧“请辞”之谜

1928年10月20日,上海《申报》整载了一则颇令时人深感吃惊和不解的消息。在毫无先兆的情况下,国民党元老之一李烈钧突然于两天前“请辞”,他在18日致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书中言称:“烈钧二十年驰驱,鲜补时艰,自愧樗庸,恒为惕,谨辞去本兼各职,俾资修养,兼疗病躯。”李烈钧何许人也?那可是民国初期名噪一时、令人注目的人物,孙中山曾费誉他文武皆能,是不可多得的当代儒将。他的突然“请辞”迷案重重。     

孙中山的参谋总长李烈钧

李烈钧,字协和,江西武宁人,生于1881年2月4日。李烈钧之父李骏兴与其兄弟数人都参加过太平天国起义,为忠王李秀成部下。太平天国起义失败后,李骏兴兄弟返回故里,但是反清决心不移,故其兄弟面部或手臂上针刺“太平天国”四字始终保存,以明心迹。这样的家庭环境,对李烈钧     

二次革命《开封民立报》被封案

国民党成立与《开封民立报》的创建 1912年8月11日,同盟会、统一共和党、国民公党、国民共进会和共和实进会于北京安庆会馆集会,决议合并为国民党,13日发表宣言,24日孙中山抵京,主持25日在湖广会馆举行的成立大会,通过《国民党政见宣言》及政纲。国民党成立后为国内第一大党,因要选举大总统,始公开悬旗挂牌。袁世凯自任总统后,一意排斥共和,打击革命党人。1913年3月20日暗杀宋教仁,接着又非法向五国银行“善后大借款”。袁的面目逐渐暴露,孙中山、黄兴决心发动二次革命,“非去袁不可”。7月初李烈钧在江西湖口兴兵讨袁。     

云南杨春魁起义——“二次革命”的尾声

一九一三年发生的“二次革命”,是以孙中山为首的资产阶级革命民主派为反对袁世凯独裁、为保卫共和制度而进行的一次武装斗争。一般说“二次革命”是以七月十二日李烈钧在江西湖     

李烈钧与“护法各省联合会议”

李烈钧与“护法各省联合会议”徐辉琪“护法各省联合会议”,是第一次护法中逐渐形成的一个政治“结合体”,是导致第一次护法失败最重要的原因之一。本文主要考察李烈钧与“护法各省联合会议”的关系,进而说明李烈钧在第一次护法中究竟居于何种地位,起了怎样的作用。（...     

“九·一八”事变与李烈钧“开放政权”

“九·一八”事变发生后,李烈钧“目击时艰,如芒刺背”,慨然主张和要求国民党政府“开放政权”。李烈钧是国民党元老之一,他此时虽被排挤于“中枢”之外,但在国民党内仍有相当的影响。因此,对“开放政权”加以系统考察和剖析,不仅为正确评价李烈钧所必需,对研究当时国民党政府的态度也不无必要。     

云南靖国军军用银行及其兑换券

民国四年(1915年),袁吐凯窃取辛亥革命胜利果实,阴谋复辟称帝,改次年为洪宪元年。被袁世凯软禁在北京的前云南都督蔡锷,潜赴云南昆明,与唐继尧、李烈钧等于1915年12月25日在云南联名通电讨袁,组织护国军出兵贵州、四川和两广。     

为共和戎马奔波——记辛亥元勋、护国领袖李烈钧

辛亥革命的重要参与者 李烈钧毕业于日本陆军士官学校,在日留学期间,即参加了同盟会。1908年归刚后至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前,他先后担任过江西新军营管带、云南讲武堂教官、陆军小学堂总办等职。在这期间,他积极发展同盟会员,鼓吹革命,为革命军的壮大做出了很大贡献。     

民国时期揭阳“一年八任县长”的内幕

民国初期,县长曾一度实行“民选制”,1923年,李烈钧以参谋部部长之衔进驻潮汕、“代行大总统职权”,而废除“民选制”,改用“委任制”。 揭阳第一个被委任的县长是周伯初。由于实行“委任制”,使“县长之位”成为当时相互争购的“热销商品”。患有“官瘾”者,便四处活动:或公开捐资、或暗中行贿、或献物纳谷、或攀亲结友……花样层出不穷。据《揭阳县志通讯》载:“当时向军酋买官者,继周伯初之后的有林宴林、陈颉龙、姚绍墀、陈实甫、林毓荃、林奇等。”仅民国十四年(1525)这一年,揭阳县便有8任县长先后任职:     

孙传芳被杀真相

民国大案孙传芳被刺之事,历来备受世人猜度。长期以来,誓报父仇而十年砺剑以刺孙的烈女施剑翘,被民间神话般渲染,加以蒋介石、冯玉祥、李烈钧亦身影闪现,以至该事件迷雾重重,众议纷纷。《孙传芳被杀真相》一文作者,通过对当事者后人采访,并查阅、梳理有关文献记载,终于揭开该案谜底。欲知详情,敬请惠阅该文。     

“二次革命”在安徽

一辛亥革命失败后,窃取了革命胜利果实的袁世凯,例行逆施,妄图复辟帝制。他的一系列的反革命暴行,清醒了革命党人的头脑,使他们认清了袁世凯的反动本性,于是,以孙中山为首的国民党革命派决定发动讨袁,再次进行革命。1913年7月8日,原江西都督李烈钧奉孙中山之命抵江西湖口,12日在湖口宣布江西独立,举义讨袁,李任江西讨袁军总司令。于是,著名的“二次革命”爆发。江西宣布独立,东南各省急起响应,1913年7月17日,安徽宣布独立,7月18日,广东、上海宣布独立,7月20日,福建宣布独立。7月22日,袁世凯发布“讨伐令”,“二次革命”的枪炮声在独立各省激烈震响。7月25日,江西讨袁军战败。7月29日,     

抗战初期国民政府迁都重庆经过

1932年1月28日,日本军队侵犯上海,守卫上海的十九路军奋起抵抗,是为“一·二八”事变.为应付来势汹汹的日本侵略军,国民党中央于事变爆发后的第二天(即29日)一方面决议设立军事委员会,以筹划、指挥国防有关事宜;一方面由外交部公开发表《对淞沪事变之宣言》,抨击日本帝国主义得寸进尺、进逼不已的侵略行径,表明中国政府为维护主权完整不得不“采取自卫手段”并“当继续严予抵抗”.由于首都南京距已成战场的上海不到200公里,又有长江大动脉及沪宁等铁路、公路相连,如果上海失守,首都南京势难保全.为免除党政各首脑机关直接暴露于日军的攻击与威胁之下,1月29日,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开会决定迁移政府于洛阳.1月30日,国民政府主席林森与五院院长共同签署发布了《国民政府迁都洛阳办公宣言》.2月1日,林森及各院部会首长汪精卫、蒋介石、张继、冯玉祥、李烈钧、李济深、朱培德、叶楚伧等相继抵达郑州,次日即离郑州赴洛阳并相继在洛阳办公,留在南京者,仅军政、外交二部而已,其他各部会则各于南京原址设立驻京办事处(财政、交通两部另于上海设驻沪办事处),以便处理相关的善后事宜.     

辛亥革命元老俞应麓将军行述

俞应麓，字泳瞻，清光绪4年（1878）在江西省广丰县城关鸟林街出生，有五兄二弟一姐，排行第六，父亲俞承典。少年时的俞应麓，聪颖好学，先就读于家乡私塾，颇受古典诗文；后来到上饶信江中学读书，受维新思想的影响。他在求学时期，就很仰慕南宋岳飞、文天祥的民族气节和爱国热忱，崇尚东汉杨震的节操和嫉恶如仇的精神。1900年，在省城武备学堂求学时，结交了李烈钧、欧阳武、彭程万等志土，开始参与反清革命活动。1905年，他考取赣省留日官费生，据《清末各省留日学生姓名籍贯学校证书号次表》记载，他的证书为二一九九号。1905年，俞应…     

李烈钧不怕走孙中山的路

李烈钧在蒋介石统治南京国民政府时期,一直担任着有职无权的所谓国民党中央委员、国府委员和军事委员会的委员。后来,冯玉祥将军来到了南京,李烈钧经常和他接近,思想受了一定的影响,开始认识到蒋介石的独裁和卖国的本质。特别是在对日抗战发生前夕,响应冯玉祥将军的抗日号召而主张坚持抗战和走孙中山先生的路。1937年2月,国民党开三中全会,何香凝先生提出恢复孙中山先生手订的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的提案时,宋庆龄先生和冯玉祥将签了名,曾经介绍李烈钧加入同盟会的张继,本来也签了名,不到半个钟头又反悔了,说:刚才签的名不算。李烈…     

《大公报》与“反美扶日”爱国运动

1948年中期,国民党《中央日报》发动了一场对《大公报》气势汹汹的围攻,对《大公报》总编辑王芸生进行公开叫骂,并且罗织了种种“罪状”。要害之一,认为《大公报》发动了“反美扶日”运动。1948年7月19日,南京《中央日报》发表了题为《王芸生之第三查》的社论,它说:“……第二查,查出1947年3月以后到今,王芸生君以《大公报》贡献于反美扶日运动。”国民党把国统区内一浪高过一浪的“反美扶日”运动的所谓“罪状”,归咎于是受《大公报》“煽动”。当然这也言过其实。不过,抗战后《大公报》在这个问题上,确实作了许多如实报道,并且还作了许多实事求是的评论。     

唐继尧纪念铜币

<正>1911年10月10日爆发的辛亥革命,推翻了满清王朝,建立了资产阶级共和国,使共和国的观念深入人心。1915年,窃取了辛亥革命胜利果实的袁世凯妄图复辟帝制,建立中华帝国,并改1916年为洪宪元年,准备在元旦登基。1915年12月,蔡锷秘密离开北京,转道日本、香港、越南海防,乘滇越铁路火车于19日到达云南,与云南都督唐继尧及李烈钧、方声涛等秘密召开会议,歃血宣誓,反对袁世凯称帝,25日宣布云南独立,组织护国军讨伐袁世凯。护国军分为三军:第一军以蔡锷为     

对《法门寺调查简报》的两点补释

《文博》1985年第6期刊登了西北大学历史系和扶风县博物馆联合调查组撰写的《法门寺调查简报》一文。《简报》中称:“……有略作盾形的铜牌,中刻‘万历三十五年七月造’,边刻‘顺治十一年六月初九日,地大震,佛象跌落,十二年二月初二日重造,仍送上顶’”。《简报》在引证铜牌上所铸字样时,在“佛像跌落”前掉了一个“将”字,并把“四月初七日”误为“二月初二日”。     

《山西农民报》的停刊和复刊

《山西农民报》是1949年10月20日创刊的,比《山西日报》创刊（1949年4月26日）迟半年,是解放后山西省创办的第二张报纸。在中共山西省委宣传部1949年10月14日发出的关于创刊《山西农民报》的通知中明确指出:《山西农民报》“是山西省委领导下的专为山     

站在“瓜饭楼”前远眺——红学家冯其庸的精神世界

近一两年来,有关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首任院长、著名红学家冯其庸教授的报道经常见诸报端,如《人民日报》2010年10月18日版：“冯其庸：诲人一甲子,半生寄国学”;《光明日报》2012年1月9日版：“冯其庸《瓜饭楼丛稿》出版”,“35卷1700万字,聚集大师一生学术精华”;《人民日报》2012年2月23日版：“冯其庸：寻源问道终不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