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流民与两晋之际的政治格局

西晋永嘉之乱以后,产生了大量的流民,并形成了严重的流民问题。流民的大量产生,以及流民势力的迅速发展,迫使两晋之际的统治设法解决流民问题。流民所引起的震动,使残破的西晋政权能够控制的力量更加弱小,从而加速了西晋政权的灭亡。北方流民的大量南下,使南方的政治、军事力量迅速增强,从而为东晋的建立提供了必要的条件。流民聚集而成的政治、军事性集团如京口集团等,是东晋政权的支撑性力量。东晋政权与流民的关系至为密切,而统治对于流民问题的处理方式与程度,亦直接地影响着当时的政治变迁。     

司马炎与西晋前期玄、儒的升降

本文从思想史与政治史相结合的角度入手,揭示了西晋前期朝中激烈“党争”产生的历史原因。司马氏上层统治集团因文化背景、历史联系的不同和现实利益的需要重新分化组合,形成了新礼法之士和玄学名士两大派。晋武帝司马炎则利用两派矛盾,扶弱抑强,使之互相抵消,以防出现专权重臣,重蹈汉魏王朝“禅让”覆辙。在司马炎政治平衡方针影响下,新礼法派与名士派之间的冲突,构成了西晋前期政治史的基本内容,而玄学名士派随士族社会的成熟,呈现出不可遏制的发展趋势。     

从《徙戎论》看合同一家的重要性

西晋永兴元年(公元304年),西晋"八王之乱"还未平静,胡人趁机起兵,于是中原大乱,史称"五胡乱华"。陈留圉人江统预见性的提出了戎狄内迁与华杂居有产生社会动荡的潜在因素。本文从"徙戎"政策的发展历程和其产生的历史背景方面入手,分析说明"徙戎"不能根本解决夷夏间的矛盾。夷夏的和谐发展只能寄托于中原王朝推行开明政治和包容的民族政策上才可以实现。     

论《世说新语》中王戎的矛盾形象

《世说新语》是南朝刘义庆编撰的一部记载名士言行、标举魏晋风度的轶事小说,影响之大,被鲁迅称作六朝的"名士教科书"。西晋王戎作为"竹林七贤"之一,也是书中花大量笔墨描写的重要人物。但是在《世说新语》的记录中,王戎的形象却充满了矛盾。文章试图分析王戎的矛盾性格,并揭示出其中的深层原因。     

浅析武威魏晋时期墓葬的特点

魏晋时期,中原地区动荡不安。西晋末年相继出现了“八王之乱”、“永嘉之乱”、“建兴之乱”。河西地区地处西北边陲,远离中原,受战争影响小,局势稳定,经济相对而言比较发达。因此,关西一带华族避难于河西,带来了中原的文化和风俗,与西域以及当地的文化、风俗相结合,形成了一次大规模的文化交融。     

三“李杜”事件与汉末政治

汉末名士群体与外戚宦官及其所代表的皇权的抗争,是汉末政治的重要内容。这期间,李固、杜乔在立桓帝问题上与梁冀的对立,李云、杜众对于桓帝封五侯外家的指责,李膺、杜密在桓、灵之际党锢事件中的表现,均具有典型意义。三"李杜"在汉末名士群体中乃至在民众间都产生了极大影响,他们的行为、气节鼓舞着当时的士大夫们立身持正,与黑暗政治作斗争。三"李杜"最终都死于非命,预示着东汉皇权与作为政治精英的名士群体的背离,从而也预示着东汉政权的崩解覆亡。同时,三"李杜"树立的道德价值理念,在名士阶层的形成中也起着重要作用。     

三"李杜"事件与汉末政治

汉末名士群体与外戚宦官及其所代表的皇权的抗争,是汉末政治的重要内容.这期间,李固、杜乔在立桓帝问题上与梁冀的对立,李云、杜众对于桓帝封五侯外家的指责,李膺、杜密在桓、灵之际党锢事件中的表现,均具有典型意义.三"李杜"在汉末名士群体中乃至在民众间都产生了极大影响,他们的行为、气节鼓舞着当时的士大夫们立身持正,与黑暗政治作斗争.三"李杜"最终都死于非命,预示着东汉皇权与作为政治精英的名士群体的背离,从而也预示着东汉政权的崩解覆亡.同时,三"李杜"树立的道德价值理念,在名士阶层的形成中也起着重要作用.     

三国西晋陵寝制度新论

三国西晋时期的陵寝制度呈现出诸多新动向,这些新动向远非过往学界所理解的"衰落"这么简单。曹魏、西晋陵寝制度大致沿着同一方向向前发展,墓祭、谒陵之风大为衰落,陵园建制简化的局面逐渐确立;同时,曹魏、西晋也在地下埋葬方面各自确立独具特色的等级标识。南方的孙吴政权在较多继承汉代传统的基础上,于下游上坊、采石二陵墓区内形成了较为明晰的等级秩序,却在中游的鄂州、武汉二陵墓区遭到了一定程度上的"僭越"。总体上,曹魏、西晋所确立的新动向,虽然被"永嘉之乱"中断,但还是对后来北方政权有一定影响。孙吴陵寝制度,则受限于自身政治军事环境,对当时统治区内部和后来的南方政权影响力均较为有限。     

曹操高陵早期被盗问题考略

从曹操高陵的考古发掘状况看,曹操墓是一座被盗且破坏严重的墓葬。其形成之原因决非普通的盗墓,而是一场蓄意的毁墓。曹操高陵最早被盗时间,在西晋"八王之乱"中。在此期间,西晋宗室、成都王司马颖镇守邺城,曹操高陵遭受毁盗。时任司马颖之镇北大将军府司马的陆云,在与其兄陆机的往来书信中,曾披露曹操高陵被盗的信息。陆云与其兄陆机书信中所列之其检视的曹操遗物,与曹操高陵考古出土名物石牌所载之物名颇相对应。这批曹操遗物,当出自被盗的曹操高陵。将文献所载之邺人张承基叛乱、邺城三台上之平夷堂被毁、曹魏逊帝(陈留王曹奂)之死等连续发生的历史事件与曹操高陵被毁事件联系在一起,并置于西晋晚期政局之背景下,历史的真相稍许会清晰起来。     

西晋“八王之乱”爆发原因研究述要

西晋“八王之乱”爆发原因研究述要景有泉李春祥晋惠帝司马衷在位时发生的“八王之乱”，是一个颇有影响的重大历史事件。关于这次变乱爆发的原因，史学界展开了持续讨论。不仅通史或断代史教材、专著中提出各种不同意见，而且不少学者发表专论文章，陈述己见，相互辩难。...     

《周易参同契》儒道政治哲学思想探微

《周易参同契》被古代人称之为"万古丹经王",是为"养性炼丹",内外兼修服务,实现人性之精神与肉体之永恒不朽,使"小我"之宇宙与"大我"之宇宙会通为一,实现通天地,会鬼神之理想人格。真正做到天、地、人、神之合一,彰显"道"之大义。但其中蕴含着丰富的政治哲学思想。本文拟儒道政治哲学的角度入手,对其进行解读,挖掘其合理部分。为构建有秩序的社会和人生提供服务。     

隋代瓷器的发展

西晋"八王之乱"后,中国社会有很长一段时间处于动乱、分裂状态。由于各族人民的共同斗争,出现了隋代统一的局面。斯大林说:"只有联合为统一集中的国家,才能指望有可能真正发展文化和经济。"隋王朝的建立,相对结束了封建豪强地主集团的战乱和割据局面,使一度割裂的黄河流域和长江流域的     

“晋匈奴归义王”金印

北京首都博物馆藏有一方西晋"晋匈奴归义王"金印。印重86.9克,含金量为60%。印正方形,边长2.2、厚2.5厘米。驼纽,驼呈卧姿,纽高1.7厘米。印面刻阴文"晋匈奴归义王"六字,用刀平直,字口方齐(图一、二)。这方金印,为研究西晋时期汉族与匈奴     

日本古代天皇制的形成及其政治结构刍议

日本古代天皇制的形成,启动于圣德太子改革,初步形成（模型化）于孝德天皇与天智天皇的大化改新时期,制度化于大化改新矛盾积累导致的“壬申之乱”后的天武天皇及其继任者持统、文武、元明天皇时期,中间走过了百年左右的曲折历程。圣德太子改革、大化改新、“壬申之乱”是日本古代天皇制形成的三部曲。从政治结构上看,古代天皇制具有明显的日本特色,它是中国式皇帝制与日本祭祀制的统一。古代天皇制特殊的政治结构对后来的日本政治文化传统产生了深远影响。     

西晋雁门郡楼烦县南徙考

正西晋八王之乱,引发北方各部族混战中原,迫使司马睿于永嘉元年(307年)九月移镇建邺,晋室政治中心开始逐渐南移江东,北方士民为躲避战乱,纷纷渡江南下,形成了中国人口的第一次大迁徙,历史上把这一时期称之为"永嘉南渡"。永嘉四年,晋将刘琨与鲜卑拓跋猗卢结为兄弟,以代郡封猗卢为代公,又徙楼烦、马邑、阴馆、繁畤、崞五县民于陉南,以其地与猗卢。本文谨就楼烦县迁于陉南之具体方位进行探讨。雁门郡楼烦县,战国赵武灵王置,治     

商周“称王”与政治思想变化

先秦时期存在诸侯"称王"的现象,许多学者认为"称王"较为普遍,并由此推论商周时代国家体制,在学界形成较广泛的影响。此类研究多把各种"王"作为平等的对象进行比较和分析,未充分考虑"王"称的社会、文化与政治背景,基于此认识的国家性质分析也不免出现失误。本文将商周时期文献、甲骨文、金文中各种称王资料进行对比,并从称王者的政治地位、族群差异、文化属性等方面进行分析,梳理了商周时期政治体系内、外称王现象,以及同一政治体系内部称王现象,对商周称王现象进行了原因分析并做了时段演变的考察。对于认识中国历史早期的国家性质、政治思想演变有一定的意义。春秋、战国时期称王现象更为丰富,政治思想内涵演变更为明显,如果增加更多分析,更利于对称王现象的说明。     

明代政治文化研究的视阈

正政治文化现象和关于政治文化的探索由来已久,但一般认为"政治文化"这个概念是美国政治学家阿尔蒙德(Gabriel Abraham Almond,1911—2002)于20世纪50年代首先提出来的。阿尔蒙德认为:"政治文化是一个民族在特定时期流行的一套政治制度、信仰和感情。这个政治文化是由本民族的历史和现在社会、经济、政治活动进程所形成。人们在过去的经历中形成的态度类型对未来的政治     

北魏时期洛阳城的建设

经过西晋末年的“八王之乱”和五朝十六国时期战乱的破坏,古都洛阳已是一片荒芜。北魏时期,从孝文帝决定迁都洛阳后,遂开始了对洛阳的大规模的建设工作。太和十七年(493年)十月,孝文帝“诏征司空穆亮与尚书李冲、将作大匠董爵经始洛京”。于是,在魏晋洛阳城的故址上开始了重建工程。北魏重建的洛阳城有都城与宫城两重城垣。都城即汉魏洛阳的故城。它北依邙山,     

段氏鲜卑的起源及北方少数民族人名的音译

正段氏鲜卑是五胡十六国时期东部鲜卑的重要组成部分,关于其起源,《资治通鉴》西晋武帝太康十年(289年)胡三省注有一段评论:段氏,东部鲜卑也。杜佑曰:宇文莫槐出于辽东塞外,代为鲜卑东部大人。徒河段疾六眷出辽西,因乱被卖为渔阳乌桓大人库傉家奴。库傉以其健,使将人众,诣辽西逐食,遂招诱亡叛,以至强盛。余按《晋书·王浚传》,段疾六眷,务勿尘之世子,段氏自务勿尘以来,强盛久矣,疾六眷因乱被掠,容或有之;务勿尘既能为部落之帅,恐     

洪武初年明、北元、高丽的地缘政治格局

洪武初年,明朝、北元政治中心皆处于东部,对地处东北亚的高丽十分重视,极力经营。洪武五年之前,明军在东北亚的势力逐渐增长,压倒北元的传统影响,高丽恭愍王王颛断绝了与北元的联系,结束了元朝、高丽传统的以政治联姻为纽带的政治联盟,与明朝建立了以"华夷秩序"为纽带的新的政治联盟。洪武五年"岭北之役"后,王颛面对北元复兴的态势与国内亲元派势力的再次活跃,采取了与北元暗中缓和关系的举措,后又在无法彻底倒向北元的情况下,选择彻底倒向明朝,征伐耽罗蒙古人,但却因此激化了与国内亲元派权贵的矛盾而被杀死,重新由亲元派权贵掌权的高丽倒向了北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