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家在“三反”运动中的遭遇

正一、迟来的《平反通知书》1987年6月的一天下午,我供职的贵州安顺地区农科所所长、党支部书记傅锦州把我叫到办公室,见面第一句话就说:你爸爸的平反通知书来了。我接过来一看,是一份《关于对徐孝达"撤销原判,恢复名誉"的平反通知书》的打印件:原中国交通银行四川分行(现建行)行员徐孝达同志,系你单位×××同志的父     

老作家周立波访问记

正1978年3月,《红旗》杂志编辑部交给我一个任务:约请老作家周立波同志写一篇关于作家必须深入生活的文章,用以纪念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36周年。当时我的心情很不平静,因为早在新中国成立初期、我刚刚参加工作的时候,这位久负盛名的老作家的名作《暴风骤雨》就是我最喜爱的作品之一,而他也成为我最崇敬的作家之一。那时候,我一边读着他的     

在胡耀邦家做客

1977年4月,我和郭叙编出差北京,去《红旗》杂志修改一篇约稿。当时的湖南省委第二书记张平化同志(第一书记由华国锋同志兼任)知道我要去北京,把我叫到他家里,要我去看望胡耀邦同志,并当即写了一封亲笔信交我带去。     

彭真青年时期在太原

彭真,是从山西这片古老而神奇的黄土地上走出去的一代革命家。1990年初,他不顾年迈,在百忙之中两次约请原中共山西省委书记李立功和党史研究室的部分同志,在北京寓所畅谈山西党史。我作为一名工作人员有幸参加了座谈,亲耳聆听了彭真     

我参与讨论胡乔木论异化的文章

1984年1月,胡乔木同志发表了一篇长文,题为《社会主义人道主义与异化问题》。文章发表前,曾在当时中宣部在中南海内的会议室,召开了一个有二三十人参加的讨论会,参加者有胡绳、龚育之、邢贲思、卢志超、韩树英等著名学者、专家。我有幸也应邀参加。会上大家发表了不少意见,我也     

再谈抗战时期国统区的田赋征实问题——答刘仲麟同志

刘仲麟同志《也谈1942年田赋征实的税率与税负问题》一文(本刊1987年第4期)对拙作《抗日战争时期国民党政府的田赋征实与粮食征购》提出了商榷,个人颇受启发。今天看来,我     

老书记芮杏文

对今天的人们来说。芮杏文的名字或许有些生疏了。但经历过上世纪80年代的上海人,对这位老书记的历史贡献,是不应该遗忘的。7月5日,芮杏文与世长辞。当时我没有赶及参年前的6月5日,芮杏文与世长辞。当时我没有赶及参加他的遗体告别仪式,作为他的旧部始终感到遗憾,谨以此文寄托我的哀思。     

捧读《纵横》2009年第10期之后

社长同志：日前捧读《纵横》2009年第10期,意外地看到了我于1949年6月参加新政协筹备会期间,与谢邦定等同志同毛主席在中南海勤政殿前的合影,并读到了已失去联系数十年的邦定同志撰写的《我亲历的1949年》回忆文章。惊喜之余,我不禁回忆起60年前,伟大的人民革命战争胜利前夜,激动人心的那段往事。     

再谈胥浦《先令券书》中的几个问题

自《文物》1987年第1期刊载《江苏仪征胥浦101号西汉墓》和我与王勤金同志合写的《仪征胥浦101号西汉墓〈先令券书〉初考》(以下称《初考》)两文以后,胥浦《先令券书》已经引起学术界同仁的重视和关注。陈奇猷先生于《文物》1987年第6期发表《胥浦101号西汉墓〈先令券书〉"(?)"字释》(以下称《字释》),陈雍同志亦于     

我与梁漱溟先生的交往

数年前,我曾经为《中国大百科全书·教育卷》写过“梁漱溟”这个辞条,1987年10月末,我写了重新认识梁漱溟教育思想的文章,在北京参加了“梁漱溟思想国际学术讨论会”;最近又受友人之托,为《教育大辞典》撰写了“梁漱溟”辞     

评韩著《方志学基础教程》

在方志队伍中,韩章训同志是一位多产作者。从1987年到2(X)2年,他在《中国地方志》和各地方志刊物上,发表了近百篇方志理论文章和评论文章。1999年9月,出版了《普通方志学》;2001年10月,又在《普通方志学》的基础上进行拓建,以基本理论、基本知识和基本方法相统一的原则为总体思路,构建并出版了《方志学基础教程》(以下简称“教程”)。     

杨敏墓志考补

1987年陕西洛川县在同一墓室中出土了两方内容有牴牾的杨敏墓志,确实是一桩十分奇特的事。段双印、刘合心二同志已作了考证,文章载于《文博》1992年第1期(以下简称《墓志考》)。只是对两方墓志的看法上,尚值得商榷。     

到长石去

１９５８年１０月 ,正当大跃进高潮迭起时刻 ,我刚从台江劳动归来不久。一天下午我接到当时的团委书记汪行远同志从毕节打来的电话。他说 :“毕节团地委要在大方县长石区召开团县委书记会 ,要求团省委去人参加。”他们一行将到威宁看看 ,然后经水城回贵阳 ,不能去长石了。他要我去参加这个现场性的会议。并说他已经给大方县委说了 ,他们负责为我找车子。这是命令 ,必须执行。我当即通过管行政的同志买了一张长途公共汽车票 ,第二天一早便动身去大方。那时的路况很差 ,到达大方时天已经黑了。我知道县委负责为我找车就是介绍我到车站优先买车…     

东夏史事再辩

贵刊1990年笫3期刊载王崇时同志《关于东夏史事的两点商榷》一文(以下简称《商榷》),在肯定了拙文《东夏史事考辨》(以下简称《考辨》,《黑龙江民族丛刊》1987年第4期)的某些观点的同时,提出两点商榷意见。读后深感折服,颇有启迪,不仅补正了拙文中的失慎之处,而且有助于东夏史事研究的深入探索,实在是一篇难得的商榷文章。笔者     

忆国史研究事业的开创者——邓力群同志

正邓力群同志年长我5岁,虽然早年没有直接的交往,但我对他是闻名已久。1987年在党的十三大前后,我担任新一届中央顾问委员会(以下简称中顾委)的秘书长。当时按照会前的中央人事安排,作为上一届中央书记处书记,邓力群同志是十三届中央委员会政治局委员的候选人。但是,由于他自身以外的原因,力群同志出人意料地连续在中央委员     

记白寿彝先生学术思想座谈会

1988年12月15日、16日上午,北京师范大学史学研究所的全体研究人员和校内外一些学者座谈白寿彝先生的学术思想。瞿林东先生主持了会议。他说,座谈会是为了表达对老师80寿辰的祝贺之情,也是为了通过座谈,学习老师的治学经验和学术思想,发扬老师的治学精神,把我们的研究工作向前推进一步。中央民族学院马寿千先生、《历史研究》杂志编辑部宋元强先生、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史学史研究室施丁先生、赖长扬先生应邀参加了座谈。本校古籍所曾贻芬先生和白寿彝先生的博士生许殿才同志也参加了座谈。     

楚燕客铜量铭文补正

1986年中国古文字研究会在山东长岛召开第六届年会,湖南省博物馆的周世荣先生在一篇题为《湖南出土战国秦汉铜器铭文补记》的文章中发表了一件楚国铜量的铭文,引起与会代表的极大兴趣。我也参加了这次会议,得以看到这一宝贵材料。去年,周先生在《江汉考古》1987年2期上又发表了《楚(尹阝)客铜量铭文试释》,吸取裘锡圭、李学勤、林澐、李家浩等多位学者的意见,对铭文做了很好的考释,但阅后感到有些问题     

《中国历史地理简论》究竟是一本什么样的书?

<正> 马正林同志主编的《中国历史地理简论》(下称《简论》)已由陕西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赞扬这本书的文章也很快写出来了(和民《介绍我国第一部历史地理教科书》,载《陕西师大学报》1987年3期)。据称,该书是我国第一部历史地理教科书,     

《朱德追述国民党上将范石生》中部分史实核正

刊登在《炎黄春秋》2003年第8期上的《朱德追述国民党上将范石生》的文章,追忆朱总和周总理与侯方岳同志谈论范石生的种种情况,该文中有关段落涉及先父赵薪传(字贯一)和世交马曜教授(2003年访谈时93岁,白族,原云南民族学院党委书记、院长、健在)。据我所知：有的记述是不准确的。为了澄清史实,恢复历史的本来面貌,我查阅了相关资料,并专门拜访了马曜教授,作了核实。现将史实情况记述如下：     

细说山西公学

《山西文史资料》第37辑(1985年1月出版)刊载了李志敏和李慰合写的《山西公学始末》,《山西日报》1987年9月9日发表了王大任写的《回忆山西公学》,11月18日又发表了李志敏写的《也谈山西公学》.这些文章基本上介绍了山西公学的性质,肯定了它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一所干部学校.山西公学的创办有着重大的意义,它对每个学员都是一生难忘的.我当时虽已参加革命,但很年轻,在这里是首次接受党的系统教育.学习期间参加了校刊的编辑出版工作,奠定了我一生的工作方向.近50年过去了,每每念及,都有一种表达不尽的情感在心中流淌.本刊编者邀我给山西公学的资料作些补充,使其较完整地献给尚健在的当事人和广大读者.我知道这“补充”不是易事,难度更大,却欣然接受.现根据有关材料和部分同志的回忆,不加修饰,拟就此文,也算圆了我一个心愿.一、学习机构的设置和校址1948年冬,准备接收太原的中共太原市委,为了适应当时革命形势的急需,在榆次成立了山西公学,拟设三个部,第一部为学生部,第二部为职工部,第三部为公教人员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