府院之争与1918年西北鼠疫防控

学界对北洋政府在1917—1918年鼠疫防控中的制度建设和山西阎锡山高效防疫动员给予很高评价。但由于对北洋政府应对疫情政治背景和实践逻辑缺乏整体把握,依然解释不清为何这次鼠疫最终仍演变成一场全国性重大疫情。实则,根本原因在于府院之争搅乱了防疫布局。丰镇骚动爆发后,丰镇防疫由何守仁负责,而伍连德则从丰镇调往绥远。但因伍连德并未接受这个安排,北洋政府又不得不增派全绍清到绥远防疫。直到2月中旬全绍清抵达绥远,北洋政府才开始从源头实施疫情防控。因此,有必要重新审视府院之争与西北鼠疫防控之间的复杂关系。     

北洋政府时期的乡民防匪

乡民防匪,自古有之。但没有哪个时期能像北洋政府时期那样普遍。北洋政府时期,中国土匪的数量之多达到了历史的顶峰。从当时全国范围来看,“遍全国无一省没有盗匪的,一省之中,又无一县没有盗匪的,一县之中,又无一乡镇没有盗匪的。”该时期的土匪不仅数量多,其危害之烈亦属罕见。     

北洋政府文官制度研究综述

北洋政府是中国文官制度的形成时期,它从西方引入的文官制度在中国试验实施,虽然成效不大,但是其意义非常重要。县知事试验制度的实行,作用更不容忽视。     

北洋政府时期国内公债总额及其作用评析

根据“内债”这一概念的科学界定,北洋政府所发内债总额应为992725449.868元。以往学术界在对北洋政府内债政策的考察和评述中,偏重于揭露其封建性、殖民地性和破坏性等消极作用,而对近代中国内债的两重性分析显得极其缺乏。事实上,北洋时期所发行的内债还是有一定的积极效果的:首先,北洋时期大量国内公债的发行,进一步突破了中国古代惯用的捐输、报效等封建落后的筹款方式,而采用借债的方式应付政府的紧急财政需要,这在财政手段和财政观念上都具有进步意义。其次,从内债的用途上讲,北洋政府所发行公债总额中的1.96亿银元(约占总债额的20%)用之于交通事业建设、教育事业和水利、赈灾等,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中国经济的近代化。再次,北洋政府所发公债加速了银行资本的原始积累,促进了中国近代银行业的迅速发展,再由银行资本投资工业资本,促进了中国经济的发展。     

北洋政府文官制度研究综述

北洋政府是中国文官制度的形成时期,它从西方引入的文官制度在中国试验实施,虽然成效不大,但是其意义非常重要。县知事试验制度的实行,作用更不容忽视。     

北洋政府时期的九六公债述评

1922年北洋政府对逾亿元的盐余抵押借款进行整理,发行九六公债。九六公债从议起、发行到偿还均遇到困难,遭到非议,并先后造成两次影响很大的公债风潮。北洋时期这样一项重要的公债个案,体现了北洋政府时期发行公债的一些特点并折射出京沪两地证券市场的一些差异。     

北洋政府对呼伦贝尔“独立”事件应对举措新探

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呼伦贝尔地区叛乱者次年宣布"独立"。该事件是当时国内外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产物。其时,初掌政权的北洋政府对呼伦贝尔地区的叛乱采取应对举措。通过对这些举措的探究,由此反映出北洋政府自身两大基本特点:新政权的不稳定性及局限性;肩负承上启下的历史任务。这两个特点决定了北洋政府所采取的政策在制定、实施过程的局限性。但就相关政策制定目的和成效而言,其对稳定呼伦贝尔地区的动荡局势、恢复中央政府在该地区主权,仍起到十分重要的作用。     

北洋政府对鄂伦春族的政策与“安边”

鄂伦春族世代居住、游猎于黑龙江中上游、大小兴安岭之间。民国初年,北洋政府因承清代继续对东北进行管理,其中包括对鄂伦春族实行的各项政策。有关北洋政府对鄂伦春的政策如重建旗佐制度,强使鄂伦春族弃猎从农,利用鄂伦春族守边等,虽然受制于当时内外形势勉强推行。但毕竟在边防和鄂伦春族社会经济发展中产生了一定影响。为此,本文略加探述如下。     

中华民国时期的印花税

北洋政府时期和国民党政府时期的统治 者,都是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利益的代表。他们在帝国主义支持下,不仅在政治上镇压人民,在经济上也对人民大肆掠夺,致使广大人民生活贫苦不堪。仅从民国时期的印花税就可看出统治者贪婪的赋税搜刮和广大人民所承担的沉重税负。 印花税是对因商事活动和产权、特许权转移行为等所书立或使用的凭证征收的一种税,是一种行为与凭证相结合的税,用购贴印花的方式缴纳税款,所以称为印花税。我国印花税正式开征始于北洋政府时期。 １９１２年１０月,北洋政府参议院依据前清印花税则（清光绪二十二年,即公元…     

制度设计与实践的背离——北洋政府时期文官考试初探

北洋政府在南京临时政府颁布的<文官考试令>基础上,几经修改,建立了较为完备的文官考试制度.以往的研究多注重于北洋政府文官考试法规与制度,甚少关注其实践过程.就文官考试内容而言,近代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取代了八股经文,故参加考试的考生多为饱蘸新学之人.但因近代学堂对新式人才的批量生产,加之学而优则仕的传统,导致文官考试竞争异常激烈.录取后的考生虽大多能得到实习安排,但期满后却难被委以实职,这反映了北洋政府时期文官考试制度设计与实际运行之间的严重背离.     

北洋政府时期吉林省行政区划变迁述略

1912年至1928年为北洋政府统治时期。这一时期,地方行政区划实行的是省、道、县三级。本文试对北洋政府时期吉林省行政区划即道级政区和县级政区的变迁及其原因作一论述。     

日本对胶济铁路利权的觊觎和攫夺——以中日关于运价和货捐交涉为中心（1914—1928）

1914年日军占领青岛及胶济铁路后,日本政府对在胶济铁路运输的本国商品征收低于他国商品的运价,排挤他国商贸,把山东变为其势力范围。日本政府迫使北洋政府与之签订了一系列条约,将其对胶济铁路利权的攫夺"合法化"。在北洋政府的坚持下,中日条约订明青岛为中国自开口岸,这为日后中国自主制定运价提供了一定的法律依据。1922年中日签订《解决山东悬案条约》后,中国收回胶济铁路管理权,自主制定运价,对铁路运输商品实行统一运价并按照运价征收货捐。日本反对征收货捐,不断提出交涉。但直到1928年北洋政府统治结束,日本的目的也未能实现。中日关于胶济铁路运价和货捐的交涉,其实质是中国反对日本侵夺中国铁路利权的斗争。     

论北洋政府对欧美小国的外交

北洋政府对欧美小国的外交,在袁世凯当权时主要是谋求外交承认。列强在得到其既得侵略权益必定有保障的承诺后先后承认中华民国政府,随即欧美各小国纷纷承认。北洋政府在皖系、直系和奉系控制期间,通过"修约"运动,对欧美小国外交取得了一些积极成果。究其原因,主要在于能重用留过洋的职业外交家,在于国民为民族利益强力支持政府,也在于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相对有利的国际环境。     

不懂官场，鲁迅14年未升迁

从1912年5月到1926年8月,从32岁到46岁,鲁迅在中华民国北洋政府教育部社会教育司任科长达14年之久,原来是第一科科长,后来因第一科合并到文化部,改任第：二科科长,其职务为佥事。他负责图书馆、博物馆、地方志、史书、     

南方政府截取关余事件与英国的反应(1923-1924)

20世纪20年代广东革命政府收回关余运动对列强产生了强烈冲击,对英国更是如此。关余事件中,为避免南方政府将反帝矛头指向英国,英国外交部尝试采取相对保守与稳妥的政策,希望在不放弃原有对华政策,即承认北洋政府为中国唯一合法政府的前提下,由列强共同出面对北洋政府施压,促其就关余问题与南方达成某种妥协。然而,英国外交部的建议遭到其他列强和本国驻华使领的反对与冷遇,其试图通过谈判来解决关余的努力最终未获成功。     

北洋政府停兑令发布之后

1916年5月11日,北洋政府突然发出“中国、交通两银行,自奉令之日起,所有该两行之纸币及应付款项,暂时一律不准兑现付现”的通令,顿时引发了民国史上首次全国规模的挤兑狂潮,而诱发此次挤兑狂潮的诱因则是袁世凯复辟帝制梦想的覆灭。 袁世凯自1915年12月13日登基称帝,仅仅83天,便在全国上下一片讨伐声中惶然下台。随着袁世凯垮台,北洋政府陷于四面楚歌的境地。对政府失去信任的商民们纷纷涌入与北洋政府关     

北洋时代通而不缉的通缉令

北洋政府时期,北京政局动荡,政权更替频繁。每次大变动后,新的首领总要对此前的大奸大恶之徒进行惩治,于是屡有通缉令下发,义正词严、煞有介事,但是每每又通而不缉、敷衍了事,通缉令只能成为纸上的官样文章,如同上演的一场闹剧一般。这也是北洋政府时期的一大特色。     

黄文弼与沙雅之缘

黄文迅先生是中外著名的学者,他在地理、地质、古生物,尤其是考古方面建树卓著。关于他的生平业绩,国内外多有记载,本文不再详记。本文就其三赴沙雅、两渡塔克拉玛干大沙漠之考古行踪作一记述。民国17年（1928）春,为维护祖国的尊严,民族的大义,北京各大学府的学者联名抗议北洋政府允许以斯文·赫定（瑞典人）为首的德国考古探险队到中国的大西北亚洲的腹地来考古探险。为此北洋政府不得不有所收敛其出卖主权的行径。德国最后提出组建一支中外联合考古探险队。当时的北洋政府便将这一任务交付给北京大学。黄文精先生是在国家艰难、民…     

北洋政府的蒙古教育政策

本文主要依据档案资料对北洋政府的蒙古教育政策进行了概要探讨。认为虽然蒙古地区的情况比较复杂,但北洋政府还是出台了一些与蒙古教育有关的政策。这些政策尽管缺乏系统性,但继承了清末教育变革的精神,继续推动了传统教育和现代教育的接轨。这一时期蒙古教育的发展受到了社会动荡的严重影响,但热河、绥远、察哈尔三个有蒙古族分布的地区,其教育还是在困境之中维持或有一定程度的发展,这种发展更多的是来自于上述地区内部的发展要求。     

朱启钤与苏州缂丝

朱海北在《周总理与原北洋政府代总理的交往》中说：“总理这次来我家吃饭,使先父十分高兴。他将手书的‘松寿’缂丝小条幅,亲手装裱,通过中央统战部送给周总理,作为纪念。”作者文中的“先父”即北洋政府代总理朱启钤,而他赠送给周总理的手书“松寿”缂丝小条幅,正是经我之手,由苏州刺绣研究所制作的。朱启钤（1872－1964）,字桂辛,晚年别署燃公。贵州紫江（今开阳）人。在北洋政府五任交通总长、三任内务总长,并代理了一任国务总理。虽然因袁世凯称帝时充任大典筹备处处长,作为帝制祸首遭到通缉,一生被人循病。但综观其一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