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文化的跨境传播:海外华人研究”国际学术研讨会综述

正2013年12月16—17日,由厦门大学历史系举办的"中华文化的跨境传播:海外华人研究"国际学术研讨会在厦门举行,来自日本、马来西亚、新加坡等国家及中国大陆、香港、台湾两岸三地的20余名学者与会。会议围绕中华文化跨境传播的路径、方式等议题展开。(一)中华文化海外传播的路径与方式香港中文大学教授梁元生以儒学在海外传播为切入点,通过对港台"新儒学"、"新加坡儒学"及"波士顿儒学"三者进行比较,认为港台"新儒学"是继承的典范;"新加坡儒学"是整合的典范;而"波士顿儒学"则是创新的典范,并由此引申出对"文化迁徙"与"跨境传     

马一浮“六艺论”之逻辑结构探析

"一代儒宗"马一浮先生的主要学术贡献在于创立了以"六艺论"为主体的新儒学理论体系,在这个"六艺论"的学术思想体系之中,《论语》、《孝经》犹如两大柱石,占有基础性地位;《诗》《书》《礼》《易》《乐》《春秋》则成为"六艺之教"学理体系得以发挥阐释的主要内涵。马一浮的新经学的方法论意义在于提倡六艺之学两两涵摄、相互融通、总别不二、圆融无碍,从而在当代新儒学思潮建构之中开创了一种特色鲜明的经典诠释学新范式。     

五四新文化运动与儒学: 误解及其他

学术界把五四新文化运动当做一次反儒学运动是对历史的误解。五四新文化派所反对的不是儒学, 而是礼教; 他们所要打倒的也不是儒学, 而是对儒学的教条主义和狂热迷信。五四新文化运动对待儒学的态度是 “评判的态度”, 也即是一种历史的态度。五四新文化派并没有把儒学当做一种死去的东西而抛弃,而是力求用新方法来阐释儒学的现代意义; 他们也并不是要废止儒学, 而是要改造儒学、重建儒学。     

“返本开新”与“以教保学”——1980年以来马来西亚、越南、印尼儒学与孔教研究述评

越南儒学因曾为王官之学而积淀深厚,马来西亚儒学因华族有一定话语权而生生不息,印尼儒学因孔教化而呈现异彩,这些国家的儒家文化都有较为重要的研究价值。1980年以来汉语学界关于上述诸国儒学与孔教的研究,呈现出以下特点:一是考察诸国儒家文化流播的历史,重心在总结镜鉴意义;二是研究儒家文化在这些国家华人社会中的作用,重心在返本开新和当代价值;三是探讨儒学在这些国家薪火相传的特殊策略,重心在揭示当地华族作为少数族裔"以教(孔教)保学(儒学)"、强化族群意识、维系文化认同的内在理路。     

另一种“新文化”:梁启超对新文化运动的构想

梁启超积极应和一战后反省现代性思潮,在新文化运动后期撰述了一系列中国学术思想史论著,对儒学史与儒学进行重构诠释,从中可以窥见梁启超的思想意图和他所要建构的"新文化"建设方案。梁启超积极投入新文化运动,以清学的科学精神及方法将儒学的基本性质重新定义为"科学的情感哲学",重构儒学的思想系谱,对自先秦到晚明清初儒家义理体系进行了提炼,以阳明学的"事上磨练"作为这种"新道学"的习得途径,在此基础上与西方自然科学化合成"新文化",融合科学方法、科学精神与人文关怀,作为新文化运动的方向。梁启超用来建构"科学的情感哲学"的思想人物,基本与胡适相同,但归结出很不同的思想路线、旨归。     

《东亚儒学史研究的新视野》

本书由黄俊杰先生13篇论文集结而成,讨论的问题相当集中:关于东亚儒学经典诠释传统的探讨,和对中国思维方式尤其是对"身体"思维的研究。细细读来,犹如前朝故臣谈事论心,温雅沉实,余味深长。余冠英视黄俊杰先生为海外"新儒学"的第三代代表人物,或许并非偶然。儒学传统之所以历经世变而能保持活力,不断创新,     

梁漱溟新儒学思想研究

梁漱溟是20世纪中国最著名的文化保守主义者,海内外学术界公认的现代新儒学的开山人物。本文仅就他对科学主义思潮的批判、对陆王心学的认同和倡导、以及谋求儒学的现代化等三个问题对其新儒学思想作一研究,以求教于方家学者。     

现代新儒家研究近况

近年来,我国学术界对现代新儒家进行了初步而热烈的研讨,现将其主要观点综述如下:一、现代新儒家的内涵目前,我国大多数学者基本上肯定现代新儒家这一说法,但对它的理解仍有分歧.主要是:1、现代新儒家是指在本世纪20年代产生的,以接续儒家道统为己任,以服膺宋明儒学为主要特征,力图用儒家学说来融合、会通西学,以谋求现代化的一个学术思想流派,由于相对于先秦儒学来说,宋明儒学在历史上被称为新儒家,因而本世纪这个以复兴儒学为帜志的学术思想流派可称为现代新儒家.2、现代新儒家是针对近代西方实证主义思潮传入而形成的,这个学术思想从反实证主义回到儒家的心性之学,突出人作为认识主体、道德主体的观点.因此,现代     

浅谈魏晋时期儒学的新变化

魏晋时期,帝国的重建文化又一次走向整合,形成了广汲博纳、气势磅礴的胡汉、中印文化大融合时期。玄学是对两汉经学表现形式上的否定,以儒学为核心的中国思想文化的发展。魏晋时期,经学式微,玄学不断地兴起,展开"自然与名教的争辩",其中以"竹林七贤"为代表的名士在玄学思想影响下开始放荡不羁的社会生活,玄风兴起的魏晋时代,传统的儒学开始玄学化,注经数量多,经学家群起,并与道教思想互补有了新发展。     

儒学与清初社会——读王胜军《清初庙堂理学研究》

<正>理学是儒学在宋代发展出的一种特殊形态,也称为"新儒学"。清初庙堂理学是顺治、康熙时期理学与王权之间相互斗争、妥协和结合的产物,是理学由内圣到外王的结果。学术界对研究理学与清初社会政治关系的著作有史革新《清代理学史》(上册)、高翔《康雍乾三帝统治思想研究》等。王胜军《清初庙堂理学研究》(岳麓书社,2015年版)则以儒学官方、民间双重性视角,从理论上对清初庙堂理学与社会政治的关系作了系统分析,探讨了清初庙堂理学逐渐成为国家意识形态的过程及其构     

1949年后留在大陆的现代新儒家与马克思主义之关系初探

1949年后留在大陆的现代新儒家与马克思主义的关系大致可分为三种情况:一是以冯友兰、贺麟为代表,放弃了自己的新儒学思想,认同和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甚至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如贺麟);二是以梁漱溟为代表,在坚持自己新儒学的一些基本思想的基础上,也接受过马克思主义的影响,并对马克思主义(尤其是毛泽东思想)进行过利用和儒化;三是以熊十力、马一浮为代表,坚持自己的新儒学思想,基本上没有认同和接受马克思主义。     

日本武士道论视野中的中国儒学

武士道论是近代日本在塑造民族认同过程中逐步发展和确立起来的一套非常重要的话语体系。本文选取"近世—转型期—近代"这三个历史时期三个代表性的武士道论者,分别是山鹿素行(1622—1685)、吉田松阴(1830—1859)和井上哲次郎(1855—1944)进行分析,以考察致力于建构本民族自我认同的日本武士道论者,在展开关于武士道的历史叙事时,究竟是如何处理儒学这一来自中国的"他者"。山鹿素行立足于儒学基本原理,但是他通过将儒学原理与中国刻意剥离,实现了将中国"他者"化的同时,将儒学"自我"化;吉田松阴则致力于摸索借助普遍主义的儒学,建构特殊主义的日本民族主义的可能性,并成为近代日本蔑华思想的重要源流之一;井上哲次郎作为近代日本武士道论定型时期的代表者,完全丧失了儒家普遍主义精神。以儒学为中心的中国文化,这一日本人无法回避的"巨大的他者",先是被利用,而后又被抛弃。"他者"与"自我"的双重建构,最终演变为双重的"虚构"。     

当代新儒家“儒学人文主义”说刍议

在近几年来的思想文化“研究热中”,当代新儒家的“儒学人文主义”说正在引起国内学术界的关注和讨论。新儒家认为,传统儒学的“人文主义”精神,既是熔铸中国历史文化的生命大流,又是酝酿中国现代民主科学的源头活水;中国现代化必须走“返本开新”的演进路径,通过弘扬这种精神来挺立人的道德主体意志,以“内圣”之力来开拓出现代民主科学的新“外王”。本文试对此说及其所反映的文化——政治理想作一质疑和剖析,以就教于学术界前辈和同行。一在传统儒学中,是否象新儒家所说的那样,包蕴着一种自主意识、尊严理性、人格平等、天下为公的“人文主义”精神呢?所谓“儒学人文主义”是否象新儒家断定的那样,是对“人性、人伦、人道、人格”的大力扬播和“全幅肯定尊重”呢?回答是否定的!     

现代新儒学伦理道德思想对当前道德建设的启示

现代新儒学伦理道德思想内容丰富,集传统伦理道德的阐扬、现代伦理道德的反省以及新伦理道德的重建于一身,成为现代伦理道德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以21世纪的眼光总结和探求现代新儒学伦理道德思想,有助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德建设。文章尝试提炼现代新儒学伦理道德思想,寻求对现代道德建设有益的启示。     

汉代儒学在河西地区传播的原因

为维护封建"大一统",汉武帝确立"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治国方针,在思想文化领域确立儒学的"独尊"地位。汉代统治者高度重视河西地区的开发,制定一系列开发政策,如设置河西四郡及属国、徙民实边、屯垦经营、修筑军事防御设施等。在经营河西地区的过程中,儒学随之进入,并在当地儒学起家的世族地主的带动和当地教育的推动下,儒学在河西地区得到了广泛传播和发展,对当地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清代考据学的科学解释与现代想象

在当代学术研究体系中,对清代考据学的评价一直趋于两个极端,一种观点认为考据学只具有寻究古典文献来源的技术含义,没有什么"思想性",另一种观点则极力论证清代考据学具有不同于宋明儒学的新"义理",并不缺乏"经世"意义。更有甚者,考据学被认为是最具有"准科学"性质的学问,与西方近代学术传统可以构成对话关系。本文拟对以往学界流行的清代考据学评价模式进行反思和梳理,以分析其利弊得失。     

浅论儒学在日本的本土化

博大精深的儒学在中国产生之后,很快走出国门,影响到周边地区。尤其是通过朝鲜传入日本的儒学,经过短暂的沉寂,在推古改革和大化改新之后,儒学逐渐为日本民众所接受,并与日本的国情相结合,形成了独具特色的日本儒学。本土化之后的儒学,对日本的思想文化、民族性格、社会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论传统儒学大众化的历史经验

自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后,儒学开始了它向整个社会传播、普及的历程,儒学逐渐走出上层社会,开始真正融入到了民间生活的方方面面。为了推进儒学思想的大众化,儒士们不断努力,终于探索出如兴科举、撰写蒙书、制定族规家礼等有效途径,并在强化主体、注重导向等方面有所建树。由此传统儒学大众化取得了丰硕成果,为今人留下了宝贵的经验。     

从历代孔子谥号看西夏儒学的发展与贡献

将历代孔子谥号与西夏儒学鼎盛发展两个问题结合起来,分别从孔子其人及其儒家思想、历代孔子谥号沿革与西夏孔子的地位、西夏儒学发展的巨大成就、西夏"儒学教育"的历史贡献入手,分析了西夏尊孔子为"文宣帝"、崇尚儒学、兴办教育的社会作用及其历史意义。仁孝中兴时期,"尊孔崇儒",尚德好礼,兴儒学,育贤才,明教化,以"文德教化"治国,把党项民族的文明进程推向了一个新的高峰,促进了社会经济文化的全面发展与多民族文化的交流融合,并为后来大元王朝的政治、文化统一,治国人才的培养,奠定了极其重要的基础。研究西夏时期孔子的地位及其儒学贡献,是研究儒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于今天的西部大开发、丝绸之路经济及其社会文化创新发展,具有一定的启示意义。     

扬孟抑荀与史家的评论

对历史上儒家孟荀的褒与贬 ,是一理论问题 ,又是有深刻历史背景的问题 ,是一个解释历史、重构价值的史学问题。孟荀的褒贬变化自唐始 ,至宋元 ,恰是在古代社会的转折、政治主流思想的变迁、古典儒学的转型和宋明“新儒学”生成之时。褒孟贬荀不在于其理论本身 ,而在于理论是否适应时代以及适应的程度和方式如何。司马迁是孟荀皆重 ,韩愈由辟佛而至崇扬孟子的卫道精神和人格 ,程朱因兴起性命之学而重孟轻荀、显孟隐荀 ,这一思想变迁历程勾勒出“新儒学”的成长轨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