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原盛开邦锦花

今年是人类进入二十一世纪的头一年,在这一年里,西藏各族人民怀着喜悦的心情庆祝西藏和平解放五十周年。1951年5月21日,在首都北京中央人民政府与西藏地方政府的官员签定了“关于和平解放西藏的十七条协议”。“十七条协议”的签定标志着世界殖民强国肆意干涉西藏内政,企图把西藏从中华民族大家庭中分裂出去的阴谋彻底破灭。从此,西藏成为祖国大家庭中的一员,与五十六个兄弟民族一道建设新中国。“十七条协议”签定到今天已过去了整整半个世纪。半个世纪     

我国近代的新文化运动始于何时

提起中国的新文化运动,一般都是提“五四”新文化运动,我从梁启超对进代中国新文化的贡献,突然想起中国整个新文化运动以及这个运动究应从何时算起这个问题来, 这当然是一个大问题了。对此,我想我们也应当重新思索。说起梁启超的“新民”文化运动,我认为有两件事值得一提,一是梁于1902年写《新史学》一文,提倡史学革命, 这件事至少在学术上的意义不在《新青年》发动文学革命之下,虽然其作用和影响不及后者,因为中国是一个史学大国,史学集中了中国文化思想的精华。另一件事,就是梁启超的“新民说”着重提出了“思想解放”的重要性。在中国思想界,梁启超恐怕算是最早并最多提“思想解放”的人了,他把思想解放与人的个性解放即人的自由平等直接联系起来,认为培养“新民”必须从此入手。     

“文化大革命”后期落实干部政策回顾（一）

1971年九一三事件后,根据毛泽东主席的指示精神,周恩来总理费尽心血,全力推进解放使用老干部。1975年邓小平主持中央日常工作后,继续抓紧落实干部政策,一大批领导干部被解放出来,重新走上工作岗位。但是,这项工作受到了“四人帮”和极左思潮的严重阻挠和干扰。     

一幅历史见证图——回忆“四川大学”横标书写

这是一张“老”照片,所谓“老”者,言其资格老,意义深远也。这是一张“旧”照片,但历久而弥新,令人无法忘却。这是一幅历史性的照片,是1949年12月底成都解放之时,四川大学师生及四川省会的民众,到城北驷马桥迎接中国人民解放军高级将领贺龙人城的历史见证;亦是迄今四川大学迎接解放军进入成都绝无仅有的一幅弥足珍贵的纪念性文物照片。而这张照片对于本人来说,更是终生难以忘怀,因照片上横标之“四川大学”四个大字（见图片）是我五十六年前亲手所书。     

民国陆军“三大系”

从民国初年到全国解放的近40年里,在北洋政府和国民党政府的军队里,派系繁多,山头林立。其中,有三个因军校而得名的名派系：“士官系”、“保定系”、“黄博系”,号称“陆军三大系”。这三个派系的成员分别毕业于三所名军校：日本士官学校、保定军官学校、黄埔军官学校。     

音乐家陈歌辛的最后岁月

1957年中国大地一场政治寒流过后,数十万知识分子被戴上了“帽子”,我也难逃厄运,成了这数十万“分子”中的一分子。1958年3月,我和我的全家,都被撵出上海,押送到皖南山区上海市公安局所属的白茅岭农场接受“改造”。在那里,我“有幸”认识了陈歌辛先生,原来在那场政治寒流中,陈先生也不幸成了“罪人”,终于和我成了“同学”（在改造农场里,“分子”们是不能称“先生”的,也不能称兄道弟,     

父亲公今度

对父亲的深刻记忆集中在“文革”10年,之前他每天忙至半夜回家,之后才刚“解放”就病了。 1966年6月的一天,中饭后,父亲讪讪地抹桌收筷理碗,然后告诉我们,他被打倒了。那年我10岁。不清楚这意味着什么。以后,党委副书记在宿舍里服安眠药死了;谈大教授的夫人上吊自杀了;邻居马教授的夫人跳楼未死,     

石屏彝族尼苏“德培好”

滇中与滇南交界处的石屏彝族,自称尼苏,他称花腰。花腰彝聚居的石屏县哨冲镇水瓜冲一带,自古沿袭“德培好”习俗,“德培好”是彝语,意为“培养好的道德风尚”。它是“咪嘎好”的最高形式,“咪嘎好”是一年一次,“德培好”则12年一次(马年正月第一个马13举行)。解放50多年,只举行过3次“德培好”。第一次属民间性质,时为1954年;     

追捕杀人魔王“胡传魁”

轰动一时的京剧《沙家浜》中有一个做尽坏事的匪军司令“胡传魁”,其真实生活原型就是江浙一带赫赫有名的凶魔胡肇汉。我解放大军渡江南下,胡肇汉自知罪孽深重而潜逃。素称强悍、杀人不眨眼、视人命如草芥的胡匪是怎样被擒获的?本文将生动再现这一曲折离奇的经过。     

所谓合力

去年,有机会去了埃及和缅甸这两个截然不同的国家,见识了两场截然不同的“革命”。埃及革命始自解放广场。自下而上推翻了30年不倒的穆巴拉克政权;缅甸革命则发于内部,自上而下开始自由化进程,如今已颇为可观。     

我的“五七”干校生活片断回忆

“化大革命”中的1969年1月15日,钟祥县革命委员会宣布成立钟祥县“五七”干校。校长是刚“解放”出来的老干部、原中共钟祥县委副书记郭贵玉。副校长是县里一位姓陈的造反派头头。随即,我被指定到干校所属三连（党、群班）当学员。从那时起到1970年8月离开,在于校生活了一年多时间。其间,我白天参加劳动锻炼,夜晚开会搞政治思想斗争。现将当时印象最深的几件事情回忆如下。     

贵阳为何称“筑”

近年来,报纸、电视常称贵阳为“筑城”。友人问我其原委,我告诉他李梦骅先生(笔名“牂牁叟”)曾写有《贵阳与竹》(载1996年8月16日《贵阳晚报》。以下简称“李文”),已作了解释,读者有的可能未见到。随着这一名称使用的增多,似有再谈的必要。本文沿用李先生的观点,对有关史料进行了核实,并作一点补叙。     

跃入“共产主义”的悲壮实践

读了季羡林的《沧桑十年·序》,他说:“‘文革’浩劫才过去二十年,人们已经淡化了,给年轻人再谈,已被看作是‘天方夜谭’、‘海客谈瀛洲’;我们许多人的血白流了,应得的教训白白放过了。”对此,我久久不能平静。特别是想到“大跃进”,它对“三农”的破坏、摧残,决不次于“文革”,真使农村到了古人所说的“人亡政息”的境地。对历史负责,就应把它的教训很好的传给后代,不使他们重犯。怎么办呢,李锐的意见我     

“包产到户第一人”的风雨人生路

1955年秋,刚参加工作两年、不到18岁的吴明玉提出了“包产到户”,结果成了右派、反革命,被送进监狱;1979年,落实政策的吴明玉重新参加工作。 1980年底,人民代表大会制恢复,42岁的吴明玉当选为芦山县第八届人大代表。28年过去了,70岁的吴明玉依然是人大代表,从第八届到第十五届,一届也没有少。他说：“在我的人生履历中,前20年,我追求理想;后20年,我追求民主。理想和民主伴随我这一辈子。”     

回首“文革”（上）

（一）下乡“四清”和“文革”序幕１９６６年,是暴风骤雨的一年,是我国社会剧烈分化动荡的一年,也是我终生难忘的一年。这年春节刚过,我和丈夫老韩便分头奔赴青海省“四清运动”的第一线。老韩担任湟源县社教团团长,我则被分配在互助土族自治县一个山区的生产大队任工作组长。那时我们的两个较大的孩子小明、小秀,都已由我于１９６５年暑假专程去北京接到青海（当时党中央组织部有个通知,动员在外地工作的干部把子女接离北京）。我们两口都将下乡,四个孩子,最大的不满１５岁,最小的不满１０岁,如何安排好他们的确是个大问题。老…     

美国纽约自由女神像

热点 美国纽约自由女神终于重获“自由”了！2009年7月4日起．纽约著名旅游景点自由女神像将再度开放其冠顶眺望塔。这是自9·11事件以来．因安全原因“闭关”近8年的自由女神像冠顶部分首次重新迎客。     

争取和平解放西藏与昌都战役问题研究

争取和平解放西藏和筹划实施昌都战役是《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签订前西藏和平解放历史发展的两条主线。中央人民政府遏止了西藏“亲善使团”,并将“西藏代表团”定位为西藏“地方性的及民族性的代表团”,而争取其到北京与中央人民政府谈判西藏和平解放问题。历史没有给予避免昌都战役而实现昌都和平解放,进而推进西藏和平解放的客观条件。昌都战役“以打促和”,成为和平解放西藏的一个必经阶段。昌都战役从1950年10月6日开始,实际结束于10月21日。昌都战役后,达赖在和谈问题上有一个渐进而非急进的演变过程。     

关于“十七条协议”“附件”之研究——为西藏和平解放60厨年而作

作者认为国内外对“十七条协议”之“附件”的描述与实际情况不符。“十七条协议”共有两个“附件”,附件一和附件二首次向社会公开的时间分别是1991年和1995年。西藏和平解放期间达赖喇嘛居住地问题（去留问题）与人民解放军能否进军西藏密切相关,也是“附件”产生的直接原因。制定“附件”的目的是为了达成和平进军西藏的“十七条协议”。“附件二”的内容比起“协议”的第四条更能体现中央政府对达赖的最大诚意、宽容和忍耐。“附件”的制定有效促进了“十七条协议”的签订。     

《民俗研究》百期感言

《民俗研究》第1期试刊发行前,简涛到沈阳来采访我。那是1985年8月,我刚从日本讲学回来,我当年提出“民俗研究要面向现代化”等建议。今天重新看我当年说的话．我觉得很多话现在还很适用。因为现在很多“化”还是进行式,甚至有的还是未来式。这并不意味着我有某种预见性,主要是因为我在日本期间,     

林育英的调解是张国焘放弃“第二中央”的主要原因简

对于1936年6月张国焘放弃“第二中央”重新北上的原因,学者们已经从很多角度进行了分析研究,但随着一些新史料的发掘,对这一问题还有重新探讨的可能.本文以历史资料和新的史料为依据,对这一问题进行再探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