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日本天皇的国事行为

最近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日本政府体制与官员制度》一书,是新编写的外国政府体制丛书之一,它必定为渴求日本政治知识的读者所注意。但作者的有些论断,是值得商讨的。本文仅想就有关日本天皇的国事行为谈谈粗浅的看法。该书作者写道:“按照宪法(指日本国宪法)的规定,天皇只是国家的‘象征’,没有实权。”(参见该书第3页)日本国宪法(以下简称宪法)第一条规定:“天皇是日本国的象征,是日本国民统一的象征,其地位是以日本国民之总意为根据”。天皇不只是国家的象征,而且还是日本国民统一的象征。为什么写两个象征,不提一个象征,这     

明治前期日本天皇宗教权威的构建

《明治宪法》的颁布将明治时代分为前后两个时期,奠定了近代日本宪政体制基本框架。天皇宗教权威是通过重申“天照大神—天皇”结构,使天皇“神圣”化以及“神圣天皇统治”共识化而形成的,是官方宗教政策与社会尊皇倾向相互“匹配”的结果。明治政府主导的祭政一致、祭教分离体制,明确“天照大神—天皇”传承是天皇统治神话的核心内容。“神圣天皇统治”的政治神话以“国体”形式落实在国民世界观、价值观之中,推动了“神圣”天皇共识化。近代日本存在以“神圣”天皇为中心的宗教文化,并非现代意义上的世俗国家。     

从历史上天皇经济地位变化看其权力演变

本文论述了日本天皇权力及其经济地位的关系演变。在日本历史上,天皇制经历了古代天皇制、近代天皇制和现代天皇制三个阶段。在古代天皇制初期,土地国有制的确立和班田制的实施奠定了天皇专制的物质基础。明治维新以后,日本进入近代天皇制阶段阶段。天皇成为最大的资本家和地主,成为日本国家元首和军队的最高统帅,是日本最高统治者。二战后,皇室财产大大缩减,天皇至高无上的经济地位被剥夺,天皇成为日本国家的象征。日本进入现代天皇制时期。     

日本有条件投降为什么能够得逞

二战结束之际,日本保留天皇和天皇制的有条件投降阴谋之所以能够得逞：一是蒋介石出于与中国共产党争夺统治权的需要,主张保留日本的天皇制;二是美国为了减少美军伤亡和独占日本而有意为之;三是日本负隅顽抗,顽固坚持天皇和天皇制。     

简论裕仁天皇在日本化学毒气战中的责任

日军在侵略中国过程中灭绝人性地大量使用化学毒气武器,荼毒中国军民至深,并且遗害至今。日军的这些暴行与裕仁天皇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裕仁天皇指示并督促日本大规模研制、生产化学毒气武器,大规模培训和组建化学毒气部队,特别是他下令大规模地在中国使用化学毒气武器。裕仁天皇是日军丧心病狂在中国野蛮实施化学毒气战的决策者、主使人和放纵者,日军在中国的化学毒气战是根据他的指令而泛滥的。     

试论二战中日本教育工作者的战争责任——兼论国民的加害者及受害者角色北大核心CSSCI

二战中,日本"国民皆兵"、"举国一致"疯狂对外扩张侵略,国民也是战争参与者和责任主体。对于中国等被侵略民族而言,日本国民是战争加害者;在日本国内,国民则是战争受害者。日本国民的战争加害者角色及受害者境遇,一定程度上是由强调"忠君爱国"、以培养对天皇等权威绝对顺服的"忠良臣民"为目标的近代教育灌输所致。教育及教育工作者沦为军国主义、极端国家主义势力的工具和帮凶,对对外侵略战争负有间接而重大的责任。     

试论二战中日本教育工作者的战争责任——兼论国民的加害者及受害者角色

二战中,日本"国民皆兵"、"举国一致"疯狂对外扩张侵略,国民也是战争参与者和责任主体。对于中国等被侵略民族而言,日本国民是战争加害者;在日本国内,国民则是战争受害者。日本国民的战争加害者角色及受害者境遇,一定程度上是由强调"忠君爱国"、以培养对天皇等权威绝对顺服的"忠良臣民"为目标的近代教育灌输所致。教育及教育工作者沦为军国主义、极端国家主义势力的工具和帮凶,对对外侵略战争负有间接而重大的责任。     

日本女性皇位继嗣问题初探

明治维新以后,女性开始被排除在皇位继嗣范围之外。1889年的明治宪法和皇室典范明确规定了皇胤践皇祚、男系男子践皇祚、皇祚一系的皇位继承三原则。战后,尽管天皇的政治地位和性质发生了变化,但是皇室的基本结构和指导思想并无明显的变化,1947年的皇室典范承袭战前的男系男子万世一系的皇统理念,依然从法理上拒绝女性皇位继嗣。此外,由于日本近现代的天皇是国家的最高祭司,因此至今仍残留的万世一系神权天皇的意识也在无形地阻碍女性皇位继嗣的制度化。     

声明——日本市民正义的胜利

昨天,2002年度使用教材的选定作业已全部结束了。肯定、美化日本的侵略战争,将殖民地侵略正当化,否认日本的战争犯罪,灌输以天皇为中心的历史观等歪曲历史的历史教科书;赞美自卫队,主张行使集体自卫权,将国家利益与国家秩序优先于基本人权,否定杜绝核武器的公民教科书;将日本引向国际性孤立地位,再次以战争国作为目标的“新历史教科书编写会”(简称“编纂会”)所编写的这种问题百出、违反宪法和教育基本法的历史、公民教科书(扶桑出版社出版),没有被全国公立初中的542个选定地区的任何一个地区所采用。     

评“一亿总忏悔”与“天皇退位论”

战后初期,日本“战后处理内阁”为了维护天皇制的“国体”,相继抛出了“一亿总忏悔”和“天皇退位论”,旨在把战争责任转嫁在1亿国民的身上,从而掩盖昭和天皇的战争责任,逃脱联合国军事法庭的正义审判。本就这两个谬说提出的目的、实质、影响及其美国占领军总司令部的“太平洋战争史观”予以剖析。     

试析志贺重昂的《今日之日本》

《今日之日本》是日本明治二十年代国粹主义代表人物志贺重昂在明治19(1886)年的南洋巡航中用英文所写下的一篇向西方世界展示明治维新后日本文明开化状况的文章。在这篇文章里,志贺重昂期望通过展现明治维新后日本文明开化之状况,向西方世界表明明治维新后日本通过“文明开化”、“殖产兴业”已经发展为一个同西方国家一样的近代文明国家、国民国家,以取得西方国家对日本近代文明国家身份之认同,进而谋求在西方列强势力不断向亚洲、太平洋地区扩张的情况下,维护与追求日本的独立和发展。     

先秦帝王称号及其演变

先秦帝王称号主要经历了后、王、天子、帝、皇帝等几个阶段,每一种称号都体现了中国字神秘的象征意义,其演变与社会化背景密切相关,也体现了先秦神权的日益衰落与王权的日益强化,王权居于神权之上,上古社会政权、族权、神权合而为一等历史事实。帝王称号所透视出来的不仅仅是政治的、更多的是社会的、思想的化信息。因此,把握帝王称号的演变,也是了解上古社会的一把钥匙。     

小泉八云异文化理解中的归属意识

小泉八云于1890年赴日,后加入日本国籍。他的作品洋溢着对日本古老文明的赞美、怀念以及对西方文明的辛辣批判。这使得他在当时倡导“和魂洋才”的明治日本中期成了“日本文化发现的恩人”。经历了从英国、法国、美国、再到日本的流离生活,使得他对异文化有着自己独到的理解,本文将从比较文化论角度通过分析小泉八云对日本文化的受容及其文学作品,探究小泉八云对异文化以及自身归属问题的认识。     

清初摄政、辅政体制与皇权政治

清初经历了叔王摄政、异姓大臣辅政的两种特殊的政治体制。入关前,太祖、太宗未定立储制度。皇太极过世,各派势力窥视皇权,戏剧性地达成拥立幼主福临,叔王摄政的体制。摄政王权势过重,威胁皇权,借机治罪多尔衮。康熙冲龄即位,借鉴前制陋规,形成以孝庄文皇后为核心的异姓大臣辅政统系,辅政失控,导致权臣鳌拜专权,再次危及皇权,而智捉鳌拜。摄政王、辅政大臣的争斗,反映了满洲八旗内旗籍矛盾的尖锐。摄政、辅政与皇权之间的冲突,构成了清代政治文化的重要内容,极大地影响着清初政治的价值取向。     

“家族国家观”的悖论

日本儒教中的家族孝主义是家族国家观的重要基础。但是作为幕藩体制下封建武士之间的道德,它无法直接为明治近代化的目标服务甚至形成阻碍。因此家族国家观虽然植根于传统的儒教家族主义,但又是对其不适应时代课题的部分进行修正后,重新建构起来的一种意识形态。因此带有两面性,不是简单的“复古”,也不是儒教家族主义道德的简单复活。虽然家族国家观在统合民众方面发挥了巨大作用,但由于其原理与近代国家原理之间存在抵触,致使家族国家观自身蕴含着重大的悖论。     

明治时期西方人的日本观探析——以小泉八云和张伯伦为例

小泉八云和张伯伦同样作为明治时期两大西方的日本研究家而知名,然而二者对明治日本的认识却截然不同。小泉八云将“有机的遗传”融入到自己的日本文化论中,认为日本人精神层面的优点来自其“祖先崇拜”,是一种“死者支配”的体现,并在此基础上进行了他的东洋礼赞和西洋批判。与此相对,张伯伦则是文化传播理论的支持者,他认为西方的优势文明必将取代日本落后的文明,是典型的西洋至上主义者。本文从比较文化论的角度,采取实证的方式,解析了明治时期两大日本人研究家——小泉八云和张伯伦的明治时期的日本认识迥异与成因。     

明治时期的条约改正问题与陆羯南的国民主义

明治二十年代,以反对明治政府的条约改正案为契机,在日本兴起了一股反对极端欧化政策、主张保持日本国民性的思潮。陆羯南便是这股思潮中一位颇具影响的代表人物。在其所主持的《日本》等报纸上,陆羯南连续发表文章阐述了其所宣扬的国民主义的基本主张、宗旨等问题,呼吁日本国民在摄取欧美文明时,应该坚持日本的自主性,有选择地进行西化。     

近代日本的国际秩序观与外交取向

明治初期,维新政府中枢就已深刻地了解到日本所置身的国际社会和国际形势,确立起包括对自己和世界进行重新定位以及日本未来发展方向在内的国际秩序观。近代日本国际秩序思想中的上下秩序认识与欧洲近代国际秩序思想的二重原理体系如出一辙,并在明治维新后迅速与国家政权结合起来,最终确立起对欧美屈从,对东亚邻国强硬的双重外交路线。     

强制性制度变迁与明治维新的二元效应

日本19世纪进行的明治维新是一场自上而下的强制性制度变迁,这场深刻的社会变革使日本经济、社会面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从幕府末期发展的实际情况来看,日本社会产生了一种强烈的制度需求,这种需求使日本社会处于一种制度不均衡的状态,而明治维新提供了所需要的制度,实现了新的制度均衡,使日本走上富国强兵的资本主义发展道路。但是,政府主导的强制性制度变迁虽然使日本经济实现了跳跃式的发展,挤进了西方列强的行列,同时也在政治、经济制度中留下了不少封建因素,成为日后日本经济体制发展中的先天性缺陷。     

大业七年隋炀帝废大兴城佛寺研究

据统计,大业七年(611年)隋炀帝废弃了大兴城中22-39所佛寺。炀帝之所以废弃如此之多的佛寺,并非如日本学者中村元等人所说是为远征高丽战斗力的需求,而是与炀帝一贯所持有的宗教政策有关,是皇权与佛教矛盾激化的必然结果。炀帝虽在很多场合都表现出对佛教的尊崇与优容,但在礼敬问题上却又表现出与其他帝王相比少有的固执与坚持——主张僧尼必须致敬王者,而当其主张得不到僧尼响应的时候,他必然会利用皇权给佛教以无情的打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