洋务派历史撰述散论

洋务思潮是继鸦片战争时期的经世思潮之后的一股历时三十多年的全国范围的思潮,它涉及社会意识形态许多领域,当时的史学也受到这个的思潮的影响。本文试就洋务派历史撰述作一探讨。一适应“夷务”的外交史编纂鸦片战争改变了“天朝帝国”与外部世界隔绝的状态,清朝统治者不得不正视现实,被迫和外国人打交道,这就是鸦片战争以来所发生的所谓“夷务”。由是出现了反映这一新事物的外交史料和史书。近代正式记述中外关系的史书,始于夏燮的《中西纪事》。而系统地辑录有关外交史料,是从咸丰帝谕设馆修《道光朝筹办夷务始末》开头的,从此和纂修实录一事成了定例。接着编纂了《咸丰朝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筹办夷务始末》,总名《筹办夷务始末》。“凡内阁军机大臣所奉谕旨,内外臣工折奏,下至外国夷书,凡有涉于夷务而未尽载入实录     

西汉西域都护略论

西汉王朝是我国历史上较为强盛的王朝之一。西汉一代,自武帝刘彻始,历经昭、宣二帝,逐步完善了对西域的统治,为以后各朝治理西域奠定了基础,也为各朝治理边疆提供了经验。西汉王朝对西域所采取的政策和措施历来为史家所重视,西域都护的设立就是其中之一。由于史书记载欠详,目前尚鲜有人对西域都护的来源、职责及与西汉西域所设其     

《续通历》考辨

《续通历》是孙光宪撰写的一部专述唐五代历史的编年体史书。此书问世后不久即遭到宋初统治者查禁。今本《通历》卷一一可能残留有部分《续通历》原文,卷一二至卷一五虽非孙光宪所撰,但仍具有较高的史料价值和文献校勘价值。     

谈金富轼对王莽朝记事的篡改——兼与耿铁华先生商榷

《汉书·王莽传》关于高句丽的一段记事,是研究高句丽早期、尤其高句丽同中原皇朝关系的历史弥足珍贵的可靠文献资料,《后汉书》及《三国志》也转录了这一记载.但是,金富轼撰写的《三国史记》,采用了彼时流传下来的极为不可靠的高句丽资料,并用"削足适履"的方法严重篡改了中国文献中关于王莽朝记事的正确记载,使本来清晰的历史变得模糊起来.但耿铁华先生近来发表文章对金富轼的"改写"倍加肯定,并罗列了一些不成理由的理由,借以否定中国史书中关于王莽朝记事的内容,因此本文顺便对耿先生的见解提出商榷意见.     

“五史”的区别

"正史"一名,到唐修《隋书·经籍志》时才正式设立。是历朝历代从维护统治者的利益,巩固封建政权的立场出发,依据规定而著的史书。包括24种纪传体史书,诸如《史记》、《汉书》、《后汉书》、《三国志》等。     

金代经史书籍的出版与民族文化认同

金朝统治者效仿辽宋,主要推崇和宣扬以忠孝仁义为核心的儒家思想,推动了金代经史书籍出版的兴盛。其中,开设汉人科举与女真进士科,设立中央与地方官学及女真学校是影响金代经史书籍出版的主要因素。对以儒学为核心的汉文化的认同是金代经史书籍出版的根本动因,同时经史书籍的出版也巩固了金统治者的民族文化认同意识,在一定程度上对推进民族融合与文化传承发挥了积极作用。     

读黄梨洲《明夷待访录》札记

第一部分 (一) 清代浙东史学学派的开创者黄梨洲,是当时学术宗匠。他与顾炎武、王夫之齐名,而在史学方面的成就则超过了顾、王二氏。他撰写了多种明季史书,如《宏光实录钞》、《行朝录》、《海外恸哭记》等,记录了明清易代之际的历史变迁。又撰著了两部不朽的学术史著作,     

论中国古代史书体裁之辩证发展

史书体裁是史书编纂的主要表现形式,也是历史编纂学中的重要内容。在中国古代各类史书中,包含着多种编纂形式,产生出丰富的史书体裁。探讨中国古代史书体裁的形成及其演变,揭示其发展规律,批判地总结中国古代历史编纂学遗产,对中国古代史学理论研究具有重要意义,并且对当今的历史编纂学理论与实践也有惜鉴意义。本文考察了中国古代史学中编年、纪传、典制、纪事本末几种主要体裁的发展过程,阐明了中国古代史书体裁辩证发展的规律。     

宋时隐士成为独立阶层的原因浅析

宋朝是中国文明的巅峰,由于统治者不断发展教育、完善科举取士制度而形成的崇尚文化的社会风气,使得隐士在社会中的地位较别朝有了很大的改观。在得到统治者的呼应后,隐士逐渐关心国是,为封建政权的巩固做出了一定的贡献,得到了统治者的肯定。隐士开始成为封建政权中一个独立的阶层,遂开辟了中国隐逸文化发展中的一个新纪元。     

史书体裁研究的回顾与展望

中国史书 ,体裁众多 ,历史悠久 ,每一种体裁的史书均能自成体系。对我国史书体裁的研究、总结和借鉴 ,无疑具有重要的价值和意义。本文拟就我国史书体裁研究的历史与现状略作分析总结 ,揭示当前史书体裁研究中的问题和倾向 ,以期对推进史书体裁研究有所助益。一、史书体裁研究的历史传统我国不惟史书体裁丰富多采、历史悠久 ,而且对史书体裁的研究也有着悠久的历史和传统。一则我国古代有重视史书体裁创新的良好传统 ,表现为新史书体裁的创立、旧有史书体裁的创新发展 ,以及史书内容、编纂思想的创新等等 ,每一次创新和发展 ,都离不开对既有…     

历史文本创作的微观过程：以“杨士奇举三事”故事衍生史为例

清朝官修《明史·仁宗诚孝张皇后传》所载的“杨士奇举三事”故事,实源于民间道听途说,后从私修野史辗转进入官修正史。不可否认的是,它作为一种历史文本长期存在,当有其流行之合理性。根据《野记》所载故事内容,可以考证出其创作时间的下限为天顺五年。故事产生、流传之初,恰逢天顺朝面临着是否仿效永乐朝施行“革除”的问题。明代中后期,故事作为一个“事件”与其他真实发生过的历史事件结合,甚至发生文本互动,并在《名山藏》中建立起事件进展的基本链条。清代官修正史的过程中,明史馆馆臣又在事件链条的基础上对故事的若干破绽进行了修补弥缝。“杨士奇举三事”故事之衍生史,可为今人对历史文本形成的微观过程的反思提供典型案例与思想资源。     

清代史官议叙制度考略

史官议叙制度是清代文官奖励体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用以激励参与纂修史书的史官。清承明制,将议叙范围扩大,运用于史馆修史,形成修史机构议叙管理机制。嘉庆朝编《大清会典》,又将史官议叙法规化。议叙内容根据史官出身和品阶不同相应有差,包括加级加纪录、加衔、提前开复、获得选官优先权等多种。终清一代,史官议叙制度吸引了大批士人主动投身到修史活动中,有效保障了清代大规模官方修史的顺利进行,并由此带来士人职业观念上的积极变化。     

驳章学诚“戴震不解史学”论

戴震与章学诚是清代乾嘉学术的两座高峰,戴氏以典籍考证著名于世,章氏以史学理论自矜于时,二者学术路径不同,旨趣有别。而章氏以"戴君不解史学"攻击考证学派,引出了一个令后人长期争议的话题。通过对戴震著述的全面探讨可以考见,戴氏不惟甚解史学义例,而且在方志、家谱及史料考证方面成就颇多,在清代历史考证学领域理应占有一席之地。     

叶赫那拉氏家族史料研究述评

叶赫那拉氏家族史料散见于明清官方文献、一些私人著述及谱牒文献、国外文献之中,尤以北京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明清档案最为权威。研究叶赫那拉氏家族的史料,不仅有助于揭示清前史的历史真相,探索清朝勃兴的秘密,而且对清史与满族史的研究也应有所较大的拓展。     

乾隆朝“五朝国史”纂修考

清代承袭历代修史制度,开设各类史馆颇多,纂修史著亦丰,为后世留下了一份极其珍贵的史学遗产。国史纂修,是清代官方史学编纂中极为重要的内容。乾隆朝纂修的"五朝国史"较康熙朝"三朝国史"、雍正朝"四朝国史",体例更加完备、内容更加丰富,开创了国史纂修的新局面,促进了清代国史纂修制度的完善,成为清代官方史学日趋成熟的重要标志。     

朝鲜王朝所编之中国史书

朝鲜王朝编修了四十多部中国史书 ,其中以明史所占比重最大 ,其次则是宋史。尊华攘夷为中心的儒家正统观成为这些史书的基本原则 ,上至国王 ,下及儒士皆参与中国史书的编撰 ,成为朝鲜王朝后期尊周思明的一个重要表征。透过对这些史书的分析 ,不仅可以看到朝鲜王朝对明清两朝不同的文化心态 ,而且可以更深入地把握明清时期的双边关系 ,同时反映中国史学对朝鲜的影响     

《清史稿》、《清史列传》之《郑成功传》考异七则

学论及《清史稿》和《清史列传》两书的史料价值时,常常认为《清史列传》高于《清史稿》。本对这一看法提出不同看法,通过对两书《郑成功传》七则明显不同的记载进行考订,发现《清史稿》虽存在不少错误,而可信之处亦多;《清史列传》虽存在许多优点,而错误亦存不少。评判两书的史料价值,应当进行具体的考订分析,不可一概而论。     

清季支那史、东洋史教科书介译初探

清季对日本之支那史、东洋史教科书的介译,是清末教育改革的产物,对清末早期新式学堂的历史教育,对国人自编本国史教科书的出现,都产生了深远影响;支那史、东洋史的介译亦是20世纪初年新史学思潮的重要组成部分,对新史学思潮的深入发展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介译支那史、东洋史之主旨在于弘扬爱国主义精神,表现出较为浓厚的功利色彩。支那史、东洋史教科书在中国近代教育史、史学史上应有一定的地位。     

兰克史学在晚清的传播

兰克及其史学在中国的早期传播,主要通过翻译日本人编译的"万国史"、"西洋史"教科书以及"史学概论"、"史学研究法"性质论著.汉译西洋史教科书对兰克及弟子多有简略的介绍,而这些教科书大部分又从日本编译而来,故受日本史学界的影响,清末中文世界中的"兰克"形象也带有一点"科学派"色彩;浮田和民<史学原论>和坪井九马三<史学研究法>是国人最初接触兰克史学方法的主要教材,而浮田、坪井对史学方法论的概述又渊源于伯伦汉<史学方法论>,伯伦汉则秉承兰克的严谨史料批评方法.兰克史学在20世纪初虽然已经传播到中国,但没有引起世人的太多关注.     

A Textual Study of the Myth of Manchu Origin

The myth of Manchu origin was narrated in different versions with the same theme and variant details. Based on Manchu documents, the myth of Manchu origin has two early versions that were written in Manchu with minor differences in the narration of the story. From the earliest version of 1635 to the version compiled in the nineteenth century, all the authors highlight that the origin of the Manchu people as coming from a heavenly being, with the purpose of reinforcing the Qing dynasty’s legitimacy as coming from the heaven, as was officially declared by the Qing government throughout the dynasty. This article makes a comparative study based on evidential research on the facts contained in different versions of the myth and the time periods of compositio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