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天顺《高唐州重修庙学记》碑考

本文对明代天顺四年《高唐州重修庙学记》碑进行了考证,碑文记载了时任知州赵玉主持修缮州文庙之事,"惟玆学校乃教之寓政之本、为治之首务也",反映了天顺改元革新之际政策的微妙变化。明初立国,最为重视农业和政教。太祖规定,"使中外文臣皆由科举而进,非科举者毋得与官",官学成为了明代科举的必由之路。故而,明代官员对办官学特别重视。通过对碑文的研究,可探知明天顺时期政教政策的继承与转折,对研究明代官办庙学亦有所裨益。     

明朝历科进士题名碑立石年代考

本文主要利用明朝进士题名碑的拓本及其他文献资料,对明朝历科进士题名碑的立石年代进行考证。通过研究历科殿试与立碑之间的时间差别.有助于人们重新认识明朝进士题名碑的文献价值。     

中华民族共同体视域下的乾隆《重修岱庙记》碑考释

乾隆《重修岱庙记》碑为岱庙现存唯一一通满汉合璧碑刻,碑文为乾隆皇帝御制御书,对清代未行封禅之举的原因做了交代;在考证岱庙创建历史的基础上,高度评价了岱庙在历代皇家的地位,并阐明了重修岱庙的原因。岱庙所在地区并非满族集聚区,也不是政治权力中心,乾隆皇帝在此敕建满汉合璧碑的目的显然不仅仅是为了民族交流,而且蕴含着深远的政治意图,折射出满族统治者的民族心理、民族意志、民族关系策略等多方面的信息。乾隆《重修岱庙记》碑是清朝维护国家统一、民族团结的历史见证,也是研究中华民族共同体形成过程的珍贵史料。     

唐县“禁革陋规”与“古唐侯国”异代一体碑考

上世纪80年代中期被重新发现于唐县的“古唐侯国”碑为一方异代一体碑,其一面为康熙年的“禁革陋规”碑,另一面为光绪年的“古唐侯国”碑。本文对此碑两面碑文的作者、刻制历史背景及其内容、意义作了综合分析考证。     

景教碑中“伊斯”也是景医考

景教在中国的传播过程中,并非拘泥于单纯的传播教义,而是通过各种灵活多样的方法,其重要手段之一便是行医。汉籍文献虽然没有明确记载景医的个案,但是景教徒善医已成学界共识,并且前人也已经考证出僧崇一等几个景医。本文通过对景教碑中“艺博十全”的重新解读,明确提出景教碑中“伊斯”也是一个景医。     

郑和锡兰碑新考

郑和锡兰碑于1911年发现于斯里兰卡的加勒,刻有中文、泰米尔文、波斯文三种文字,记载了郑和对锡兰山佛寺的布施等事迹.今中文碑文释读已可基本明确,泰米尔文和波斯文碑文可据前人英文翻译而转译,其中波斯文碑文剥蚀严重难以全部释读.此碑原立于斯里兰卡栋德拉,后定居加勒的中国人为保护石碑将其移至加勒.碑文中的锡兰山应指锡兰国而不...     

镇江“大兴国寺记碑”研究

《至顺镇江志》中所载"大兴国寺记碑"为研究基督教在元代中国的传播提供了第一手资料,对于研究基督教(景教)的教义、景教在江浙地区的流传、景教在元代的兴衰、元政府对景教的政策、景教与佛道等教的关系至为重要。     

宋代绍熙府儒学碑考

四川荣县文物管理所藏有一通石碑,碑阳为宋代“绍熙府儒学碑”,碑阴为明代碑刻“和义记”.“绍熙府儒学碑”载南宋理宗下诏追封朱熹等五人爵位,并从祀于文庙,同时黜免王安石在文庙中之地位,以及此诏在潼川府路的执行情况.绍熙府儒学碑反映了王安石及新学的彻底衰落,程朱理学的大势崛起,以及绍熙府遭受蒙古军队侵扰的历史,同时勘正弥补了史籍、辞书的不足之处.     

北京新出土明锦衣卫北司建伏魔祠记碑考释

2010年10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西门内基建施工过程中出土了一通明天启七年(1627年)京师锦衣卫北司建伏魔祠记碑,撰文与书丹者许显纯系阉党权奸魏忠贤之得力干将,他在碑文中满口忠义,竭力把自已打扮成一个无限瞻仰关帝的忠实信徒,以掩盖其残害忠臣的恶行,因此该碑文堪称明末阉党骨干一份极好的灵魂自白书,为我们研究明末权宦阉党史增添了宝贵的第一手资料。     

《翁金碑》所见“天可汗”及相关问题考证

相较于暾欲谷碑、阙特勤碑和毗伽可汗碑,几乎同一时间在漠北发现的翁金碑的研究要薄弱得多。学者们在翁金碑的碑主身份和立碑时间问题上分歧过大,以致于很难将其作为可靠史料运用到突厥汗国的历史研究中去。借由对《翁金碑》出现的若干可汗名号的考索,纠正学界将“天可汗”(te?riken)与“登利可汗”■混为一谈的做法,并指出对唐朝皇帝的“天可汗”称号是突厥人用自己熟悉的术语来表达汉语“圣上”“皇上”的概念。在此基础上可考得,翁金碑的碑主是第二突厥汗国的阿史那氏成员,但并非可汗直系亲属。碑主可能去世于开元七年(719),碑建于次年。翁金碑的建碑者毗伽始波罗他满达干,或可与汉文史料中的他满达干勘同。     

“格登山碑”记事

在新疆伊犁哈萨克族自治州的昭苏县境内,靠近中国和哈萨克斯坦国境线的格登山巅。屹立着一座青砂石碑,猛一看十分普通。但如果你知道了此碑的来历就会大吃一惊：原来这上面的字,竟是乾隆皇帝御笔亲书．并记载着一件历史上的平叛大事!     

西夏碑(石)刻述要

西夏遭到蒙古毁灭性的打击后,人民流散,城池沦为废墟,遗迹、遗存屈指可数。加之宋、辽、金修史,也刻意跳过西夏这一段历史,致使西夏历史几乎不被后人所知。清嘉庆著名学者张澍发现了《凉州重修护国寺感通塔碑》,通过这块夏汉文合壁碑的碑文,揭开了西夏文字之迷。自此,西夏历史文化才犹如一方初遭洞开的迷阵。因此,西夏文物考古资料,特别是有文字记录的碑刻就显得特别重要,它犹如一卷卷石刻文献,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史籍的不足,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和书法艺术价值,成为揭开西夏历史文化神秘色彩不可或缺的实物佐证,具有丰富的史料、文物价值,对考证史籍、辅翼方志、存史资政具有重要意义。     

大足石篆山《严逊记》碑补正及相关问题考略

大足石篆山佛会寺存有后人翻刻的《严逊记》碑,碑文载有石篆山石刻造像内容、造像缘由、功德主严逊的生平事迹等重要信息。清代以来众学者多据此碑考证石篆山石刻等相关问题。然而,由于碑文本身存在少量讹误,再加上《大足石刻内容总录》等资料性书籍释录碑文时出现纰漏与错讹,致使某些谬误被学界直接沿用,以讹传讹,造成众多研究结果失之偏颇。2003年新发现的摩崖刻《严逊记》,个别字可校对、补正佛会寺所存翻刻版。本文通过对两处碑铭的实地调研与文献甄别,对各类错讹予以商榷、补正,并对《严逊记》碑所涉及的相关问题加以考述。     

方北辰先生“《裴君碑》碑主系裴晔”说质疑

文章在考察成都市区天府广场新出土《裴君碑》碑主的生存年代、仕宦经历及其担任蜀郡太守年代等相关问题的基础上,并将其与《新唐书·宰相世系表上》所载东汉并州刺史、度辽将军裴晔的有关信息相对比,得出结论:\"裴君\"是东汉中晚期河东郡裴氏家族中之一员,却不可能是方北辰先生所推断的裴晔。至于\"裴君\"究竟是河东郡裴氏家族中的何人,还需要作进一步探讨。     

遵义湘山寺观音像碑渊源考

贵州遵义湘山寺所供奉观音像碑,乃四川省南部县嘉陵江畔罗寂寺所存唐代吴道子之《白衣观音像》拓片翻刻版,湘山寺观音像碑所述碑之渊源存在错讹之处.清代达县进士王正玺履职遵义,遂成黔省翻刻此碑机缘.湘山寺之翻刻观音像碑则又为解决现存罗寂寺《白衣观音像碑》之翻刻时间问题提供一定佐证.     

《曹全碑》碑主新考

著名的汉《邰阳令曹全碑》出土以后,清代西北学者张澍将曹全其人收录于他的《续敦煌实录》中,与《后汉书·西域传》中提到的另一位敦煌历史人物曹宽并列。清人王先谦、朱彝尊等人以《碑》证史,认为曹宽就是曹全,《后汉书》误“全”为“宽”,“要当以碑为正”。本文提出几个疑点,认为曹全与曹宽是两人而不是同一人,证实张澍的观点是正确的。     

从“原约”碑看“走西口”

明朝时期,由于明朝政府的政策不允许人员到关外开垦,包头地区一直是由蒙古族人居住,清朝时期随着清廷放垦政策的实施,一批批内地人民到关外租种蒙古族的土地,开垦移民。清朝以后,随着成批的晋陕人民从黄土高原出杀虎口到塞外,各种经济形态融合发展,包头成为“走西口”移民的汇聚地和蒙汉贸易的集散地,逐渐成为一座西北巨埠。“原约”碑是当时“走西口”人到塞外向东公旗的蒙古族王爷租种土地时订立合同的契约碑。文章通过研究“原约”碑的碑文,进而探究明清时期“走西口”给包头地区带来的文化发展等问题。     

“贵州新建农林学堂记”碑考

1981年贵州省博物馆在油榨街贵阳冶炼厂内征集了一通“贵州新建农林学堂记”碑。青石刻制,碑呈长方形,通高249厘米,宽95厘米,厚20厘米。两面均刻楷书。由清末贵州巡抚庞鸿书撰文。现将此碑铭文录下:贵州新建农林学堂记陆军部侍郎、都察院副都御史,巡抚贵州常熟庞鸿书撰。班氏之志,艺文也。以为农家者流     

宜興善權寺南唐帖文碑考

《善權寺古今文録》和《雲麓漫鈔》收録有一通公元967年南唐義興縣發給善權寺的帖文碑,詳細記録了善權寺與本地道門圍繞九斗壇歸屬展開的一場長期訴訟。九斗壇原屬善權寺,後被官方劃歸道門。善權寺住持沖偉不滿判決,按照正常流程逐級上訴,無果,又直訴至後主李煜,最終獲勝。這個案件呈現了樞密院、待制院、御史臺、清訟院、内門承奏院在南唐申訴程序中不同於唐宋以及同期其他政權的獨特地位,是我們瞭解南唐申訴程序的珍貴資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