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事实、历史记忆与历史心性

将文献与口述历史视为“历史记忆” ,我们所要了解的是留下这记忆的“社会情境”及“历史心性” ;前者指社会人群的资源共享与竞争关系 ,与相关的族群、性别或阶级认同与区分 ;后者指此“历史记忆”所循的选材与述事模式。社会情境及历史心性 ,及二者的变迁 ,都是我们所欲探索的“历史事实”。借着一些有关华夏民族起源与形成的例证 ,本文强调一种兼顾历史事实、历史记忆与历史心性的研究。     

历史记忆、历史-记忆或历史与记忆?——记忆史研究中的概念使用问题北大核心CSSCI

“历史记忆”“历史-记忆”“历史与记忆”以及“记忆史”等概念或议题看似相近,实则有着不同的意涵。“历史记忆”最初是莫里斯•阿布瓦赫在《集体记忆》中提到的概念,意在强调历史带有记忆的性质。随着后人对此术语的发展,“历史记忆”的含义被拓宽为“人们对过去的记忆与表述”。“历史-记忆”是皮埃尔•诺拉提出的术语,用于指称现代之前“历史与记忆”的联合体。“历史与记忆”是西方历史学家辩证地看待历史与记忆之间关系时所讨论的核心议题。面对记忆研究的挑战,西方历史学家之所以讨论历史与记忆的关系,其目的是为历史学正名。“记忆史”则是将记忆作为历史研究对象的领域,研究记忆随着社会历史发展的历时性变化。因此,在涉及这些概念的时候应认真加以区分,避免误用。特别是在翻译、引用西方学者的观点时应力求准确,以免造成误解。     

中国历史年代学若干问题思考

历史是人类社会以往所有存在总合,“所有存在的基本形式是时间和空间,离开时间的存在是和离开空间的存在同样是最大的荒唐。”研究认识人类历史上的一切事物和现象,首先要清楚其时间和空间。年代学就是研究、考证、推算、测定历史事物、现象产生、存在、消亡时间方法的一门科学。在此“年代”和“时间”是同义概念。中国历史年代学是专门考     

聚落形态研究与中华文明探源

文明起源研究是人类历史研究的三大课题之一,历来受到国内外学术界的重视。国家“十五”重点科技攻关项目——“中华文明探源工程预研究”(2001～2003年)和“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第一阶段(2004～2005年)都把“聚落形态所反映的社会结构”作为重点课题,并取得     

中国和西方思想中的“文化”概念

“文化”概念可能是我国近年来历史社会研究中最热门的概念。特别是在８０年代,出现了许多文章探讨它的内涵。文化概念被运用于历史社会研究中的几乎每个学科领域。到９０年代,文化仍是许多学者乃至社会所关注的重要课题之一。实际上,这种对文化的浓厚兴趣并不是中国学...     

作为文化批评的“当代传说”——“当代传说”研究30年（1981—2010）

“当代传说”研究是国际民俗学界面向现代社会的重要研究领域。对国际民俗学界“当代传说”研究30年来所取得的成就及存在的问题进行梳理,有助于在深入了解国际传说研究的历史与前沿的前提下,清醒认识中国当代传说研究的特殊性与可能性。     

“历史理论”一词在中国语境中的使用及其意义

“历史理论”一词在中国语境中的使用仍存在混乱情形,潜在地制约着中国历史理论研究的发展。从历史上看,宋明时期逐渐出现了双音节词“理论”与“历史”,尚无“历史理论”;“历史理论”一词在近代由西方传入中国,并在当时中国的社会形势下凸显出该词所具有的马克思主义内涵;新中国成立后至今,在建设马克思列宁主义历史科学、史学改革、继承我国史学优秀遗产、正确解读经典等问题意识的推动下,“历史理论”概念的内涵得到深度探讨。“历史理论”是在近代中国树立的一个以马克思主义为主要内涵而不断中国化的外来概念。     

历史的内在脉络与区域社会经济史研究

近年有关中国社会经济史区域研究的论越来越多,许多年轻的史学研究在步入学术之门时,所提交的学位论,常常是有关区域研究的作品。曾经困扰过上一辈学的区域研究是否具有“典型性”与“代表性”,区域的“微观”研究是否与“宏观”的通史叙述具有同等价值之类带有历史哲学色彩的问题,     

明清时期国内市场与市场经济研究发微

<正>明清时期是帝制中国的晚期,积累了数千年社会经济发展、政治思想演进、社会生活变迁、阶级关系调整、文化与科技创新之成果,在此基础上,按照自身历史发展的内在逻辑,中国社会在默默前行。虽然,来自国内外的滞碍很大,但学界的独立探索却从未停止。所谓“中国历史停滞论”,“西方中心论”,“明代倒退论”,中国明清时期“有增长无发展论”“过密型商品化论”等,被中国学者的经验实证研究结论所突破,帝制晚期中国道路的探讨取得一系列标志性成果,     

“卡夫丁峡谷”问题的当代性探析

“卡夫丁峡谷”问题是马克思在晚年分析俄国社会发展道路时提出的。“卡夫丁峡谷”问题的当代性在于它为我们提供了了解社会历史发展规律的视角,为落后国家实现社会跳跃式发展提供了理论指导,也为我们研究社会历史问题提供了新的视角。     

领袖导向与湘淮系势力的“异流”

领袖导向与湘淮系势力的“异流”董丛林作为对晚清社会有着重要影响的湘、淮两大派系势力,它们的关系可以用“同源异流”来概括。所谓“同源”,是指两者由基本相同的宏观社会条件和历史契机所造就,并相应有着某些共同的群体要素和社会功能;所谓“异流”,是指两者“基...     

口述史作为方法:何以可能与何以可为--以新中国工业建设口述史研究为例

“作为方法”,从涂尔干的角度出发,不过是将某种东西或路径视为获得普遍性知识的手段而已;而沿着米尔斯提倡的社会学想象力的锻造意蕴出发,则意味着如何将具体情境中的“个人困扰”转化为社会结构上的“公共议题”。借助“新中国工业建设口述史(料)”,厘清“将口述史作为方法”的两大任务:前者涉及何以可能,即如何通过个体的口头叙事及由此建构的命运共同体的集体记忆,实现我们对一个时代及其上所承载的宏观社会结构及其变迁的理解;后者关乎何以可为,研究证实,尽管有关历史或事件的口头叙事的主体是个人,但通过口述史研究能够激活命运共同体及其成员的认同感,建构起值得叙事的一个时代的社会与文化记忆,并实现代际间文化传承的历史任务。     

重绘近代思想、社会与学术地图——评罗志田著《权势转移:近代中国的思想、社会与学术》

研究古代中国的人常常羡慕研究近代中国的同行 ,这是因为近代文化史的研究空间不像古代文化史研究那么逼仄 ,一是未经开发的文献还相当多 ,左右采撷不仅本身就是乐趣 ,可以多所发现更是让人常常有自豪感 ;二是近代思想、社会与学术演变的头绪复杂 ,传统、现代、东方、西方在这里交汇 ,而越是复杂的历史 ,解释的空间就越大 ;三是这段历史一头连着悠久的古代 ,一头连着自己生活的当代 ,历史的回忆和想像、当代的观察和体验 ,都可以在这里参与历史的制作和解释。特别是 ,它不是一个孤悬遥远的“古代” ,而是一个切近真实的“当下” ,当代社会的…     

土地关系调节机制与近代中国社会系统

现代系统论论证和发展了马克思的社会系统学说。社会系统分为经济、政治和思想文化三个子系统的观点被研究者广泛接受,探讨这三者之间的联系及其对社会历史的影响,成为最常见的研究模式。值得注意的是,大多数论者都将三个子系统视为一般平行结构关系,并用失于空泛的“互相作用”来概括它们之间的复杂联系。正如列宁所批评的:“单单‘相互作用’=空洞无物”,因此,时下对于运用系统论研究社会历史的种种质疑,便不能被一概视为思想僵化者的求全责备。马克思认为人类社会是一个完整的有机系统。他把人类社会结构划分为生产力——生产关系——政治上层建筑——社会意识形     

汉代的流言与讹言

“谣言”是一种广泛存在的社会文化现象。当社会出现冲突、矛盾、动乱甚至危机时 ,谣言或类谣言就会应运而生。汉代的流言和讹言 ,就是这样的类谣言。流言、讹言不完全等同于“一般常识”所认定的“没有事实根据的传闻 ,捏造的消息”。对秦汉时代流言、讹言的认真考察 ,有助于对当时的社会心理氛围做出更丰富的描述 ,对此类信息的“历史真实性”及其与特定历史语境之间的关系做出更完整的解读。     

《中国考古学·秦汉卷》评价

就考古学的分支及其与其他学科的关系而言,有学者主张可以区分为“史前考古学”和“历史考古学”。前者“承担了究明史前时代人类历史的全部责任”,而后者“则可以与历史学分工合作,相辅相成,共同究明历史时代人类社会的历史”。“历史考古学的研究范围”“限于有了文献记载以后的人类历史”。“历史考古学”“必须与历史学相配合”,     

世界历史：马克思的概念及思想体系——兼谈西方全球史学的成就与局限

为了回应西方全球史学对我国世界史教学、研究和编撰工作提出的挑战,本文对马克思的“世界历史”概念及思想体系进行了系统的考察,提出各民族“普遍联系”论和“社会形态”演进论,可视作其“世界历史”概念及思想体系的两个要点或思路,认为有关“世界历史”的横向发展问题和纵向发展问题它都注意到了。然后,本文就由此产生的五大问题进行了初步的探讨,并通过这种探讨来揭示马克思“世界历史”概念的丰富内涵,论证人类社会的演化而非横向联系才是构成世界历史的主线,“大工业”的发展仅是世界历史中两种趋势发生“交集”的开始,而“国际社会”的形成和发展才是两种趋势的“真正交集点”,西方的全球史不是完整的世界史,因而不能取代传统的世界史。     

“文革”文人自杀方式的意蕴

在人类历史上,“死”所包含的生物学意义是没有差别的,其本质即生命赖以寄托的生物体（肉体）活动的结束。但个体之人作为社会的一个组成部分,对待“死”的态度是受社会价值观支配的,如中国历史上,“杀身成仁”、“舍生取义”等慷慨激昂的赴死方式,体现着儒家传统的生死观。“自杀”作为一种受明确意识支配的特殊的死亡方式,尤其是自杀前的心理活动及其行为表现,既反映个体之人的价值观,也往往具有丰富的社会文化意义。一个时代自杀行为表现出的统一性,颇能展现这个时代特有的心理状态,反映这个特定时代存在的具有普遍性的社会矛盾。     

“《天圣令》研究——唐宋礼法与社会”学术研讨会综述

2008年6月14～15日,“《天圣令》研究——唐宋礼法与社会”学术研讨会在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召开。本次研讨会是由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唐研究》编委会共同主办,并得到了“唐研究基金会”的资助。     

中国倒影：若隐若现的江湖——《中国民俗通志·江湖志》简评

自古以来,“江湖”包罗万象,神秘莫测,或兴风作浪,或潜流涌动,成为正统社会秩序的映照,甚至发展为对立。要解开“江湖”的神秘面纱,就需要开展全面、系统的研究。刘平教授所著《中国民俗通志·江湖劫一书钩稽推绎,对中国历史上的“江湖”问题进行了全面、系统的梳理,使不为正常社会所熟知的“江湖”完整再现。该书成功解决了材料、形式等问题,结构严谨、布局合理,不仅是一部史料翔实的志书,同时也是一部具有较高学术价值的研究著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