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荒唐事：孙子斗奶奶

凡是上世纪60年代出生的人，恐怕对当时的阶级斗争都有些记忆。我正好是“文革”爆发那年出生的，长大后在村里上小学，不仅对阶级斗争记忆犹新，而且还亲自经历了“文革”后期的种种运动。     

十二岁那年的政治错误

“文革”期间，大搞“突出政治”，狠抓阶级斗争，因此，广播就成了至关重要的御用工具。     

毛泽东号召“开展全国全面的阶级斗争”

文化大革命的理论,被总结成“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这个理论,按照文化大革命的实际进程,即按照毛泽东在文化大革命中的所言、所行,其内容,可概括为：开展全面阶级斗争,进行全面夺权,实行全面专政。这“三个全面”（或曰：“三全”）是文革灾难的思想理论的根源。何谓“全面阶级斗争”？何谓“全面夺权”？何谓“全面专政”？本文先来讨论关于“全面阶级斗争”的问题。     

难忘的颐和园藻鉴堂——30年前一次创作活动回忆

打倒“四人帮”以后,党中央召开十一届三中全会,改变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工作方针,确立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实行改革开放的基本路线。各行各业都在纠正错误,落实政策,消除“文革”的影响。     

“天天读”备忘录

1968年秋,我在河南郑州,此时“文革”正在高潮,在社会上闲荡了两年之后,我们这些小学六六届毕业生终于升人中学,在“工宣队”、“军宣队”的领导之下开始“复课闹革命”。所谓“复课”,复的当然不是“文化课”,而是“阶级斗争”这门“闹革命”的主课。整天价不是对从赫鲁晓夫、刘少奇到不少我们连名字还叫不出的     

“文革“中谭甫仁将军血案始末

１９７０年１２月１７日 云南突然爆出了惊天血案：时任昆明军区政委、云南省革委会主任的谭甫仁将军及夫人王里岩在家里遭到枪击身亡;不久军区保卫部长景儒林又自缢。由于正值“文革”期间一切以“阶级斗争”为纲,侦破工作处于封闭状态,使案情格外神秘而又扑朔迷离。９年后,此案才最后了结。《“文革”中谭甫仁将军血案始末》一文的作者以翔实的资料,披露了这一血案的内幕。     

建国六十年来的华侨华人研究感言

回顾六十年来中国大陆的华侨华人研究,可以看出明显的阶段性。 “文革”前,中国学术界以华侨史研究为主,形式上是以单篇论文为主,著作极少。研究地域基本为东南亚华侨和美国华侨,研究内容集中在华工血泪史、美国排华史、华侨创业史等方面,而且理论上过于强调阶级斗争和民族斗争,有明显的误区和局限。“文革”中,华侨华人研究受到严重冲击,相关研究完全停止。     

“文革”学舌的奇葩往事

“文革”时期,在我的老家湖南湘西,以阶级斗争为主线的各项运动层出不穷,高潮迭起,讲要紧跟形势,讲要紧盯阶级斗争的新动向,这样势必形成群众参与度高与农民识字率低的矛盾。如何化解这一矛盾呢？台上照本宣科,台下鹦鹉学舌。宣讲者也多半只有半桶水,加之方言土语的,念起报纸来难免荒腔跑调。学舌者更是以讹传讹。     

文革初期北大见闻录

1966年6月初,我作为北京大学的学生,从“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火线,转到文革的风口浪尖之中,在“阶级斗争”、“路线斗争”的巨浪中挣扎。幸而本人出身“红五类”(即指家庭成分属于工人、贫下中农、革命军人、革命干部和革命烈士的人),生性又较为平和,才平安而平庸地度过了十年     

“中央文革”三大笔杆子

王力、关锋和戚本禹曾是“文化大革命”中响当当的知名人物。然而，当真理最终战胜虚妄，理智最终战胜狂热，“红色风暴”过后，他们的人生结局究竟如何呢？ 王力：“中央文革”第一号“大笔杆子” 王力在进“中央文革”之前，就写了一系列重要文章，“中央文革”成立时，在“中央文革”内部，关锋、戚本禹、姚文元的地位要比王力低，因此说当时的王力是“中央文革”第一号“大笔杆子”，一点也不过分。     

阶级斗争:历史、理论和实践

<正>在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中,几十年来被扭曲得最严重的,大概要算是阶级斗争理论了。在文革结束前的20多年里,由于贯彻"以阶级斗争为纲"和"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指导思想,难以计数的无辜者死于非命,民众在恐惧、紧张当中度日。1978年12月的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果断地停止使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口号。1981年6月,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总结了过去在阶级斗争的理论和实践上的错误和文革期间阶级斗争的严重扩大化的教训。从此,阶级斗争     

『文革』学舌的奇葩往事

“文革”时期,在我的老家湖南湘西,以阶级斗争为主线的各项运动层出不穷,高潮迭起,讲要紧跟形势,讲要紧盯阶级斗争的新动向,这样势必形成群众参与度高与农民识字率低的矛盾.如何化解这一矛盾呢?台上照本宣科,台下鹦鹉学舌.宣讲者也多半只有半桶水,加之方言土语的,念起报纸来难免荒腔跑调,学舌者更是以讹传讹.     

立足中国，放眼世界，弘扬历史学的科学理性

《史学理论》是在我国的历史学迫切需要理论的时候诞生的。为什么迫切需要呢？因为经过“文革十年”的破坏和文革后的拨乱反正，解放思想，大家都感到迫切需要对原来运用的许多理论（如阶级斗争与历史动力的理论，人民群众和领袖人物的历史作用的理论、社会形态更迭规律的理论等）作一番再思考、再认识；而且，随着改革开放的推进，国门大开，人们竞相放开视野，力图从外部世界、特别是西方世界涌人的文化、学术作品中找到解决我们自己遇到的理论难题的某些启发或借鉴。这是当时理论需求显得迫切的另一个背景。     

阎红彦生平片断

中国人民解放军上将、云南省委第一书记阎红彦的品格中,有许多可贵之处。当高岗权势煊赫时,他敢于揭发高岗;当国民经济处于严重困难时,他提出要关心群众生活,不能光唱赞美歌;当以阶级斗争为纲成为指导方针时,他敢于提出:“没有饭吃,搞哪样阶级斗争”;当陈伯达代表“中央文革”对他横加训斥时,他敢于愤然相对:“我就是不承认你是代表中央讲话!你们这样搞下去要出乱子的!” 坚持真理、反对错误,有时固然困难,但尤其困难的是,当错误成为潮流,或者与权力联系在一起的时候,依然能坚持真理,反对错误。古人云:“疾风知劲草.板荡识忠臣”,此之谓也。     

我的右倾罪：青海农村调查

1959年7月,由庐山会议发起的反右倾运动,已经过去49年了。这场运动大大加剧了由大跃进引起的全国性大饥荒,造成几千万人非正常死亡的惨剧;也是继“反右派”之后,把阶级斗争由党外引入党内,进而导致文革历史悲剧的重要转折点。我当年由于工作的关系,也被卷人这一运动,成为“因言获罪”者之一,留下了难忘的记忆。     

想起了翦伯赞的"让步政策论"

读章诒和女士的新作《心坎里别是一般疼痛——记父亲与翦伯赞的交往》（见《社会科学论坛》今年第7期(A)等杂志),不禁想起“文革”初期对他的批判。翦伯赞是著名的历史学家,当时任北大教授、历史系主任、副校长。我们这些初中尚未毕业的红卫兵能批他个什么呢?无非跟着“两报一刊”的调子鹦鹉学舌;着重批的就是他的“让步政策论”。翦伯赞是老共产党员,服膺马克思主义,自然相信阶级斗争是推动历史前进的动力。但他的理论创新在于,试图解释这阶级斗争是如何推动历史前进的。他说,每次农民革命战争推翻地主阶级的统治,改朝换代之后,新的王朝为了缓和阶级矛盾,恢复生产力发展,     

被迫自戕的我的七位老上级

“文革”结束以后,党中央在总结党的历史经验教训的基础上,明确规定今后不再搞政治运动,使党内政治生活趋于正常化。多年来,延续不断的政治运动,是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左”倾思想指导下以各种名目进行的,矛头直指广大干部群众和知识分子群体,残酷斗争无情打击,使多数人身心遭到极大摧残。幸好现在这种不正常现象得到了改变。     

“二月抗争”中的谭震术

“文革”初期，在林彪、“四人帮”一伙风头正健的时候，不但敢于挺身反对、抵制“文革”错误，而且还敢于与毛泽东面对面进行抗争，这在当时的中央高层领导人中，唯有谭震林一人。     

“文革“中的32111钻井队

３２１１１钻井队因在“血战火海”保住油井中的英勇事迹而被誉为“集体的黄继光，集体的邱少云……”，但在“文革”中却悲剧性地分裂为两大派，陷入势不两立、你死我活的全面内战。本文通过对这一典型事例的回顾说明，并非“走资派”或“阶级敌人”的破坏，而正是“文革理论”导致了工人阶级和厂大群众的分裂与内战。     

拯救“文革”博物馆

一位退休副市长凭借个人良心和声望创建了中国首个“文革”博物馆,十多年来勉力维持,困境重重。像是中国社会的缩影,政治压力、个人良心、现实利益、乡土逻辑、宗族传统、法治观念在这里较量着。捍卫者对“反思文革”也有不同理解,他们相互审视对“文革”的反思本身,是不是摆脱了“文革式”思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