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证人社”与明季江南士绅的思想动向

在明亡十三年前,绍兴府有一批士绅成立了一个讲会组织“证人社”。他们在思想上以心学为理论武器,在实践上非常注重“迁善改过”,在现实关怀方面,往往抱有“忧时之怀”。他们在私人交往领域经常出入佛老,谈论一些抽象的形上问题,但在公共事务领域却往往扮演着凝聚地方力量、形成地方舆论、承担地方事务的公众知识分子的角色。一方面,他们试图通过个人的“功过格”实践来改变人心、重整秩序,另一方面他们也积极涉入社会、有着十分强烈的担当精神。本文认为清代以降针对“证人社”的某些批评指责未免片面失实,那种将明亡原因归咎于心学末流之“清谈”的观点,也不符合“证人社”的实际情况,故有必要重新评估“证人社”在思想史上的历史地位。     

为国民党官史中的黄兴正名

我于1953年开始研究辛亥革命,迄今已半个世纪。“积四十年之经验”,认为中国学者在改革开放20年后的新世纪,研究孙、黄领导的辛亥革命,先要建立一个新史观,解放思想,实事求是。“误已往之不谏,知来者之可追,实迷途其未远,觉今是而昨非。”本“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彻底破除20世纪20年代以来的各种教条迷信,个人崇拜思想,以及“以孙划线”的“凡是史学”。本“誉人不增其美,毁人不溢其恶。功则功,过则过,力求反映历史的本来面目。”     

段祺瑞领衔通电主张君宪反对共和考辨

有关段祺瑞在辛亥革命中活动的评价,学术界见仁见智,莫衷一是。单宝《段祺瑞“三造共和”平议》一文认为,段在客观形势的推动下,思想确实有了转变,并以实际行动加快了当时形势发展的进程,其缔造民国之功应予肯定。而李开弟《段祺瑞“三造共和”述评》一文则主要以李剑农《中国近百年政治史》中的一段话为依据,提出了与此相反的商榷意见,认为段曾于1912年1月1日领衔通电主张君宪、反对共和,常     

浅谈爱新觉罗·玄烨在历史上的贡献

爱新觉罗·玄烨(康熙,公元1654—1722年)是清代一个有作为的封建皇帝。他为了进一步维护国家的统一,便集中力量消灭地方藩镇割据势力。他认为“唐代之亡,非亡于权臣,而是亡于藩镇。”他目睹亡明大臣吴三桂、尚可喜、耿精忠等由清政府分别在云南、广东、福建等地封为藩王后,竟暗中招兵买马,把持地方财政大权,把自己的封地变成一个独立王国。他们自恃军事经济实力,野心勃勃,图谋不轨,严重地威胁着中央集权的统治。玄烨认为“不早除之,将养痈成患。”于是在1673年下令撤除三藩。吴、尚、耿三人果不出玄烨所料,相继反叛,一时声势逼人,江南为之震动。妄图与中央     

欧洲民族共和思想探源

“共和”在欧洲政治思想史上具有深厚的历史根源。在千百年分散聚合的历史进程中,共和思想对于欧洲诸多民族始终具有强大的凝聚力。文章以希腊罗马、意大利城邦和近代英法为例,厘清欧洲共和思想的历史脉络。文章认为,在历史沉浮与现实需求的背景下,“共和”是欧洲民族从共同利益走向共同体的历史根源和必然趋势,同时也是世界历史向着多元均衡方向和谐发展的重要依据。     

明亡于神宗辨

明亡后,清人首论明“不亡于崇祯”而“实亡于神宗”。今人具体论证,一说万历十五年为明亡之始,一说万历十三年至二十年为明亡的“关键时期”。本文详论神宗“播乱机”,自万历十一年至二十五年陷入全面危机,但未必亡国。神宗之后,又历（泰昌）天启、崇祯二朝,尚有２４年补救机会,以举措失当而成溃烂之势。故明之亡,天启、崇祯不能辞其咎     

封建时代中西君权神化现象的比较研究

中国与西欧的封建时代 ,都曾盛行过表面类似、实则相异的君权神化现象。西欧“王权神授”学说与中国“君权天授”理论都视帝王为神命的君主 ,但前者植根于基督教神权政治文化传统 ,强调宇宙唯一的人格神“上帝”对国王终身的“授职” ;后者则基于儒学政治文化传统 ,宣称君主是神命“天子”。但由于其所谓的“天”只是神灵意志、自然规律与道德理性的融合体 ,不仅难以赋予君主以浓厚的“神命”光环 ,而且还包纳着“天命转移”的意蕴。与此相应 ,西欧国王即位的涂油加冕典礼 ,具有鲜明的“王权神授”的政治象征意义 ,成为其取得“神命”身分与地位的合法依据。中国的封禅则是少数帝王以功德告“天” ,并无由神“授职”的严格意义。在西欧 ,王权的充分神化推动了封建君权的形成与发展 ,但也使之受到神权的制约 ,避免了剧烈的政治动荡。而在中国 ,君权神化的不充分 ,既使君权缺乏神权的约束而易于高度集权 ,但却未能使君权托庇于神权 ,由此而常常陷入“大治”与“大乱”交替轮回的政治格局。这些现象 ,无疑是造成中西封建社会不同发展进程的一个重要原因     

读书记疑

古人云:读书须使有疑.书虽常读,疑则不常有,间或有之,亦难遽定.姑记一二,质诸高明,难遁“按而不断”之讥云尔.[故恶姑幽,恶姑明]《逸周书·周祝篇》:“故恶姑幽,恶姑明,恶姑阴阳,恶姑短长,恶姑刚柔.”王念孙指出:“刚柔当为柔刚,此倒文以协韵也.”伟武按,王说甚是.今疑“故恶姑幽,恶姑明”当作“故恶姑幽明”,涉下而衍“恶姑”二字.“幽明”反义连文,与“阴阳”、“短长”、“柔刚”一一相对.明、阳、长、刚同为阳部字,幽.[晋荀盈字伯夙]《左传·襄公二十七年》有晋人荀盈,宇伯夙.王引之曰:“盈读为赢,夙读为肃.赢,宽缓也.肃,严急也.……是赢与肃正相反,故名赢字肃,犹狐偃字犯,阎没字明,以相反为义也.”伟武按,“盈”字毋庸读破,《战国策·秦策三》:“进退盈缩变化,圣人之常道也.”“盈缩”义亦相反.     

天亡簋“王祀于天室”新解

周武王时的天亡簋铭中有“王祀于天室”一语,历来考释诸家均以“天室”为某种宫室,具体解释则各有不同。 一种意见认为本铭之天字“为大之变体”,或直接认为“天、太古通”。则“天室”即“太室”,也就是太庙中央的大室。 第二种意见认为天应读如字,“天室当为     

孙中山与庚子首义

伟大的革命先行者孙中山在他一生中,为推翻封建帝制,实现共和之理想,以其坚忍不拔的毅力和百折不挠的勇气先后领导了十次反清起义。其中,1895年策划的乙未广州起义由于组织工作不严密而流产了。但孙中山认为“此为中国革命军举义之始”。起义失败后,孙中山和革命党人流亡海外,他们一面鼓吹中国革命,一面等待时机发动和策划新的起义。     

构建民族国家：辛亥革命前后的中国边疆

本文着重从民族国家构建的角度探讨辛亥革命前后蒙、藏等边疆地区的政治变迁。辛亥革命使“五族共和”、“中华民族”学说从思想变成了政治实践,实际上成为梁启超政治思想、价值体系的代行者。可以说,因辛亥革命而昌盛的“五族共和”、“中华民族”观念作为民国初期政府整合中央与边疆地方的意识形态,对边疆地方的民族国家之认同影响极深。     

夜郎自大还是真大？

作为夜郎自大这一成语的主体,夜郎国何时兴．何时亡？历史文献不曾留有详细的记载,出土文物也不足以阐明。但是,它的文化极其特殊,其传承极其悠久,所以至今“夜郎国”仍是全国甚至各国学者极力探索而又不解的谜,惟一清晰的就是“夜郎自大”所饱含的贬义。当历史的风云漫过,让我们拨开迷雾,换一个角度去思考．去观察,或许能找出夜郎人自大的理由。     

法家的历史名声以及帝制中国的“法家议题”

法家是先秦时期的一个重要思想流派。这个学派具有鲜明的政治色彩，强调功利与实用，反对空洞的道德说教，崇尚实力，主张加强中央集权，厉行严刑峻法，打击贵族阶层，驱民以农战，以强有力的国家干预来实现富国强兵。法家在中国历史上既有好名声，也有坏名声，且坏名声远远多于好名声。法家人物残忍与刻薄之性格，形成了残忍与刻薄之思想，此种思想之实践导致了秦朝二世而亡。纵观帝制中国两千余年的历史，明确赞赏法家的声音虽然微弱，但始终存在。法家人物公正诚信的法治精神、法家学说的务实品格以及法家学派的历史功绩，成为后世法家历史好名声的主要内容。法家以君权或国家权力为核心、以稳定的社会秩序为前提来谋划国家的生存和发展，在中国历史上成功塑造了一个“强国家”传统。法家有关人类政治的深刻思考，使得帝制中国每一时代的统治者都不得不认真对待。     

“靖康耻”是怎样造成的?

一、“靖康恥”本是可以避免的关于“靖南恥”,王夫之在在《宋论》里说过这样一段话:“宋即此时,抑岂果无可借以自振者乎?以财赋言,徽宗虽侈,未至如杨广之用若泥沙也。尽天下之所输,以捍蔽一方者,自有余力。以兵力言,他日两河之众,村为屯、里为寨者,至于飘泊江南,犹堪厚用。……以将相言,宗汝霖固陶侃之流匹也;张孝纯张叔夜刘子羽张浚赵鼎俱已在位,而才志可征;刘张韩岳,或已试戎行,或崛起草泽,而勇略已著。用之斯效,求之斯至,非无才也。有财而不知所施,有兵而不知所用,无他,惟不知人而任之,而宋之亡无往而不亡矣!”     

晚清民国时期唐绍仪“民主共和”政治思想的历史考察

“民主共和”是唐绍仪政治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唐绍仪幼年赴美留学期间是其“民主共和”思想萌芽的重要时期;第一次南北和谈期间,唐绍仪初步公开了他“民主共和”的政治思想;担任民国第一任内阁总理后,唐绍仪“民主共和”的政治思想日益公开化,并具体化为对西方民主制度中内阁、国会、约法等要素的效仿和学习;此后,唐绍仪在辞任内阁总理及与袁世凯决裂等事件中,体现出对“民主共和”思想的维护和贯彻。袁世凯去世后,愈发紧张的“内忧外患”局势及此前“民主共和”实践中的受挫均使唐绍仪认识到,“和平”对国家和人民十分重要,动荡时期国会和约法不可持续,由此,在“民主共和”思想中加入了“和平”这一思想前提。这也体现出唐绍仪的“民主共和”思想与中国国情和时局发展的联系日益紧密,其“民主共和”思想逐渐走向成熟。     

读《资治通鉴》随笔（四）

（汉成帝永始二年——前15年） 谷永为凉州刺史,奏事京师,讫,当之部,上使尚书问永,受所欲言。永对曰：“臣闻王天下、有国家者,患在上有危亡之事而危亡之言不得上闻。……夏商之将亡也,行道之人皆知之,晏然自以若天有日,莫能危,是故恶日广而不自知,大命倾而不寤（悟）……秦所以二世、十六年而亡者,养生泰奢,奉终泰厚也。     

辛亥革命与近代中国的民权政治趋向——以立宪论者的国体政体观念为中心的考察

辛亥武昌起义后，清季以来朝野各方争执不下的国体政体走向问题迎来抉择时刻。面对已是大势所趋的民主共和的挑战，希望保留清廷、帝制的立宪论者纷纷援引、调适从日本输入的国体政体理论，或扩充国体政体类型，构建包容帝制的“共和新体”;或辨析国体政体，剥离君位与君权的关联，从而尝试破除君主与民主对立的流行认知。尽管立宪派的国体政体观念纷繁参差，但大都承认统治权属于国民，与革命党的国体政体立场颇有相通之处。这从侧面反映出君权政治已难以自证其正当性，而中国也进入探索如何真正实现主权在民的民权政治的新阶段。     

论孙中山的“五族共和”思想

三民主义是伟大的革命先行者孙中山政治思想的结晶,是他毕生为之奋斗而不断丰富发展的理论体系。最近几年,我国学术界对辛亥革命和孙中山思想的研究取得了重大进展,但还存在着不少值得深入研究的分歧。例如,对孙中山前期的民族主义思想就有不同的见解;有人认为民国年间他有“五族共和”的主张;有人认为他对此持否定和反对的态度。最近11卷     

青瓷鸡首壶

鸡在古代有特殊的禳灾除凶作用,古人认为鸡有御死辟恶的厌胜功能。在传统的观念中,人们认为鸡是吉祥之禽,汉代应劭的《风俗通义·祀典·雄鸡》载:“鲁郊祀,常以丹鸡祀日,以其朝声赤羽,去鲁侯之咎。”而鸡在民间受到欢迎,则多是因为“鸡”与“吉”字同声之故,“大鸡”即“大吉”也。鸡首壶是六朝时期的典型产品。鸡首壶作为酒器,也称“天鸡壶”。这件珍减于浙江省博物馆的东     

“毋吾以也”与“将何以哉”

《论语·先进·子路、曾晢、冉有、公西华侍坐章》有“吾以一日长乎尔,毋吾以也”及“如或知尔则何以哉”两语,中用两“以”字,实皆倒装句法。朱注:“我虽少长于汝,然汝勿以我长而难言。”盖孔子问志于四子,恐其不肯尽言,先设辞以导之,说我虽师长、你们勿碍于师长而不肯尽言,下面说,你们可能认为不为人知,假使有人能知,那你们将怎么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