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志札记

一、柔然永康元年不是公元464年 《魏书·蠕蠕传》称:“和平五年(464),吐贺真死,子予成立,自称永康元年。”史学界据此认为柔然(又写作蠕蠕、芮芮)永康元年即公元464年。王仲荦著《魏晋南北朝史》即持此观点。《辞海》附录《中国历史纪年表》亦将柔然永康元年系于是年。然而这与本世纪初在新疆发现的《莲花经残卷》所记不符。     

南北朝石刻墓志形制探源

石刻墓志始于何时,前人论述有谓西汉,或曰魏晋,也有说始于南朝宋元嘉年间。《宋书·建平宣简王宏传》载,宏大明二年(公元458年)薨,孝武帝“痛悼甚至”,“自为墓志铭并序”。《南齐书·礼志》亦载:“有司奏:大明故事,太子妃玄宫中有石志,参议墓铭不出礼典。近宋元嘉中,颜延之作王球石志。素族无碑策,故以     

鲍照的死及其墓地考

对于鲍照的死,史书记载均被“乱兵所杀”。《宋书·宗室传》载：“临海王子项为荆州,照为前军参军,掌书记之任。子顼败,为乱兵所杀。”《南史·宋宗室及诸王传》所载同。南齐虞炎为鲍参军作序日：“大明五年(公元461)除前军行参军侍临海王镇荆州掌知内命,寻迁前军刑狱参军事。宋明     

班固生年献疑

《汉书》的作者班固的生年,各书均作公元32年(汉光武帝建武八年)。其依据是《后汉书·班彪列传附班固传》云:“及窦氏宾客皆逮考,(种)竞因此捕系固,遂死狱中,时年六十一。”同书《窦宪列传》又说,窦宪死于永平四年(公元92年)。从此上推六十年,为公元32年,此即班固生年。上说似根据颇足,但细检史籍,却发现还有问题。第一,班固在《汉书·叙传》中称:“有子曰固,弱冠而弧”。颜师古注“弱冠”是“谓年二十也。”班固之父班彪死于建武三十年(公元54年),照此则班固应生于建武十年(公元34年)。第二,范晔《后汉书》班固本     

介绍一方金质官印

1982年6月,温县人民医院外科大夫董炳乾同志,将自己祖传三代的一方东汉末年金质的“关中侯印”,捐献给河南省博物馆。该印为正方形,龟钮,通高2.5厘米,印面2.5×2.5厘米,印重125克,含金成份在70%左右。印面篆刻阴文“关中侯印”四字。据《三国志·魏志·武帝纪》载,“关中侯”始封年代为建安二十年(公元215年)冬,此时,曹操已任丞相要职并“挟天子以令诸侯”,掌握了朝中大权。他所设置的“关中侯”、“关内侯”等,爵位很高,但是无     

部曲将与部曲督印考

部曲将与部曲督印,常见于印谱著录,旧谱如《汉铜印丛》、《十钟山房印举》、《十六金符斋印存》、《鉨印集林》、《金薤留珍》等。其中以《十钟山房印举》、《金薤留珍》著录较多,《十钟山房印举》著录部曲将印计有54方,部曲督印20方;《金薤留珍》著录部曲将印30方,部曲督印13方。新谱如《秦汉南北朝官印徵存》、《周叔弢捐献玺印选》、《天津市艺术博物馆藏古玺印选》、《湖南省博物馆藏古玺印集》、《吉林大学藏古玺印选》、《吉林出土古代官印》、《中州古代篆刻选》、《陕西出土历代玺印选编》、《续编》、《故宫玺     

《尚书》的隶古定本、古写本

《尚书》这部我国最古的史书,除没有传下来的汉代今文本外,几次出现古文本,每次都以它字体之古相标榜。如西汉的古文本,原说是孔子家传本(见《史记·儒林传》)又有说是出自孔子壁中之本(见《汉书·楚元王传》),其字体不是用汉代通行的“今文”隶书,而是用先秦所流行的古籀文字,所以称“古文”。究竟其字体是什么样子,否与今所见金文相同(应该相同),由于没有流传下来,已无法知道了。     

展览

上海,中国印文化大展“心心相印中国印文化大展”目前正在韩天衡美术馆举办。展览以中国印章发展历史为主线,汇集中国历代玺印与名家篆刻作品、明清以来集古印.谱和篆刻家印谱及珍稀印材等560多件展品,其中近七成为首次公开展出,包括西泠印社藏中国存世最早的一部古玺印汇录《顾氏集古印谱》。     

任璇和他的《梅花缘》传奇

清代文坛上有两本贵州人创作的长篇戏曲问世,其中之一便是题为“古盘问花居士填词”的《梅花缘》传奇。(另一本为傅玉书的《鸳鸯镜》传奇)。古盘,即今贵州普安。问花居士,据《贵州通志·艺文志》言:“盖(任)璇别号也。”任璇正是普安人。关于任璇,我们所掌握的资料甚少,《普安直隶厅志·人物志·循吏传》有一点简短的记载:“任璇,     

关于汉马丞、徒丞、空丞印问题

《文物》1963年11期载治稀《记汉官印母范》一文,认为马丞、徒丞“是王莽创造的官名,具有时代标识”。偶读罗福颐先生近著《古玺印概论》一书,见《古玺印时代的考证上·新莽官私印》一节中,也同样提到“马丞、徒丞、空丞等,都是王莽时特有的官名”。究竟上述三丞是否为新莽所创置,为新莽时特有的官名,这关系到汉印的断代标志,不可忽视。二文虽言之凿凿,但本人不无可疑。今试谈马丞、徒丞、空丞印诸问题于后,以就正于广大读者。     

定州市博物馆藏“中山府印”

<正> “中山府印”是1976年在定州市招待所出土,由小学生发现交献的。 “中山府印”,金代贞祐二年(公元1214年)造。通钮高5、边长7.1厘米,铜铸方印。背有长方钮。印文用九叠篆书自右而左,二行,“中山府印”四字。印背右侧錾刻直行楷书“贞祐二年正月日”,左侧刻有“行六部口”,钮上凿款一“上”字。据《金史·地理》:“中山府。宋府,天会七年(公元1129年)降为定州……后复为府。”何年不详。据     

《汉书·地理志》脱漏九县补考

成书于公元54～92年间的《汉书·地理志》记载西汉设县数目总数是1587个。但《汉志》正文所列县名总数只有1578个,尚有九县脱漏。本文利用秦汉玺印、封泥、简牍等出土文物,结合文献,补考《汉志》所缺九县。     

何劭《王弼传》“病老庄”“所悟者多”辨正

《三国志·魏书·钟会传》注引何劭《王弼传》云“太原王济好谈,病老庄,尝云:‘见弼《易注》,所悟者多’”,《南齐书·陆澄传》载《与王俭书》则曰“王济云‘弼所悟者多’,何必能顿废前儒”,王应麟《郑氏易序》所引,“悟”则作“误”。对此,汤用彤先生《王弼大衍义略释》辨析说:“但玩陆、王二书语气,‘悟’必为‘误’之讹。”“悟”字实不讹。古代汉语语法中,“所-者”乃是名词性短语,《王弼传》“见弼《易注》”与“所悟者多”主语皆为王济,与上句“弼注《老子》”云云意思相承,正面评价王弼学术成就,“然弼为人”为转折句,与下文“初与王…     

《清史稿·赵翼传》年岁正误

《清史稿》卷485《文苑二·赵翼传》记载:嘉庆十五年,重宴鹿鸣,赐三品衔。卒,年八十六。《清史列传》卷72《文苑三·赵翼传》云:“嘉庆十五年,重宴?鸣,赐三品衔。十九年卒,年八十六。”《清史稿》的成书晚于《清史列传》,关于赵翼年岁的这段记载,《清史稿》袭之于《清史列传》。只不过省略了“十九年”三个字。这一省略实为不当,因其易造成赵翼卒于嘉庆十五年的错觉。《清史稿》(《清史列传》亦同)所记赵翼年岁实不准确。成书于同治五年(公元1866年)李元度编的《国朝先正事略》卷43《文苑·赵瓯北先生事略》另有异说。其云:“嘉庆庚午(十五年),重赴鹿鸣     

《元史·李谦传》勘误一则

《元史·李谦传》 (中华书局 1 976年点校本 ,第 376 7页 )载 :“谦幼有成人风 ,始就学 ,日记数千言 ,为赋有声 ,与徐世隆、孟祺、阎复齐名。”按 :上引文中“徐世隆”应为“徐琰”之误。徐世隆是李谦等人的前辈。依据有二 :其一 ,元朝袁桷的《清容居士集·阎公神道碑铭》载 :“东平地接邹鲁……得人号称至盛 ,而阎、徐、李、孟世名以四杰焉 ,自至元 (公元 1 2 6 4— 1 2 94年 )至于大德 (公元 1 2 97—1 30 7年 ) ,更进迭用。诰令典册 ,则皆阎公所独擅。”阎、徐、李、孟这“东平四杰”应任职于“至元至于大德”间。而《元史·徐世隆传》载…     

金代义军都统之印

河南省巩县文物管理所旧藏一方金代的铜印,青铜铸制,方形,印面为7×7厘米,厚1.5厘米,通高4.5厘米。正面印文为阳刻的八叠篆书:“义军都统之印”。背面中心有一个上小下大的不规则的长方体纽,纽的左右印背上凿款:“天兴元年(公元1232年)行部造”。《金史·兵志》载:“凡猛安之上置军帅,军帅之上置万户,万户之上置统。”可见,都统     

金代上古城非上京城辨析

笔者在反复对照分析金代文献和有关资料时,发现《金史·纥石烈桓端传》(中华书局点校本,1975年7月版,简称《桓传》,下同)记载东真国(后改称东夏国)蒲鲜万奴于贞佑三年(1215年)“四月复掠上京城”与史实有误。《桓传·校勘记》仅以《金史·温迪罕老儿传》(简称《老传》)“蒲鲜万奴攻上京”、《金史·纥石烈德传》(简称《德传》)“蒲鲜万奴逼上京”为据,而将“上古城”改为“上京城”,与实际不合。澄清这个问题,对研究蒲鲜万奴何时进入金上京地区及金代历史地理有一定意义。余不惮浅鄙,将一得之见,付诸笔端;有悖史家之本意处,望不吝教正。一、关于“上古城”改“上京城”的误出。《桓传》是东真国初蒲鲜万奴活动的重要史料。《新元史》、《蒙兀儿史记》中的《蒲鲜万奴传》(简称《蒲传》)乃据此而撰,只比《桓传》少一“复”字,“京”仍作“古”,均为“四月掠上古城”,其文字终未脱此窠臼。而《桓传·校勘记》则认为:“复掠上京,‘京’原作‘古”。按本书卷一二二<温迪罕老儿传>,‘蒲鲜万奴攻上京”。又卷一二八<纥石烈德传>‘蒲鲜万奴逼上京”。今据改。”迄后,诸东夏史论著述引此文者,多采取“四月复掠上京城”说,但近几年,有的学者对此说已提出疑义(详见下文)。     

建武十六年前东汉货币铸造考

这是一个在钱币学界长期争论不休的问题。《后汉书·光武帝纪》云：“初,王莽乱后,货币杂用布、帛、金、粟。是岁,始行五铢钱。”这一年是东汉光武帝建武十六年(公元40年)。《后汉书·马援传》对这件事...     

秦印探述

近年来,战国古玺印特别是齐、燕、楚三国古玺的研究,取得了长足的进步。相对地说,秦及三晋玺印的研究成绩较小。秦文字上承西周金文,战国时发展为小篆,成为统一文字的标准,并深深地影响了汉代文字。因为这一原因,秦印文字一方面明显有别于六国文字,另一方面又与汉印不易区别。前人玺印著录书,如陈介祺《十钟山房印举》有所谓“周秦印”,今天能肯定为春秋以前的玺印极少,故“周秦印”绝大多数应为秦印,但其中必有不少汉印。而另有些著录     

十六国时期黄河下游的牛皮船

十六国时期黄河下游的牛皮船东湖黄河上中游地区自古农牧兼宜,当地从事畜牧的少数民族因其物产所宜,在横渡黄河干流时多以皮囊、皮筏为工具。据《后汉书·邓训传》,东汉章帝章和二年（公元８８年）邓训发澳中胡羌兵六千人,“缝革为船,置于本上以渡河”,掩击迷唐部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