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期玉剑具研究

玉剑具指剑上的玉质附件[1],包括两种形式:一是首、茎、格连成一体的玉剑柄,金属剑茎插入柄内,例如河南淅川下寺M10出土的玉柄铁剑;二是完备的一套由四部分组成,即装在剑茎末端的首,剑茎与剑身之间的镡(格),以及剑鞘表面贯带佩剑的璏,鞘末     

汉代琀玉和握玉

西汉初年政局渐趋稳定,社会经济逐步得到恢复。到西汉中期已有所发展。当时汉武帝加强了中央统治力量,罢黜百家而独尊儒学。先秦时期儒家的“君子贵玉”思想得到了继承和发扬。还提倡孝道等伦理道德,厚葬的习俗大为流行。汉代的皇室贵族等上层阶层的人们生前佩玉,死后也用大量的玉器随葬。这时期的玉器制作因此得到了蓬勃的发展。汉代用玉不仅数量多,种类也颇多。前朝的礼仪用玉逐渐减少,而开创了新的玉器类型,如玉剑饰、韘形佩、“翘袖折腰”的玉舞人等装饰用玉开始盛行。特别是丧葬用玉显著增多。当时的丧葬用玉主要有：玉衣、玉九窍塞、玲玉、握玉及玉面饰等。     

仿玉风格的玻璃器

在战国至两汉时期出土的玻璃器中,有一部分玻璃器的色泽、透明度都近似于玉,而且其形制、纹饰亦是仿照玉器制作而成的,这类玻璃器最典型的品种主要有：壁、环．璋、璜、剑饰、猪等。     

江西樟树国字山战国墓出土玉石器

国字山战国墓出土的玉石器具体分为玉器、石器、料器,这些玉石器造型优美,纹饰雕琢细腻,具有极高的历史、艺术价值。玉器主要是佩饰用玉,也有部分装饰用玉。料器主要是管饰和蜻蜓眼。石器主要是砺石。这批玉石器的出土为研究春秋战国时期的越国玉器提供了重要的实物资料。     

论西汉中期玉器风格的变化及其社会背景

西汉早中期玉器组合最大的区别之一在于装饰用玉器类和数量的消长。西汉早期装饰用玉在整个随葬玉器中占很大的比例,代表了当时玉器风格和工艺水平。西汉中期装饰用玉的数量和种类骤然减少,不但复杂的组玉佩消失,而且玉具剑饰数量也比早期少得多。分析和统计组玉佩和玉具剑饰数目、组合、出土位置及其造型、纹饰,是认识西汉早中期玉器变化的重要参考标准。西汉中期玉器风格的变化,对整个汉代玉器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汉代玉器的风格是在武帝时期形成的。     

岱海地区战国对称图案牌饰研究

本文通过对中原文化玉石牌饰类型学和年代学的研究比较发现,内蒙古岱海地区墓葬高频出现的S形龙纹牌饰、S形凤纹牌饰、方形凤纹牌饰的起源可以追溯到西周时期中原文化的玉石牌饰,同时具有中原文化战国时期玉石牌饰的基本特征,二者在精神层面具有相关性,据此提出中原文化玉石牌饰在岱海地区金属化的观点;通过对比不同文化背景下墓葬死者牌饰装饰部位的差异,提出牌饰装饰部位受人视最佳高度决定;提出岱海地区墓葬人群属于边缘化的骑马群体的看法。     

乾隆时期的仿古玉

玉器仿古,古已有之。殷墟出土的仿红山文化玉猪龙,商、周遗址所见仿良渚文化玉琮,可谓早期仿古之例。宋代是仿古的第一个高峰。宋代玉器仿占以仿商、周青铜器以及战国、汉代玉器的造型和纹饰（如剑饰、棘式佩、带钩、辟邪,螭、云、谷、蒲纹等）为主,这也成为后世仿古的重要内容。     

试论繁昌汤家山出土“鸟形饰”的用途

本文结合文献记载和考古实物资料,对安徽繁昌县汤家山出土的鸟形饰的用途进行了探讨。作者认为鸟形饰即钟磬乐悬梁架—簨虡的端饰。同时,作者还讨论了另外一种簨虡的装饰—业,并甄别出两组早年出土的相关实物。本文写作也提醒在考古工作者在发掘过程中重视簨虡装饰的识别。     

内蒙古准格尔旗出土匈奴(战国时期)文物

】 鹿形铜饰 高7.2、长7.31厘米 西沟畔匈奴墓出土2 羚羊形铜饰 高17.2、长8.5厘米 玉隆太匈奴墓出土3 大角鹿形铜饰 高16.5、长14厘米 机速沟匈奴墓出土内蒙古准格尔旗出土匈奴(战国时期)文物~~     

透雕龙纹饰件时代之再考辨

近于《收藏家》2003年5期读到了徐琳同志《顾林墓出土白玉镂雕龙纹饰时代考辨》(以下简称《考辨》)一文,将玉饰时代定为明,这对龙纹饰件(图1)馆藏已有20余年,正如《考辨》所言,鉴定记录及馆藏文物帐册上年代均为南宋,笔者与陈建强同志合作有《明万历顾林墓出土玉器述评》一文,也将其年代定为宋,在此,笔者不揣冒昧,再提出一些自己的看法。顾林墓出土玉器、镶金玉器共有10件,除了这一对竹节形透雕龙纹饰件外,另有玉提携1件,系汉代玉剑(?)改制,唐代玉带头1件,唐代人鹿纹玉佩1件,工字玉佩1件,青白玉簪2件,镶金嵌宝玉蝴蝶1件,玉扁圈1件,其中除了工字玉佩、青白玉簪、镶金嵌宝玉蝴蝶饰片明确为明晚期作品——也就是所谓的“时作玉”,一件光素扁圈年份难以确定之外,其他玉器都明显地早于墓主的生活时代,或为汉、或     

彭县致和乡出土战国青铜器

1986年1月,彭县致和乡明台村八组农民在烧砖取土中,发现一座汉墓。该墓位于县城东南约10公里,墓深1.5米。木棺底残长2.4、宽 0.54米、厚0.12米,尸体已腐,随葬器物放置在棺底四周,出土有13件青铜器和“半两”钱币32枚。(见图、照片) 出土器物 剑 一件。为柳叶形巴蜀剑,长32、宽3.3厘米。剑身饰水波纹,正中饰八方曲形图案,中心处一面为“十”字形,一面为飞鸟形,把上有一圆孔。     

延川县出土的几件青铜器

延川县出土的几件青铜器延川县文管会征集到一批珍贵青铜器。这些青铜器都是本县群众在农田基建和修造房屋时出土的。现就其中３件介绍如下：蛇首七星剑１件、通长５３、剑格宽７、柄长２３、刃宽４．５、厚０．４厘米。柄首呈蛇头形,柄体饰两排棱形孔,剑格上下面各饰涡...     

关于河南出土东周玉器的几个问题

中原地区有着源远流长的物质文化。具有独特艺术风格的中原玉器,在中国文化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远在新石器时代,这里的先民已能够琢制玉器。1958年冬在南阳黄山仰韶文化遗址发现的一件墨绿色玉斧,就是用南阳独山玉制成的。河南龙山文化遗址也偶有玉璜出土。属于早商时期的偃师二里头遗址的宫殿区内,出土玉铲、玉钺、玉戈、兽面纹玉柄形饰,其中的玉戈(K3:11)也     

河南永城西汉梁王陵墓出土葬玉蠡探

目前河南永城西汉梁王、后陵出土葬玉品种丰富,包括金缕玉衣片、玉塞、玉棺饰、玉璧等.早期玉衣材料明显优于晚期玉衣,并使用玉璧敛葬,但出土的玉九窍塞并不完备.其葬玉的发达与梁国经济繁荣、汉代王权等级观念加强及生死观念等有关.     

两周组玉佩形制的嬗变及相关问题

周代组玉佩是在礼制规范下,按一定规律穿系而成的大型玉佩饰。根据其组合方式分为多璜式、玉牌式和环佩组合式三种。其中多璜式组玉佩主要出土于姬姓诸侯及夫人墓葬中,玉牌式组玉佩专属诸侯夫人佩戴,主要起装饰作用。春秋战国之交,随着周礼衰落和服饰制度的改革,组玉佩在形制和佩戴方式等方面表现出灵活性和统一性,并成为秦汉时期流行的佩玉形式。     

江苏六合程桥东周菱形纹青铜剑的修复

南京六合县程桥东周时期的墓葬,出土了一把青铜剑,其剑身满饰菱形纹饰、剑首为同心圆、剑格部铸夔龙纹并镶嵌绿松石,出土时分为六截,锈蚀严重。为了保护修复此剑,并观察剑上菱形纹的形成工艺,故将保护分为:剑纹饰、锈层的分析,残块的粘结与修补和表面仿旧三个步骤。通过此剑的保护更加证明了金属膏剂涂层工艺就是东周吴越青铜兵器表面菱形纹饰的形成方法,同时又发现了在剑首的背面有一圈麦束形的纹饰,该纹饰的成形工艺将有待于进一步的探讨和研究。     

蒙古人民共和国戈壁出土的青铜短剑

在蒙古人民共和国境内偶然发现的卡拉苏克型青铜器中,从南戈壁出土的一件不大的青铜短剑,格外使人感到兴趣(图一)。短剑长23厘米,以浅红色的青铜铸就。剑刃锋利,剑体中间有脊,剑把两侧有平板式剑格。剑柄稍弯,横截面呈椭圆形。柄两面分别饰有两条图案     

山东济阳刘台子西周墓的史前遗玉

山东济阳刘台子西周六号墓出土一件玉鹰虎饰,与同墓的玉雕风格迥异,却与龙山-石家河化玉雕风格一致。从玉雕工艺及化交流方面考证此件玉鹰虎饰为史前遗玉。     

汉墓出土镶棺铜璧形饰研究

本文根据考古材料将汉墓出土的镶棺铜璧形饰分为两类。第一类铜璧形饰孔径较大,年代为西汉至东汉初,分布较广,其性质与镶棺头挡玉璧相似,意旨是引导墓主人灵魂升天;第二类铜璧形饰孔径较小,年代为东汉中晚期,主要分布于重庆巫山一带,是巫山工匠在第一类铜璧形饰基础上改造创新而形成的具有强烈地域特色的圆形铜牌饰,其性质有引魂升天之意,亦有表现仙境场景。随着东汉墓葬结构及用玉方式的转变,第一类铜璧形饰衰退与消亡,出现了更多装饰于棺头挡悬璧图、十字双弦穿璧图、龙穿璧图。     

汉代琢玉机构一证

汉代的玉器历史上十分著名,工艺水平高超,被后世称作“汉玉”,奉为效法的圭臬。汉代玉器制作规模很大,产品颇丰,出土和传世的遗品无以计数。但在文献记载中,尚未见有明确指出其琢玉机构为何处及其名称的。上海博物馆藏有一件汉代玉剑上的兽面云纹玉璏,其上的铭文则为我们解开此一问题提供了直接的依据。玉璏是镶附在剑鞘上半部的饰物。此璏长11.2厘米,宽2.7厘米,系用一块新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