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禄山等杂胡的内亚文化背景——兼论粟特人的“内亚化”问题

本文通过对史书中有关安禄山等杂胡记载的考察,论述了唐代活动在北方的原出粟特地区的“杂胡”在文化上所受到的突厥等内亚游牧民族的各种影响,并结合个案指出当时的“杂胡”实际上并不具有统一的族属意识,其成员认同胡人还是突厥往往要视个人具体情况而定。此外文章还揭示了粟特后裔在晚唐五代的进一步“内亚化”,从而动态地分析了入居北方边境地带的粟特人所经历的文化变迁。     

陈寅恪“种族与文化”观辨微

关于“种族与文化”,陈寅恪发凡创见,论之颇多;而这也是陈寅恪学术观点中为研究者们所援引最多者之一。约略而言,陈寅恪“种族与文化”观的要义在于,“种族与文化”是研究中国历史(中古史)与文化的最要关键,而判别“种族”的标准是“文化”不是“血统”。在作于1939年冬至1940年①的《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中,陈寅恪说,“全部北朝史中凡关于胡汉之问题,实一胡化汉化之问题,而非胡种汉种之问题。当时之所谓胡人汉人,大抵以胡化汉化而不以胡种汉种为分别,即文化之关系较重,种族之关系较轻,所谓有教无类者也”②。1941年,在《唐代政治史述论稿…     

凤翔发现的唐代祆教石棺床及构件相关问题浅析

凤翔新发现的唐代石棺床构件,为研究关中西部粟特人及祆教提供了翔实的资料。通过分析认为石棺床构件为一位身份地位显贵的粟特商人墓葬遗物,这是粟特商人留居凤翔的历史见证,充分说明凤翔是关中西部丝绸之路的重要驿站。其画像石上的线刻火坛图像、瑞兽互斗纹、胡人套马纹等具有明显的波斯及中亚风格,是唐代不可多得的艺术珍品。同时,它对探讨该地区粟特人聚落、祆祠、墓地、族源以及归属提供了重要线索。     

敦煌石窟粟特九姓胡人供养像研究

本文通过对敦煌石窟中粟特九姓胡人供养像基本资料及其特点的梳理和分析,就粟特九姓胡人对洞窟营建的贡献和粟特九姓胡人在洞窟中的供养功德观念两个问题进行了较为全面的探讨。     

《宋高僧传》标线浅谈

《宋高僧传》是八八年中华书局出版的新书。书中加了新式标点,给读者提供了很大帮助和方便。整理古笈,首要任务就是断句加标点。标新式标点,其中就有一个标线问题——打专名线和书名线。标线的唯一目的,是为了提示读者,有利于读通原文原意。专名号,应该只限于用专名,其中包括人名地名,国名族名,朝代年号,封号谥号等等。此外,不定指者,一概不加专名号。书名号,只用于行文中的书篇名、诗词文章题目等。除此,一律不用书名线。 在《宋高僧传》里,许多“京师”（包括京城、京邑、京都等）和“胡人”（包括胡语、胡地、胡族等）都标了专名线,这是值得讨论的。古汉语中的“京师”,就等于今天的“首都”,唐有唐京师（长安）,宋有宋京师（开封）,单称京师,是不定指者,不应标线。再说“胡人”,历史上,除汉族以外的民族,统称为“胡”。汉代的匈奴人,可称作胡人;宋代的西夏人,也可称为胡人。甚至,凡外国人均可唤胡人。“五胡乱华”,很难说准是那五族。泛称胡人胡语,是不定指哪国哪族,俱不宜标线。 假如给泛称共名标了专名线,不但失去了专名号的意义,而且易产生歧意。例如: 8页2行“空姐见普贤阿立梨”（阿阇梨,是梵语,译为教授。打了线,成了和普     

Khumdan为唐长安外来译名的新证

本文以西安新发现北周史君墓中有明确纪年的粟特文与汉文双语对应题刻,证明Khumdan确为长安外来译名“胡姆丹”,是继敦煌粟特文古信札和唐代《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中记载后的又一确切证据,针对长期以来关于Khumdan所引发的众说纷纭、歧义杂乱的谜团,作了回答,并对有关文章的推测失考和不符合史实之处进行了商榷。     

唐代三彩粟特胡俑服饰探析——以陕西唐三彩艺术博物馆馆藏为例

唐三彩粟特胡俑堪为唐时入华粟特人最真实、直观的记录,其所着服饰亦是唐代胡汉文化交融的重要外在表现之一。粟特胡俑皆头戴尖顶高帽,身着交领、圆领或翻领袍服。腰束蹀躞带,部分或佩刀砾袋,或系褡袱。下均穿小口袴,足蹬靴。     

庆山寺地宫出土高浮雕人头胡瓶考——兼论印度教神像对粟特火祆教艺术的影响

1985年,陕西临潼县庆山寺地宫出土了一件高浮雕人头胡瓶,造型奇特,腹部有六个高浮雕人头,但是它的产地及其艺术内涵迄今无人解读。据我们检测,这个胡瓶是黄铜(铜锌合金)打造的,当即法藏敦煌文书(P.2596)所谓"鍮石瓶子"。这件胡瓶采用鹤嘴流,器型与粟特胡瓶相同,而腹部高浮雕人头像实乃印度教战神塞健陀像。推测这个胡瓶的产地当在粟特与印度之间的罽宾国(今阿富汗贝格拉姆遗址)。庆山寺地宫出土鍮石胡瓶相当重要,为我们探讨印度教神像影响粟特火祆教艺术提供了又一范例。     

丰都地区东汉吹埙俑研究

吹埙俑是墓葬中俑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双手捧于嘴前做吹奏状,是古代丧葬观念的体现,也是当时社会的真实反映。随着近几年丰都地区考古工作的开展,在一些汉墓里出土了制作精美、形象丰富的吹埙俑,其造型均为胡人形象,时代主要在东汉中晚期。文章对收集的胡人吹埙俑进行分析,从其所着服饰来分析胡汉文化的融合、胡人进入三峡地区的路线推测、吹埙俑在墓内扮演的角色反映出的汉代思想。     

西域、敦煌粟特翟氏及相关问题研究

敦煌、吐鲁番文书中与粟特人关系密切的翟氏一直受到学界的关注,但通常都仅是推测他们来自粟特地区或应为粟特人。本文通过分析发现,这些翟氏人物的名字基本已粟特化,他们通晓粟特语,与粟特人一起从事商贩交易,并广泛与粟特人通婚,甚至信奉祆教。因此,本文认为这些与粟特人关系密切的翟氏就是粟特人,源于康居。     

北魏尔朱氏源出粟特新证——隋修北魏尔朱彦伯墓志发覆兼说虞弘族属及鱼国今地

北魏尔朱氏出身契胡,亦即羯胡。羯胡成分十分复杂,尔朱氏是否源出粟特,一直存在不同观点。本文根据新出隋修北魏尔朱彦伯墓志,证明尔朱氏原本姓"安",来自西域,确实源出粟特,到达河东尔朱川后,才改姓尔朱。这说明,粟特民族迁居中国,并不一定都以昭武九姓为姓,也有改姓他姓者。虞弘家族情况相同。虞弘出身稽胡,中古音"稽"可读qǐ,与"契"仅一音之转,故稽胡即契胡、羯胡。虞弘为鱼国人,曾以"鱼"为姓。"鱼"为"渔"之古字,中古时期二者原可通用。"鱼国"实为"渔阳国"之省称,中古墓志有将"渔阳"写作"鱼阳"之例。虞氏由粟特来中国,初居渔阳所在的渔水,故以"渔"亦即"鱼"为姓。此后改"鱼"为"虞",则与北魏孝文帝厉行"汉化",少数族纷纷改胡姓为汉姓,并且攀附汉族大姓有关。     

鞶囊及胡人佩囊习俗考

鞶囊是古人盛放随身携带物品的囊袋,商周时期即已出现,汉唐时期作为一种服饰礼制代表一定的官阶品帙。除现存出土实物以外,在墓葬壁画、画像石、石雕人物、陶俑等中也出现了大量的佩戴鞶囊的人物形象,经分析后发现,丝绸之路往来的胡人佩戴鞶囊的现象非常普遍,表明胡人尤其是来自中亚的粟特人有佩戴鞶囊的习俗。     

新出中古墓葬壁画中的下层胡人艺术形象

本文利用新出土墓葬壁画上的胡人图像,探讨中古时期下层胡人的生活状态,并藉以了解胡汉融合后的生活空间。这些壁画所表现的胡人,有现实的映照,也可能有虚构的成分,但其图像都是研究历史的重要依据,为美术考古带来了新的思考。胡人形象在中古壁画中的集中涌现,说明墓葬壁画不仅仅是追祭纪念的媒介,也是审视中国中古时期胡汉融合、构筑国家形态的图像依据。     

巴蜀"胡人"图像札记

四川、重庆两地汉墓陆续出土几种类型之“胡人”或日“非华夏族”图像,过去之研究有所涉及,以为与佛教早期传播有关。本文试对此类图像资料加以分析,讨论其主要发现情况及一般表现形式、“胡人”图像研究之核心问题（图像辨认与身份鉴定）、“胡人”与“胡人”图像之间关系以及巴蜀地区“胡人”图像之特征等。     

新发现安优婆姨双语塔铭之粟特文铭文初释

安优婆姨塔铭是目前所知的第三方汉文—粟特文双语铭文,本文对这一双语铭文的粟特文部分作初步释读。粟特文铭文的主要内容是安氏的籍贯、经历、宗教信仰和卒葬地等,亦包含家人对其离世的哀恸之情。安氏是源自粟特地区安国的胡人妇女,其家族入华后著籍凉州姑臧,开元年间迁居长安,在那里接触并信仰了隋唐时期佛教宗派之一的三阶教。基于信仰的原因,卒于长安的安氏最终葬于终南山,立塔于三阶教祖师信行塔旁。以上内容同样也出现在汉文铭文中,但两种语言的铭文在个别语句上表述稍有不同,粟特文铭文在具体细节上也更为丰富,且有些语句未见于汉文铭文。     

关于元稹通州任内的几个问题

拜读《元稹年谱》(齐鲁书社一九八○年六月版,以下简称《年谱》),赞佩之余,将自己对元稹通州任内(元和十年三月至十四年三月)的不同意见整理成文,以献疑于师友,乞教于著者。一、元稹赴任通州时无归田之举《年谱》云:由西京赴通州,“快则半月,慢则一月可到。”而元稹元和十年赴任通州时,却“费时三、四个月,这是甚么缘故?”接着列举元稹《归田》诗后认为:“从‘挂绶出都门’的句子,看出此诗是元和十年夏元稹出西京,赴任通州时所作”,“但元稹徘徊了一阵子,最后还是赴任去了。这是元稹三月底即离西京,闰六月才到通州,费时三、四个月的缘故。”并在“辨证”栏内批评陈寅恪先生云:“竟不知元稹‘归田’事。”     

浅析汉画像中胡人形象

画像石和画像砖是汉代文明中浓墨重彩的一笔,它的表现形式和内容丰富,在画像石和画像砖中蕴含着深刻的文化内涵,曾被史学家称赞为“绣像的汉代史”。对汉画像中胡人形象的研究是近几年才发展起来的,多集中于胡汉交战图的研究。在庞大的汉画像体系中,胡人形象不在少数。根据归类,其类型可分为胡汉交战图、佛教胡僧、守桥护堰偶像、胡奴和乐舞百戏。虽然这些图像中的胡人各异,但是由于当时汉人对西王母的狂热崇拜,以及佛教的初步传入,所以这些画像中的胡人的形象可能离不开神仙崇拜的范围。它主要与汉代人们的思想有关,很容易将异域人理解为仙境中的人物。文章着重于对这些汉画像中的胡人形象进行粗浅的分析。     

你身上流淌着粟特人的血液吗？

现在正经的字典上还查不到粟特,不过互联网非常发达,一查就知道安禄山、史思明都是粟特人。但是粟特人不光是“叛贼”,更多的是“好人”,所以我今天把历史上粟特人的面貌展现出来,让他们登场,给大家亮亮相。     

“车马出行——胡人”画像试探——兼谈汉代丧葬艺术中胡人形象的意义

汉代丧葬艺术中出现了许多胡人的形象,要进行更加深入的研究,需要将其放入所出现的场景中去考察。汉画像中的胡人经常出现在车马出行的场景中,可分为两类:一为胡人导引,一为胡汉交战。此类画像中车马出行的目的地是西方的西王母仙境。时人认为西王母在西域之西,居住于西域的西胡,一方面可以作为去往西方仙境的引导者,一方面又可以是阻碍者。所以他们一方面希望升仙路上能得到胡人的导引,一方面又希望打败阻碍的胡人,到达西王母仙境。汉代丧葬艺术中出现的许多胡人形象或许与此种对西方仙境的信仰有关。     

陕北地区汉代“胡人”墓考察

特殊的历史进程和地理位置造就了两汉时期陕北地区多个游牧民族在此长期融合的事实,本文统称其为“胡人”。通过对陕北地区241座汉墓的考察,可以辨析出29座“胡人”墓葬。随葬带孔陶罐、戳记陶器、铜镜残片和骨箸、骨刷、骨勺等骨器及装饰有波浪纹、弦纹的小口弧腹罐是匈奴族的常见做法,在墓道中用盛肉的陶罐来献祭可能是羌人的葬仪,随葬动物是这两支“胡人”墓葬的共同特征。29座“胡人”墓中,既有文化内涵较为单纯的“胡人”墓,又有两者共存一墓的情况,对墓主族属的辨析有利于我们深入地解读墓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