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来到鲜为人知的陈伯达之家

正一次又一次,我访问了鲜为人知的陈伯达之家。他家居住面积有六七十平方米,有客厅、书房、他的卧室、儿子和儿媳的卧室、灶间、卫生间。已经步入不惑之年的陈晓农,为人随和、诚挚,妻子小张贤惠、朴实,他们精心地照料着陈伯达。陈伯达的卧室大约十多平方米,整洁而简朴:一张三尺半宽的单人床,硬板,铺着蓝白方格床单,一个硕大的鸭绒枕头。床边是一个     

陈伯达晚年的生活与自省

人们常常会忘却很多事情和人物,但对“文化大革命”中的风云人物陈伯达却很难忘掉。当1980年11月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公审陈伯达时,人们关注的目光再次投向了已经沉寂了十年的陈伯达。陈伯达还活着,但是已经老了。实际上,在1970年庐山会议陈伯达倒台时,他已经66岁了。按中国传统的算法,他那时已经进入晚年了。晚年的陈伯达,又经历了一段特殊的生活,经过了深刻的自省。     

陈伯达晚年的生活与自省

人们常常会忘却很多事情和人物,但对“文化大革命”中的风云人物陈伯达却很难忘掉。当1980年11月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公审陈伯达时,人们关注的目光再次投向了已经沉寂了十年的陈伯达。陈伯达还活着,但是已经老了。实际上,在1970年庐山会议陈伯达倒台时,他已经66岁了。按中国传统的算法,他那时已经进入晚年了。晚年的陈伯达,又经历了一段特殊的生活,经过了深刻的自省。     

同恩来在“文革”中是怎样批极左的

林彪、陈伯达垮台之后,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只剩下毛泽东、周恩来、康生三个人了。周恩来仍主持党和国家的日常工作。     

江青与陈伯达的恩怨

江青与陈伯达是从延安开始认识的。那时,陈伯达是毛泽东的政治秘书,江青涉及政治工作较少,她主要负责照顾毛泽东的生活。所以,江、陈之间没有矛盾。据陈伯达说,江青曾两次向他表示想离开毛泽东,一次在延安,一次是解放初期在北京的西山。     

对延安时期陈伯达“洞中闲话”的片断回忆

革命不能硬来,不能强迫干,不能任意制造,而应当“自然而然革命化”。这个提法,是我在1941年下半年从陈伯达“洞中闲话”中听来的。他当时说是毛主席讲的,提倡的,是毛在泛泛地批评左倾急性病的革命家时讲的。这时我在中央政治研究室的农村经济组工作。该机构是1941年六七月成立的,是根据中共中央刚发表的“关于调查研究的决定”成立的三个大型研究室之一,其他两个是中央党务研究室、中央敌伪情况研究室。这三者是分机构办事的,互不相干。政研室的副主任是陈伯达,主持工作(主任是由毛主席挂名),我在这机构工作半年多后就较长时期地到晋西北去…     

我们所知道的陈伯达与江青

参加者:阎长贵:"文革"中江青第一任秘书。杨银禄:"文革"中江青第二任秘书。访问人:郑仲兵、李宇锋时间:2012年4月19日"文革"初期,江青对陈伯达还比较尊重,陈伯达也吹捧江青李宇锋(以下简称:李):保春老师、文耀老师,我们已经和很多工作人员谈过关于江青的事,你们作为陈伯达的秘书,也近距离地接触过江青,想听听你们谈谈你们所知道的陈伯达和江青的关系,以及你们个人对江青的印象。     

下了庐山的陈伯达

从60年代起,我们一直担任陈伯达的秘书。1970年中央在庐山召开九届二中全会,我们俩未参加,在北京留守,是由缪俊胜同志(当时也任陈伯达秘书)陪陈伯达去的。1970年9月7、8日,缪俊胜同志从庐山来电话,通知我们说他和陈伯达几时几分乘飞机回京,让我们准备去接。9月初的北京天气不好。那天我们坐着老俞开的车,冒着瓢泼大雨去西郊机场接他们。飞机降落之后,接人的都兴致勃勃地迎上前去。我们也一样,看到朱老总、董老他们先下飞机。陈伯达是最后下来的,他穿着灰色的夹大衣,表情显得灰溜溜的。他给同时下机的人打招呼,人     

文革中的《伯达文选》

年前有文章谈及“文革”中曾有红卫兵、造反派编有《江青文选》,并有追随讨好者欲正式出版《江青文选》,后因故作罢。今年《炎黄春秋》第3期上甘惜分先生在《我见到的陈伯达》一文中谈及对陈伯达的评价,又建议说:“但是作为一个学术人物,他的前半生还是做过不少有益的工作。按照不因人废言的传统,我们是否也可以把陈伯达著作择其精华编成文集,让后人研究中国历史时有所参考。”又说:“据我所看到的陈伯达著作中比较有学术价值的大约有几十篇,即使其中个别地方并非都完全正确,也可全文收入,使后人能够从中了解一个真实的陈伯达。”其实,许多…     

我所知道的陈伯达

师哲生前所撰《我所知道的陈伯达》一文,系首次发表。作者以长期在中共领袖身边工作的亲历亲见,记述了陈伯达在延安的表现,毛泽东对陈的态度及使用,以及建国初期陈随毛泽东访苏时的一些活动。通过具体事例,活灵活现地描绘出陈伯达自私虚伪、投机取巧、争功盗名的面目,可谓入木三分。陈最后沦为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主犯,亦是历史的必然。     

获罪易 辩诬难──我在“文革”中的遭遇

“文化大革命”的十年,是人妖颠倒的岁月,全民浩劫的岁月,不堪回首的岁月。 １９６６年 ５月 ５日,我被告知：你被撤职了。通知是中央组织部下达的,还明确地讲,是陈伯达点的名。这晴天霹雳,所为何来,叫我莫名其妙。因为前一天,５月４日,我还受交通部团委的邀请,做发扬五四传统的报告哩。 “文革”伊始飞横祸 “三反”帽子戴头上 怎么一回事呢？事情还得从头说起。 １９５９年２月,我从广东调到《红旗》杂志社工作,任编辑委员、党委书记、副秘书长。当时,《红旗》杂志总编辑为陈伯达,副总编辑是邓力群和胡绳,邓力群兼秘书长…     

怪人陈伯达

陈伯达从1969年秋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常委,到1970年在庐山会议上垮台,前后约一年时间,到首钢一共18次.其时,首钢军管会的军代表娄熙元,对陈伯达在首钢的种种活动颇知其详,其中若干次,他还是在场的耳闻目睹者之一.娄熙元撰文记录了陈伯达的一些往事——     

陈伯达是怎样成为毛泽东秘书的

1937年,陈伯达来到延安,当时正值陕北公学刚开始创办,由于陈伯达曾在北平中国大学国文系教过书,中共中央组织部便安排他到陕北公学当了一名教员。     

我所知道的陈伯达

编者按:李家骥曾经担任过13年的毛泽东卫士,在此期间,他和毛泽东的部分秘书例如陈伯达、徐业夫、罗光禄、沈俭新、林克、高智等均有过较深入的接触.在此,整理者请他回忆他所知道的陈伯达,以飨读者.     

陈伯达与《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特别法庭审判员王文正的回忆

1966年6月1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对“文化大革命”起到极大的推波助澜、煽风点火的作用。文革流行语“牛鬼蛇神”、“反动学术权威”、“资产阶级代表人物”等均源于此社论。该社论发表后整个中国几乎都“疯”了,一场疯狂的灾难降临中国。这篇社论的幕后授意者就是陈伯达。陈伯达罪行及受审判的情况,请看《陈伯达与<横扫一切牛鬼蛇神>》一文。     

我所了解的陈伯达

“文化大革命”前,陈伯达曾担任国家计委副主任,分管国家计委研究室,而我当时任研究室副主任,主持工作,所以在工作和生活中与陈伯达交往颇多,对其在“文化大革命”前后的所作所为和为人处世的情况甚为了解。     

陈伯达保外就医之后

文革开始后,陈伯达担任＂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组长。1966年8月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上,陈伯达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1969年中共九届一中全会继续当选。1970年中共九届二中全会上他因所谓赞成＂天才论＂而受到批判,被停止一切职务。     

1961年广东农村调查的一组材料

１９６１年广东农村调查的一组材料［本刊编者按］在１９６１年１月召开的中共八届九中全会上,毛泽东同志向全党发出大兴调查研究之风的号召。会后,他亲自带领三个调查组分赴浙江、湖南、广东农村进行调查,为解决当时人民公社存在的队与队、社员与社员之间的平均主义,...     

陈伯达是如何进入和淡出毛泽东视野的(下)

正三、误判形势:最终淡出了毛泽东的政治视眼陈伯达这个自称为"小小老百姓"的"理论家",凭借着翻云覆雨、投机取巧的政治本领,利用"文化大革命"大整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机会,政治地位不断上升,"九大"后,成为了仅次于毛泽东、林彪、周恩来的第四号人物。他虽尝到了权力的滋味,但心里并不十分踏实,因为他的权力的获得是建立在与江青、林彪的勾结上。随着江青与林彪矛盾的加深,陈伯达感到无所适从。他想依靠毛泽东,但毛泽东对他接二连三的批评,使他感到毛泽东对他的信任是有限的。他想依靠江青,     

陈伯达的为官与为学

不知为何威信一落千丈陈伯达这个人,可以说是个很聪明的很有才的人。他给我的印象是,才胜于学,学胜于德,德毁于位。好好的一个有正义感的知识分子,后来变得那个样子,什么原因?陈伯达是以文章上了天,做过几天共产党的第四号人物,公布的政治局委员顺序是:毛主席,林彪,周恩来,陈伯达。但他怎么又从九霄云上掉到地下碰得粉碎?陈的垮台,全国人民至今恐怕还是莫名其妙,我更莫名其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