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吐蕃统治敦煌时期的基层组织——十将、将

吐蕃敦煌地区的十将、将源自本部十将(tshan bcu),又对唐朝军队的十将、左右将制度进行了模仿。敦煌汉人军事部落中设有将,以左、右等厢编制,将之首领称为将头,统率本将成员所组成的军事编队。之上设有十将使,简称十将,也以左、右等厢编制,十将使管辖百人,吐蕃文称为brkyevu rje,管辖机构为十将(bcu tshan),可能管辖2个将(tshan)。十将使、将头都归属部落使管辖,管理相关军事行政事务。将头统领本将成员组成的军事编队tshar,称之为小茹(ru cung),之上设有中茹(ru vbring),即十将使。归义军军队中的十将、将、队制直接承袭了吐蕃旧制,并受到唐朝军制影响。     

吐蕃统治敦煌的社会基层组织

吐蕃占领敦煌（沙州）后，依其本部的军政建制，结合敦煌唐朝旧制，建立了一套颇具特色的完整的军政机构和相应的社会基层组织。在社会基层组织的设置过程中，吐蕃将其本部军部落建制和民部落建制与唐代的乡里制度相结合，在敦煌地区实施了废乡设部落的政策，基本上以唐朝的乡为单位设置了军部落、民部落和通颊部落3种类型的部落。其部落设置经历了3个阶段，设置了僧尼、道门亲表。行人、丝棉、下、上、中元、撩笼、阿骨萨、悉董萨、悉宁宗、通颊等12个部落。部落之内，吐蕃又将其本部的将、十户制与唐代的乡、里、邻、保制相结合，实行了将、团头下制。从而使该社会基层组织在蕃占敦煌时期在军事、政治、经济方面发挥了重要职能。     

吐蕃统治敦煌基层兵制新考

敦煌阿骨萨部落军队由充当作战主力之“射手”(vphongs)和负责承担“射手”的一些杂务并参与作战的“护持”(dgon)两部分组成,这一组合方式与西夏军制“抄”的情况完全相同,它们实际上都来源于吐蕃军队中的“桂”(rgod武士)、“庸”(g·yung仆役)刺度。吐蕃文“Tshar”(曹)与西夏语“抄”都有排列组合之含义,“Tshar”还有编队、列队之意。     

唐安史乱后河陇陷蕃问题再探

天宝十四载(755),唐朝爆发了安史之乱.为了对付叛军,唐中央抽调了部分西北边兵到内地平乱.不久之后,吐蕃就兴兵攻占了唐西北的陇右、河西地区,继而控制了西域.历来治史者多以“边防空虚”来概括唐失河西、陇右于吐蕃的原因,鲜见学者从其他方面做过解释.虽然部分边兵被调离了西北,传世的敦煌文书却表明河西与西域留守的军队战斗力不弱.比起军队的内调,边地各州、军在防守的过程中缺乏协作以及边将和外族部落的离心对西北战局的影响更为显著.而陇右东部爆发的部落叛乱演变成唐西北的严重边患,又为吐蕃的入寇提供了便利.这些都是唐中央对西北边地控制力减弱的表现,也是唐失河陇的重要原因.     

“左厢”、“右厢”与经略司——再探西夏“边中”的高级政区

左右厢与经略司先后为西夏"边中"地区的高级政区。左右厢系继承北方游牧民族"两翼制度"而创,大体以首都兴庆府为中轴线,分东西两部统领除京畿以外区域的所有兵马,"左厢"统东部,"右厢"统西部。其中,左厢约统军队十五万,为对宋、辽作战的主力部队。两厢的建制于崇宗亲政之后被废,而以东、西经略司替换之,由单纯的统兵体制演变为军政合一性质的地方行政体制。不过两厢所奠定的居中控制、两翼拱卫的政治地理格局被经略司继承而沿用至西夏灭亡。从左右厢到经略司,是西夏上层接受并极力推行的专制主义制度与西夏旧有的部落体制相冲突并融合的结果。经略司最终设立,不仅从制度上根绝了大族"酋豪"掌控军队的可能性,还较为彻底的将诸多的部落纳入到了专制主义的国家体制之内,为随后仁宗朝的"鼎盛"奠定了基础。     

范仲淹的“育将观”

北宋康定元年(1040),宋夏战争爆发,范仲淹挺身纾难,出任延州边帅。面对宋廷"右文抑武"国策所致军事人才匮乏之弊,范仲淹选将以智勇、育将以仁爱,成功地提拔、培养了一批勇猛善战的军事干将。而其中所体现的正是范仲淹独特的"育将观"。     

商周时期“■”的性质及其演变

正殷墟卜辞中并无"师"字,学者们普遍认为甲骨文中的"■"即是"师",故将含"■"的卜辞视作研究商代军事制度的重要资料。武乙文丁时期的卜辞中有:"丁酉,贞王作三■,右、中、左。"(《合集》33006)由于此前武丁时期的卜辞中出现过"中■"(《合集》05807),故杨升南推测当时肯定还存在"左■"和"右■","王作三■"则说明在武乙文丁时又增加了三个师,且每师万人。如此,商在其统治后期就已拥有六万人的常备军(杨升南:《略论商代军队》,胡厚宣主编:《甲骨探史录》,     

三秦军事遗产的科学总结——评《陕西省志·军事志》的资治作用

《陕西省志·军事志》(以下简称陕西军事志),以历史为线索,以重要事件为重点,记述各朝各代军事,撰写当时当地军旅人,从炎黄二帝起至1990年止,全面反映陕西的军事地位、历代的重要战事、军队编制、军事训练、政治工作、后勤工作、兵役、民兵、人民防空、军事人物,堪称古往今来陕西最系统完整的军事志书。使人览之增智,思之明理。它给人们提供了了解陕西军事史的工具,认识战争和军队建设规律的思想武器,指挥战争的历史参谋,对我国国防革命化、正规化、现代化建设具有重要资治作用。     

明代福建月港“二十四将”叛乱与设县问题再研究

明嘉靖四十年(1561),福建漳州月港地区爆发了以张维为首"二十四将"的叛乱。这次叛乱发生在千里海疆遭遇大倭乱的背景下,持续时间长达数年,东南海疆罹祸甚巨。文章在厘清月港"二十四将"叛乱相关史实的基础上,相应探讨了月港地区的设县问题,认为叛乱发生前官府对月港地区的行政管理并未完全失控,海澄县的设置主要出于地方军事防御上的需要。月港的设县之议共有四次,分别是在嘉靖二十七年(1548)、嘉靖二十八年(1549)、嘉靖三十六年(1557)和嘉靖四十三年(1564),但新县的正式批准是在嘉靖四十五年(1566),至于县城的修建工作则迟到隆庆六年(1572)才得以完成。     

乌桓的起源地与赤山

乌桓原属东胡。燕昭王十五年(前二九六年)以前,东胡分布在燕国的北方,秦开击破东胡后,东胡却地千余里,燕筑长城、设五郡,使居五郡塞外。及至公元前二百年,东胡部落联盟又被匈奴冒顿击破,乌桓、鲜卑从东胡母胎中分出,向北迁徙。乌桓北迁后属于乌桓山,此后便以乌桓山为其起源圣地,臣附于匈奴。汉武帝元狩四年(前一一九年),遣骠骑将军霍去病击破匈奴左部地,又将乌桓向南迁徙,分布在上谷、渔阳,右北平、辽西、辽东     

明代诰命文采斐然

1985年,岐山县博物馆在本县征集到明代天启年间诰命一轴。此件诰命全文系墨书欧体楷字(字径1.5厘米×1.5厘米),书写于一幅底色为红、黄、米黄的特制三套色织锦之上。这幅织锦为手轴式,右端卷轴及边栏残佚,横长212.5、纵高30.5厘米。全文共47行,自右起读。文后有墨书骑缝编号,骑缝字为"任字八百二十六号"左半部字样,紧挨编号钤盖"广运之宝"篆体朱文方印。其左即为一段红底色边栏。卷末织有一行米黄色篆字: "万历四十五年 月 日造(图一)。现将诰命全文,依照原行款,加上标点,用简化字录之如下: 奉     

1938年毛泽东与王明政治关系评析

1938年,不仅是中国抗日战争由战略防御转入战略相持的一年,也是中共党史关键的一年。这一年,中共召开了意义深远的六届六中全会,中共中央正式确立了毛泽东的不可撼动的最高领袖地位,毛泽东与王明政治关系亦发生根本性的变化,从此王明这个共产国际派来的钦差大臣离中共中央核心机构渐行渐远,经过延安整风彻底出局。所谓毛泽东与王明的政治关系,长期以来,在中共党史上被说成毛泽东与王明右倾投降主义作斗争的历史。根据传统说法,所谓王明右倾投降主义在1937年12月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基本形成,王明鼓吹“一切经过统一战线,一切服从统一战线”(简称“二个一切”),主要表现在他与国民党谈判时,放弃独立自主原则,提出建立国防政府,“统一指挥、统一纪律、统一武装、统一编制、统一待遇和统一作战计划和行动”等;过高估计国民党、蒋介石,宣扬国民党是“中国一部分优秀进步青年的总汇”,蒋介石是“坚决领导抗战的人物,将成为中国的不朽的民族英雄”;主张以抗日与否来划分敌友,不赞成关于国民党有左中右的划法,提出应以抗日和亲日为标准等。本文根据历史档案,认为这段时间,不存在着王明右倾投降主义的路线,毛泽东与王明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战略、基本策略方面是一致的,没有原则上的分岐。他们的主要分岐在三个方面:(一)在一些具体问题上意见不一。(二)组织上王明闹独立性。他在主持长江局工作时,常凌驾党中央之上,有成立“第二中央之嫌”。(三)毛、王政治上的歧见反映在思想上就是如何正确对待马克思主义的问题。毛泽东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命题,是中国共产党思想上的一次伟大的解放运动,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取得胜利奠定了思想基础。将王明在武汉工作时期定罪为右倾投降主义是在延安整风中逐渐形成的。     

敢叫日月换新天

多面挖掘,深度追踪,感受曾经发生和正在发生的事件,体味时间与时代带给我们的启迪辽沈战役淮海战役平津战役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进入第三年以后,毛泽东同志及时地组织了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指挥人民解放军向国民党军队展开了战略决战。三大战役从1948年9月12日开始,历时四个月零十九天,歼灭敌人正规军144个师(旅),非正规军29个师,共一百五十四万余人。在这个期间,其他战场的人民解放军也都展开了进攻,歼灭了大量的敌人。在战争的头两年,人民解放军每月平均歼灭敌军8个旅左右,到了这时,人民解放军每月平均歼灭敌军的数目,已经是38个旅了。这三大战役,使国民党赖以发动反革命内战的精锐部队基本上归于覆灭,大大地加速了解放战争和全国胜利的到来。三大战役所取得的伟大战略决战的胜利,是毛泽东同志的战略决战思想的胜利,是毛泽东同志战略思想的胜利。战略冷战思想是毛泽东军事思想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因此,认真研究三大战役的丰富经验,将帮助我们全面地学习领会毛泽东同志的战略决战思想和军事指挥艺术。     

1658年清军抗击沙俄“松花江口之战”战场地址考

<正>15世纪末至16世纪初叶,伊万三世父子兼并了周围俄罗斯诸侯,建立了统一的俄罗斯国家。从伊万三世开始,俄国不断征服周围弱小民族和国家,侵略野心极度膨胀。1547年伊万四世公然自称沙皇,领土扩张活动更加疯狂。沙皇俄国对我国东北地区垂涎已久,早在17世纪30年代占领了东西伯利亚后,立即将侵略矛头对准了毗连的黑龙江地区。第一次武装侵入中国黑龙江地区,是波雅科夫的所谓军事“远征”。崇德八年(1643)底,波雅科夫在侵入精奇里江时,受到达斡尔村民的围歼,打死侵略军10人,重伤50人。这是黑龙江居民首次给沙俄侵略者以重大打击,揭开了中国人民早期抗俄斗争史的第一页。第二次入侵中国黑龙江地区的是以哈巴罗夫为首的“远征队”。顺治九年(1652)二月,当侵略军在松花江边附近闯入赫哲族居住的乌扎拉村(即今俄国伯利下六百五十余里松花江北岸银山地方,引自曹廷杰《东北边防辑要》中华书局1985年)时,被清军和居民打死打伤80多人,重伤哈巴罗夫。乌扎拉村之战是中国正规军对沙俄入侵者的第一次作战,揭开了中国军民联合抗俄的序幕。但由于清军指挥官海色的错误指挥,使这场反侵略斗争转胜为败。乌扎拉村之战后,顺治十五年(1658),继哈巴罗夫之后任哥萨克侵略军头目的是斯捷潘诺夫,在松花江口受到由宁古塔昂邦章京沙尔虎达统率的中朝军队的痛击,“斯捷潘诺夫本人及其部众二百七十人或者阵亡,或者被俘”。“松花江口之战”是清朝抗击沙俄侵略以来,取得的第一次重大胜利。当顺治帝听到战斗获胜的奏报后,非常高兴,“命兵部察叙,以所俘获,分赐有功将士”。这次战斗,在中国近代史中占有重要位置。然而在部分反映这次战斗的文章或文献中记述战斗的具体地址时,却有不同说法。本文对“松花江口之战”的具体地点加以考证,以正其误。一、“松花江口之战”地址的不同说法(一)战场地址在依兰说由人民出版社2004年3月出版的著名清史专家戴逸主编的《简明清史》中记载“松花江口之战”时说:“一六五八年(顺治十五年)七月十日,斯捷潘诺夫带领五百名哥萨克窜到松花江上。沙尔虎达率清军分乘四十七只小船,在松花江和牡丹江的汇流处严阵以待……”松花江与牡丹江汇流处,即是在今依兰县县城西北江面。由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90年出版的《依兰县志》大事记中记载:“1658年(清顺治15年),沙俄军斯捷潘诺夫部,自黑龙江窜至松花江、牡丹江汇合处的三姓城(今依兰)西北江面上,被宁古塔将军沙尔虎达击败。沙尔虎达率清军1400人,分乘47艘船只,将俄军包围。共毙伤、俘获敌军270余名,史称此战为‘松花江口之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