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唐末五代长安城的形制和布局特点

天佑元年（９０４年）唐昭宗迁都洛阳,佑国军节度 使兼京兆尹韩建对长安城进行了改筑,是谓韩建新城。唐末五代 韩建新城系“内外二重”之制,即因原唐长安城皇城之旧改筑外郭 城,并在其中新筑子城（衙城）,以为府署治所。子城形态是南北 长、东西窄的长方形,与外郭城并不完全一致。韩建新城的面积仅 为原唐长安城的十六分之一,城市规模较之盛唐时期已不可同日 而语。这一时期长安城的规模虽小,却仍然能遵循《周礼·考工 记》的思想进行一定的城市规划,但城市布局特色已与唐长安城 大异其趣,而同汉长安城颇相仿佛。由于唐末韩建改筑新城时五 个城门不是对称开设,导致唐末五代长安城内部布局不太规整, 顺义门与景风门之间的大街贯穿全城,形成东西向的中轴线,但 朱雀门的封闭使得承天门街南口不通,南北中轴线已不明显,城 内比较知名的建筑设施则均分布在城市的中北部或东南部。这种 城市布局特点对后世西安城的发展产生了很大影响。     

霸上轶事

霸上在今西安市东郊13公里处,南连秦岭,北临灞水,位于产、霸二水之间。对于霸上的解释,有好几种,唐颜师古《汉书·高祖本纪》注释说:霸上就是“霸水上,即所渭霸头。”《郡国志》说:“在通化门东二十里,秦襄王葬于其坂,谓之霸上,其城即缪公所筑。”骆天骧《类编长安志》说:“在通化门东三十里,霸河     

古都西安的护城河

目前论述西安的著作已经不少,但很少有人涉及西安的护城河。事实上,汉唐长安城皆有护城河,明代西安的护城河至今犹存。可以说护城河是西安古城的组成部分。西安的护城河最初出现于何时,因文献有缺,已经不得而知。现在能够确定的最早的护城河是西汉长安的护城河。史载汉长安城“经纬各十五里,“城下有池,周绕广三丈,深二丈”（《类编长安志》等）。考古证实,汉长安城的护城河遗迹宽约8米,深约3米（《汉长安城考古工作的初步收获》、《考古通讯》1957年第5期）。魏晋南北朝时,长安城虽已失去了汉时风貌,但因总体位置没有改变,故…     

渤海上京城附郭县再考

近年朱国忱先生提出渤海上京城附郭当有二县,一如隋唐长安城之例,其说可信。因渤海为唐之属国,其都城建制方面必然有仿效唐长安城之处。又,唐册渤海为忽汗州,而直接统辖渤海且与渤海“相聘问”的幽州城,也是两县附郭,分治东、西两城区。《郡国志》记幽州城外城“南北九里,东西七里,开十门”;渤海上京城则为东西九里,南北七里,开十门。可见,渤海上京城郭城在规模和用门制     

《类编长安志》“元庄”条标点正误

元人骆天骧编撰的《类编长安志》素为罕见之秘籍,自中华书局1990年8月出版黄永年先生之点校本后,方为学者所广泛征引。黄先生为古籍整理专家,经其点校之《类编长安志》错误绝少,为今世研究者提供了莫大便利。不过,新近笔者研读此点校本,也发现了其中的一处错误,兹特作辨正如下。点校本《类编长安志》卷九《胜游》“元庄”条：“在澄襟之东。元医,世为樊川人,范御史五居,元以里人从游衍之末。元中,范公守蒲州,以医名畀之。……”今按此条标点失宜之处颇多。元医为人名,姓元名医,不可标断。据宋人张礼《游城南记》：“元医,世…     

虒上考

《汉书·成帝纪第十》载，建始Ｍ年（前３０年），“七月，■上小女陈持弓闻大水至，走人横城门，阑人尚方掖门，至未央钩后中。”据其后所注应助之语，陈持弓为小女子之姓名，而上则为地名，方位在“渭水边”。陈持弓听说大水将至，急忙从横城门跑人长安城，后又一直向南从掖门闯入未央宫。横城门又叫横门，是西汉长安城北出西头第一门，北对的渭河桥也叫横桥。据考古钻探资料，横门遗迹在今西安市未央区六村堡乡相小堡村西５０米，由此向北发现有１２５０米的古代路土，这正与《汉书·文帝纪第四》苏林注渭桥“在长安北三里”湘符合，因汉…     

西魏京兆郡未曾改称京兆尹

西魏京兆郡未曾改称京兆尹东湖《元和郡县图志》卷１“京兆府”：“后魏大武破赫连昌,复于长安置雍州,孝武自洛阳迁长安,改京兆尹。”《太平寰字记》卷２５“雍州”略同。今按《元和志》所云北魏孝武帝”改京兆尹”之说不确。元魏改郡为尹只有二例,一是孝文帝大和十九...     

明靖边营城周规模考

明靖边营城,今位于陕西靖边县新城乡新城村。其城周规模,志多有载。康熙《延绥镇志》卷1《地理志》云:“靖边营……成化十一年,余子俊改置靖边营,撤保安兵守之,城设在平原,系极冲上地。周围凡八里,楼铺二十九座。”嘉庆《延安府志》卷13《建置考二》云:“靖边营城池,明景泰四年巡抚陆矩改筑新城,周围凡八里,楼铺二十九座。”光绪《靖边县志》卷1《建置志·城池》云:“靖边营城……本靖边卫所,城跨半山,周围凡八里计七百六十三丈二尺……”。艾冲先生《明代陕西四镇长城》(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0年)认为“靖边营堡……景泰四年(公元1453年)…     

唐长安城人口札记二则

<正> 一 宋敏求《长安志·西市》载:“长安县所领四万余户,比万年为多,浮寄流寓不可胜计。”估计二县合计约共领户八万左右,有人以为此户数内应包括二县城外的乡村人口,其实不然。据《新唐书·地理志》记载,天宝元年京兆府23县共领户362921;又《太平寰宇记·关西道》载此23县共分为487个乡和120个坊,其中长安、万年二县占104个乡和全部的坊。以每乡(坊)平均户数计,二县共应得138500,其中城内120坊得74200户,城外     

《宋史·地理志·东京》勘误

中华书局标点本《宋史·地理志·东京》,有舛误,现勘正如下:(一)“后苑东门曰宁阳(即宣和门,明道元年改).”应为:“后苑东门曰迎阳(明道元年改)。”北宋东京宫城西北隅有皇家的后苑,它是皇帝的游息和理政的处所,后苑的东门,也是皇帝会见近臣的一个重要的地方。因此关于此门记载颇多,如《玉海》卷170记:(迎阳门)“在延和殿西北,祥符七年建,名‘宣和’。明道元年十月改‘开嚁’,十一月改‘迎阳’(俗号苑东门)。召近臣入苑由此门,门内后苑,苑有太清楼。”《玉海》卷27曰“皇祐元年十一月庚寅,观《三朝训鉴图》于迎阳门.”《玉海》卷37曰:“治平元年十二月九日已     

《明史·地理志》西安府长安、咸宁、咸阳三县条订误

《明史·地理志》西安府长安、咸宁、咸阳三县条订误卓民一《明史·地理志》长安条下云；“（县）又西有沣水，又西北有镐水，合水。又南有橘水，亦曰夫水，合＊水，俱北流入渭。”志战注、槁、橘、＊四水，俱力汶氏去著名八川之一。司９相如《上林赋》云：“丰、摘、＊、...     

城市志应致力于城市功能的记述

一、城市是一个历史范畴 城市出现于人类社会,有久远的历史。最初的“城”与“市”是两个概念。“城”比“市”出现得更早,我国古籍传说中的“夏鲧作城”距今约四五千年以前。《管子·度地》谓:“内为之城,城外为之郭”。《古今注》亦有:“筑城以卫君,造郭以守民”之说。筑     

天一阁藏明代四川方志考述

四川古史,代有记载。自三国时谯周撰《三巴志》始,踵事则有晋常璩《华阳国志》、常宽《蜀志》、唐郑日韦《蜀记》,宋张守约又重修《蜀记》一卷,诸书仅记蜀事、人物、古迹、寺观之属而已。其编方式,以《华阳国志》为例,“首述巴蜀、汉中、南中之风土、次列公孙述、刘二牧、蜀二主之兴废及晋太康之混一,以迄李特、(李)雄、(李)寿、(李)势之僭窃。续之以两汉以来先后贤人、梁益宁三士女。     

“长围”与羊马城、一字城、护门墙——南宋时期扬州蜀冈城池的攻防体系

根据现有的考古和文献资料,贾似道修筑的宝祐城更有可能是对郭棣所筑堡寨城的修缮,二者的范围是一致的,宝祐城东发现的宋代夯土和城门是宋代对唐子城的局部修缮,并不是宝祐城的组成部分;结合史载,堡寨城和宝祐城外围发现的"土垄"应是围城时堆筑的"长围",并不是防御设施,东部发现的部分水系也属于"长围"的一部分,其修筑与李全之乱和宋蒙战争有关;结合嘉靖《惟扬志》"宋三城图",与严密的围城体系对应,宝祐城外曾修筑羊马城、一字城和护门墙等城防设施以应对宋蒙战争期间的紧张局势。     

刘韫良及其《壶隐斋联语类编》

贵州地处祖国西南,昔日被视为“蛮荒之地”,因而贵州文化艺术往往被忽视。由于种种原因,许多收录全国各地楹联的专书,录载贵州的联语寥寥无几;一些论联赏联专著,“名联”中没有贵州的份,撰联大家亦无一人是贵州人。最近,贵阳市志办编辑出版的《金筑丛书·贵州联语两种》,全书收录整理了贵阳知名学士刘韫良的《壶隐斋联语类编》和向义的《贵山联语》,录载有关贵州的联语数千联,其中一些联语堪能与全国“名联”相媲美,《壶隐斋联语类编》的作者刘韫良更堪称撰联大家。刘韫良,亦作刘蕴良,字玉山,号我真,“壶隐斋”为其书斋名,…     

《三辅黄图》的成书及其版本

秦都咸阳,汉都长安,是我国古代的名都。《三辅黄图》专记秦汉都城的建设,而以汉都长安为主。所载长安城及其周围的布局、宫殿、馆阁、苑囿、池沼、台榭、府库、仓廪、桥梁、文化设施、礼制建筑等,条分缕析,最为详备。它是研究古代都城,特别是研究汉都长安最重要的历史文献。《三辅黄图》,又名《西京黄图》,简称《黄图》,不著作者姓名。初本成书的时间,宋联奎序断“为后汉人撰”;孙星衍序断为“汉末人撰”;苗昌言题词定为“汉魏间人所作”;晁公武《郡斋读书志》,“定为梁陈间人作”;陈直认为“原书应成于东     

汉长安"斗城"规划探析

《三辅黄图》记载,汉长安“城南为南斗形,城北为北斗形,至今人呼京城为斗城是也”。这是汉长安斗城的由来。长期以来,关于汉长安是否为斗城的问题一直争论颇多。多数学者认为汉长安城没有规划,根据不外乎是历史文献上没有直接证据,是当时的历史条件和地理环境决定了汉长安的修建没有规划。元代人李好文、近人贺业钜等都认为长安南北曲折的形制并不是汉人有意模拟天象,而是出于适应实际要求的必然结果。贺业钜在《考工记营国制度研究》中写道“西汉建都长安,开始也并无什么宏伟规划,     

《唐两京城坊考》疑误一则

清嘉庆年间徐松的《唐两京城坊考》,是一部研究隋唐时期长安、洛阳的宫殿遗址、建筑布局、城坊制度等方面的重要作。徐松《唐两京城坊考》的东都部分主要依据是从《永乐大典》中纂辑的《河南志》及其图。正如《唐两京城坊考》序中所说,“己巳之岁,奉诏纂辑唐,于《永乐大典》中得《河南志图》证以《玉海》所引,《禁扁》所载,灼是次道旧帙。其源亦出于韦述《两京记》而加详焉。”     

司马光《〈资治通鉴·唐纪〉考异》一则辨证

两《唐书》之《卢坦传》均载元和八年西受降城为振武河所毁,因宰相李吉甫请,移兵天德城事。两《唐书》之《宪宗本纪》又记元和七年振武河毁东受降城事,又据宪宗《实录》相关记载,此本为二事,但司马光《资治通鉴》卷二三八唐纪五五元和八年条却将两事混为一谈,其《考异》曰：“三者不同,莫知孰是。”以致混乱。经本文考证,确认两《唐书》记载不误,并理清了事件发生发展的整个过程,对《考异》的模糊认识进行了辨证。［     

隋代南郑城迁徙考辨

明清时期的《汉中府志》及清代、民国《南郑县志》,记载古南郑城(即今汉中市)自秦筑城以来数度迁徙。其中最主要的有两次,一是隋大业八年(612)移南郑县城(亦为汉中郡城)至旧南郑城(简称秦城)西南二里,即宋代以来的南郑城;二是宋嘉定十二年(1219)“徙筑今城”(简称宋城),出自《舆地纪胜校勘记》卷四十八,为旧府、县志所引用。关于这次迁徙,实为误记：《宋史》“宁宗纪”;“嘉定十二年十二月己亥,筑兴元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