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部珍贵的妈祖画册——《天后圣母事迹图志》

在中国民间信仰中,很早就出现了海神信仰,各地海神也不一样,形成诸海之神,这种造神运动一直未曾间断。妈祖作为海神的出现,始于宋代。妈祖本为福建省莆田县媚州岛上的一位农家女,后来从巫,为民众消灾治病,有一定威信,英年夭折,但是死后却被当地渔民奉为海神,先是地方性的,进而沿着海岸线,向南北传播,远及台湾、澳门、香港。     

山西定襄县七岩山“惠应圣母”信仰的源流与演变

本文运用实地考察和查阅文献等相关方法,分析了北魏时期七岩山开始成为佛教圣地的原因,探究了唐代会昌毁佛时期七岩山佛教沉寂一时的社会背景,以及北宋敕赐"惠应圣母"封号和地方女神(摩笄夫人)信仰上升为国家信仰的转变。从而梳理该地区"惠应圣母"信仰的历史源流与演变,揭示其功能随着历史发展而不断丰富,由单一祈雨功能走向祈嗣等多元功能。进而说明这一地方信仰有着悠久的传承历史与强大的生命力。     

县志中所见民间信仰研究--以《嘉庆合肥县志》为例

民间信仰是区别于正统的、宗教的信仰的一种反映民间的社会意识,县志中记载了丰富的关于民间信仰的资料。本文以《嘉庆合肥县志》为主要资料,分析清代合肥地区民间信仰的类型与特点,并分析民间信仰反映出的问题。     

晚清陕西关中方志中的民间信仰类型探析

民间信仰在此主要指非正统的、非宗教性的,流行在民间的神灵崇祀习俗,官方参与的信仰、某些祭祀仪式和活动亦包括在内.关中特殊的自然地理环境、历史人文传统、政治环境和社会经济条件等因素造就了晚清关中自然崇拜、鬼魂崇拜、祖先崇拜、生殖崇拜、灵物崇拜、赋予超自然力量的人神崇拜、行业神崇拜等不同类型的民间信仰.同时也体现了关中民间...     

明清时期陕西民间信仰的区域差异

本文从历史文化地理的角度,阐释了陕西民间信仰区域差异的发生、发展及其变迁的历程,从而揭示出民间信仰与自然环境及地域社会之间的关系。透过陕西民间信仰,我们还清晰地发现,虽然宋代以降随着商品经济的起步,陕西也出现了一些区域性的信仰习俗,如太白山信仰等。但总的来讲,这一时期陕西的民间信仰──无论是凤翔府地区用人祖先崇拜,还是汉中地区的汉君臣崇拜,都带有相当程度的古老性,这与陕西长期处于农耕社会有着极为密切的关联。     

“隐约的祖先”:从民间信仰看客家的族群来源——以赣南寒信村“水府老爷”信仰为例

民间信仰是一个族群的重要标识,沉淀了丰富的族群记忆。"客家"是我国一支在赣闽粤边区形成并播迁到世界各地的重要族群。关于客家民系的族群来源,学者通常只关注到了"客家"族群中的北方汉人和南方畲、瑶民族成分,而对其他族群成分却很少提及。从赣南一个客家村落的"水府老爷"信仰入手,通过对神灵信仰的来源、信仰习俗,以及村落宗族关系的分析,认为"客家"的族群来源中,很可能还包含了为以往学者所忽略的"疍民"。     

妈祖信仰文化社会功能的演进与新说

一、妈祖和妈祖信仰 1、妈祖的生平和传说。妈祖原名林默。福建莆田湄州岛港里村人。根据《敕封天后志》与《天妃显圣录》等书记载,林默生于宋建隆元年（960年）农历三月二十三日,卒于宋雍熙四年（987年）农历九月九日。林默短暂的一生可以说是一个传奇的一生。传说中她是其母吞食观音菩萨所赐药丸所生,出世时祥光异香充溢整个房间,且一声未哭,故而取名为“默”,     

汾阳圣母庙壁画主神考——兼论山西后土信仰的地方特色

<正>圣母庙位于山西省汾阳市西北2公里的田村,现仅存圣母殿一座,殿内东、西、北三壁满绘壁画,所绘题材均是与圣母有关的神话传说和后宫生活场景,即《迎驾图》、《巡幸图》、《赏宝图》和     

闽台民间信仰同源共流的历史向度——以《申报》为中心的考察

闽台共同的民间信仰,是闽台民众特别是台湾同胞认同中华文化的重要表现。本文利用《申报》所刊史料,从神缘关系和迎神赛会双重维度,考察晚清闽台民间信仰的面貌,进一步分析闽台民间信仰同源共流的历史向度。     

山西民间信仰研究的一部力作——评《诸神与众生：清代、民国山西太谷的民间信仰与乡村社会》

王守恩的《诸神与众生：清代、民国山西太谷的民间信仰与乡村社会》是笔者近年来所见山西民间信仰研究领域的第一部专著。该书对清代、民国太谷县的民间信仰与乡村社会做了具有开拓性的初步探讨,不仅吸收了国内外学术界民间信仰研究的相关成果,而且有不少新的发现和见解。该书扩展了我们对山西社会史的认识,并为当今农村的现代化建设与和谐社会构建提供了历史借鉴,可以说是山西民间信仰研究中一部多有创新的力作和一项很有价值的成果。     

“邑之精神命脉”:《清平县志》的编纂、特色及价值

目前所见最早《清平县志》是清道光十八年本,至光绪七年在原有基础上有所增删,为《重刊清平县志》,两部县志是研究清水江上游特别是凯里地区少数民族历史文化的重要史料,目前学界未有专文论及。通过对县志的编纂、版本与体例、特色与价值以及存在的纰漏等方面对县志进行全面详细的分析与考证,揭示其价值和不足,以便学界利用。     

广南县政府做好修志工作“一纳入”“五到位”

自清·康熙四十六年(公元1707)至民国三十四年(1945),广南九次编修《广南府志》、《广南县志》。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1958年中共广南县委、县人民委员会曾计划组织人员编修县志,但因频于政治运动不断未能如愿。中共中央十一届三中全会后,1981年11月,广南县第八届县人民政府批准成立广南县志编写组,1982年9月改称广南县志办公室,隶属于县政府办公室,到1998年4月,县志办公室四易其名,机构格级由股所级升为副科级、正科级,人员编制由3人增至5人到9人;写作队伍和工作人员由3人增至7人到29人;1996～1999年共计划拔经费53万元,办公室由26平方米增加到96平方米(三间半);并配备有586微机、美能达复印机各一台,吉普车一辆,日产理光8照相机一架。     

圣玛利皇家修道院 “黑面”圣母的庇佑

西班牙卡塞雷斯省的瓜达卢佩是个一天就能逛完的小地方,面积超过2万平方公里的圣玛利皇家修道院,令这块弹丸之地熠熠生辉。与周边低矮的民房撰比,修道院哥特式风格的建筑显得雍容华贵、卓尔不群。     

“礼”与“事儿”:信仰体系与实践的存在机制探析——以鲁中洼子村为例

在鲁中洼子村的信仰体系与实践中,"礼"是人们建构信仰体系的内在逻辑,而"事儿"则是信仰实践的原因和动力。作为村落文化传统的"礼"与村民现实生活中的"事儿"在相互作用中,共同促使村落信仰不断地展现出新的内容,焕发出新的意义,二者的互动正是信仰得以常在常新的关键因素。     

民间信仰与村落传统文化的当代建构——对茂名“冼夫人信仰”的人类学考察

“冼夫人信仰”是茂名的重要民间信仰之一,这种民间信仰在当地的乡村社会发挥了重要作用。本文尝试考察民间信仰及其在当地文化建构的作用,以及乡村社会对传统资源的再次塑造和利用。     

传统中国社会的“灾难信仰制度”与秘密教门的“灾难神话”

研究者目前倾向从“小传统”和“草根社会”等概念出发 ,分析明清秘密教门的历史与信仰 ,然而对明清教门的信仰的理解 ,离不开宏观的制度性思考。因此 ,从明清秘密教门核心的“灾难神话”出发 ,体察它在整个传统社会信仰制度中的位置 ,可能会有助于我们分析明清教门在传统社会中的生存土壤和活动逻辑     

《岭南逸史》中的广东民间信仰书写

《岭南逸史》中的民间信仰书写真实地反映了明代广东地区重巫厚道的民间风尚,凸显了小说的地方文化魅力,同时实现了预知人物命运、架构故事情节、干预叙事进程的文本功能。民间信仰所具有的道德导向性与男女主人公的结局,则隐含了作者对现实人生的深刻思考。作为一种独特的艺术表现形式,《岭南逸史》中的民间信仰书写实现了文本介入与价值导向双重功用。     

乡村故事与社区历史的建构——以东凤村陈氏为例兼论传统乡村社会的“历史记忆”

广东潮州地区的东凤村原本是一个杂姓聚居的村落 ,后来逐渐演变为单姓陈氏村落。借助于实地调查所得之口述传说和族谱、方志等文献 ,再现东凤村宗族整合的历史过程和与之相关的庙宇活动方式 ,并由此讨论在乡村社会史研究中 ,理解口述传说和民间故事的若干方法论问题。如果可以将乡村故事视为乡民的“历史记忆” ,那是因为它们对于理解和解释现在我们所见到的乡村生活具有其独特的意义 ;乡村社会的格局和乡民的生活方式 ,自然又是在漫长的历史发展中逐渐积淀的结果 ,因而 ,对乡村故事的解析 ,实际上也可视为重新建构乡村历史的过程。“口述资料”和本地人的记述 ,有助于我们更深刻地理解乡村历史的“事实”和内在脉络。     

近年来民间信仰问题研究的回顾与思考:社会史角度的考察

民间信仰问题是当前社会史研究中的一个重要领域,其研究取得一定的成绩,使得民间信仰成为了深入理解中国传统社会的一个很好的突破口。当然,研究中也存在诸多不足,最主要的问题是概念运用的随意性太大。在研究方法上,一方面受到了包括社会人类学、社会学、民俗学等诸多学科的影响,另一方面传统的史学研究方法也应得到重视。     

游观入道:作为自我修行的女性朝山——以明清碧霞元君信仰为例

以碧霞元君为感召而形成的泰山与妙峰山两处朝山圣地是中国现代民俗学研究的重要问题。以往学者大多采用\"结构-功能\"视角,从社会机制上理解朝山进香的动机,要么将女性进香理解为家庭驱动,要么忽略了行动背后的意义系统。在\"结构-功能\"视角下,\"拜神\"被理解为即时性的人神交易,\"游山\"成了休闲娱乐或空间消费,\"信仰\"与\"旅游\"被置于动机的两端。但是,以碧霞元君为对象的朝山进香是有自己的\"教义\"文本的,这就是《天仙圣母源流泰山宝卷》,此宝卷将碧霞元君入山修行的历程作为朝香香客的模板与榜样,将行路、入山与观景视为女性个人修行的重要方法。游观山景以入道,这在中国有很长时间的传统,至明代中后期已经形成全社会高度共享的知识。《泰山宝卷》中以这种修行方式来吸引女性,回应了社会上长期以来存在的神圣性召唤,以此形成的女性个人主体性因此可以获得社会承认,并至少在清末北京社会中,影响了家庭关系、财产制度、社会心态乃至皇权政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