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十七史商榷》看王鸣盛品评历史人物的特点

清代乾嘉考据学家王鸣盛的考史著作《十七史商榷》虽以考史为主,但其中也穿插一些史论内容。或先考证史实,然后对其议论;或直接议论历史人物和评论历史事迹;或以述代论,因此构成了《十七史商榷》“史”、“论”兼俱的特色。其中,评骘各家书法义例和品评历史人物是其重点。本文拟对王鸣盛品评历史人物的特点作一论述,以求教于方家。     

治学门径有新篇——《目录学讲义》评介

<正>目录之学,源远流长。古代学者十分强调目录学对于读书治学的重要性,清代王鸣盛《十七史商榷》云：“目录之学,学中第一紧要事。必从此问塗,方能得其门而入。”(1)又云：“凡读书最切要者,目录之学。目录明,方可读书;不明,终是乱读。”(2)近代目录学家余嘉锡亦认为：“目录之学为读书引导之资,凡承学之士,皆不可不涉其藩篱。”(3)20世纪三四十年代以来,目录学得到长足发展,其标志之一就是涌现了一些目录学著作,主要有姚名达的《中国目录学史》,汪辟疆的《目录学研究》,     

近三十年来王鸣盛史学研究述评

王鸣盛是清代乾嘉时期的史学名家,所撰《十七史商榷》一百卷,是清代乾嘉时期历史考证学的代表性著作之一。研究王鸣盛的史学成就,在近30年来有了很大的发展。据粗略统计,1900—1978年的近80年间,只有陈垣、黄文相与柴德赓等老一辈学者所撰写的几篇文章论及王鸣盛的史学。1979年以来,已发表学术论文60余篇,出版专著1部,与以往的研究局面相比,已有可喜的变化。从导读、评介到系统研究王鸣盛的史学思想,从分散论述到逐渐集中探讨具体问题,反映了研究逐步深入的趋势。对近30年间的王鸣盛史学研究作简要的评述,可供下一阶段研究参考。     

王鸣盛对新旧《唐书》的研究

清代学者王鸣盛十分注重考证史学研究,作为"吴派"的乾嘉考据家,他的学术成就遍及经史。《十七史商榷》中,王鸣盛对新旧《唐书》进行了广泛且深入的研究,从文字校勘、典制考证、增补史事等方面,对新旧《唐书》进行深入的研究。本文从王鸣盛对新旧《唐书》的研究入手,探讨乾嘉学者的史学研究方法。     

王西庄与钱竹汀

清朝乾隆嘉庆年间有三部史学名著,一是王鸣盛的《十七史商榷》,一是钱大昕的《廿二史考异》,一是赵翼的《廿二史剳记》,三书的作者都是江苏人。就学问论,王、钱是一个路子,赵又是一个路子。本文只就王、钱二人的史学作比较研究和评论。     

谈《十七史商榷》之“商榷”

王鸣盛的《十七史商榷》与赵翼的《廿二史札记》、钱大昕的《廿二史考异》并称为乾嘉时期三大考史名著。三书各有侧重,也各有特点,但与《考异》精于考订、《札记》综贯史事不同,《商榷》范围更为广泛,兼重校核考证、议论品评和诠解蒙滞。清人李慈铭说:“钱专考订,鲜及评议;赵主贯串,罕事引证。兼之者,惟此书,故尤为可贵”。①这一说法是符合实际的。首先,重视对史书的校核考证,是“商榷”应有之义。王鸣盛在《自序》中对“商榷”的解释是:“商榷者,商度而扬榷之也。海虞毛晋汲古阁所刻行世已久,而从未有全校一周者,予为改伪文,补脱文,去衍文…     

《十七史商榷》内容结构的特点及其评价

王鸣盛的《十七史商榷》(以下简称《商催》)是十八世纪中国史坛上出现的一部巨著。王鸣盛号西庄,清江苏嘉定人,乾嘉学派的著名学者,《商榷》是他历时二十多年写成的力作,为其一生治史的结晶。《商榷》与钱大听的《廿二史考异》、赵翼的《廿二史札记》齐名,但长期以来,对三家之书的研究,以赵书为最盛,钱书次之,而对王书的专题探研,最为寥寥。这不能说不是一种缺憾。本文不是对王氏史学的全面评价,只是试图对《商榷》的内容结构和著述体制作一个整体的分析,并由此对王氏史学的若干重要特色,提出一些看法。不当之处,尚祈指教。     

《十七史商榷》校史得失例测——兼略议廿四史校点本的漏校现象

清代学者王鸣盛曾遍校十七史,今初步统计,其《十七史商榷》保留的校例约有千条之多.笔者为此曾探讨过《商榷》中校勘系统的整体结构问题.但接下来产生的一个问题是:这些大量的校例,其具体得失究竟如何呢?由于材料和技术的原因,这很难予以精确的回答.但在建国后的正史校点活动中,《商榷》曾是参考书之一,因此本文的例测即以《商榷》跟校点本对照,并以此为基准,进一步举例对《商榷》校史的得失作一简略的分析评议.     

论《十七史商榷》的“经世”意识

清初倡导的实学仍为多数乾嘉学者所继承,但其内涵以及分析视角则有所变化。由于所处的时代和环境不同,乾嘉学者已不可能像清初那样高扬"经世致用"旗帜,但其著作中不乏"经世"内容。王鸣盛代表作《十七史商榷》虽以考史为重点,但并未放弃史学的基本功用,其考据注重涉及国计民生方面的内容,评论历史人物、事件也从社会现实出发,折射出强烈的"经世"意识。     

秦汉物价研究概述

在秦汉史研究中,物价问题很早就受到学者们的关注。南宋时期的王桥是较早关注秦汉物价问题的学者,他在《野客丛书》卷三中依据文献资料,对汉代的酒价、田亩价、米价、金价进行了探讨。清代学者王鸣盛也注意到汉代的米价问题（《十七史商榷》卷十二）。     

王鸣盛集外诗词序跋钩沉

王鸣盛是雍乾时期著名的经史大家,一生著述宏富,经、史、子、集四部兼具,但未有全集编纂.中华书局2010年出版《嘉定王鸣盛全集》弥补了这一缺憾,汇编了王鸣盛的主要著作,并做了一些补遗工作,但仍有若干遗珠之憾.现从《月满楼诗集》、《香树斋文集》、《胡氏书画考》、《吴中女士诗钞》、《春华阁词》、《花韵馆词》、《巏堥山人词集》...     

说“荷校”

武英殿本《旧唐书》卷一二《德宗纪》云：“（建中三年四月）朱滔、王武俊与田悦合从而叛。太常博士韦都宾、陈京以军兴庸调不给,请借京城富商钱,大率每商留万贯,余并入官,不一二十大商,则国用济矣……甲子,诏京兆尹、长安万年令大索京畿富商,刑法严峻,长安令薛苹荷校乘车,于坊市搜索,人不胜鞭笞,乃至自缢。京师嚣然,如被盗贼。”（刘晌等：《旧唐书》,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王呜盛《十七史商榷》卷七三《新旧唐书五》“荷校”条认为,此文“荷校”一语中的“校”当做“杖”,（王鸣盛：《十七史商榷》,中国书店1987年影印上海文瑞楼本）但未云所据何本。     

经世致用:赵翼史学的价值取向

赵翼（1727—1814年）,字云崧,号瓯北,江苏阳湖（今武进）人。他与钱大听、王鸣盛齐名,同被视为乾嘉考据史学的代表人物,其著作《甘二史札记》也与《甘二史考异》、《十七史商榷》同样,被推为考据史学的代表作。但事实上,赵翼的史学并不仅仅局限于考据,而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经世致用的价值取向。首先,赵翼治史详今略占。《甘一二史札记｝）是赵翼史学的代表作品,以三十六卷（不计补遗一卷）的篇幅对自《史记》以下二一一卜四部正史均加以评论,我们统计一下各书所占卷数如下：前四史六卷,南朝五史四卷,北朝五史三卷,两《唐书》…     

唐修《晋书》时间考

二十四史中的《晋书》,是唐贞观年间所修诸史中很有代表性的一部官修史书。但关于它的修撰时间,却历来众说不一。《旧唐书》的房玄龄、令狐德棻传,称贞观十八年始修,二十年完成。后人多取此说,如王鸣盛《十七史商榷》卷四十三,浦起龙《史通通释》卷十二,魏应麒《中国史学史》,金毓黻《中国史学史》等。余嘉锡据《唐大诏令集》、《唐会要》中的《修晋书诏》日期,认为贞观二十年始修《晋书》,修成时     

中国古典目录学研究概述(1950—1988)

目录学的作用在于指引读书门径,提供文献线索和知识信息.清代著名学者王鸣盛认为:“目录之学,学中第一要紧事,必从此问途,方能得其门而入.”(见《十七史商榷》卷1)所谓古典目录学是与现代目录学相对而言的,它研究的内容是以古代典籍为文献对象的目录活动和目录成果,目前的学者认为,它应包括书目和篇目索引两个方面.中国的目录活动源远流长,积累了丰富的书目文献.对其整理、研究、总结前人做了大量的工作,近40年来,中国(台湾省、香港未计在内)古典目录学的发展虽然受到各种因素的干扰,但仍然取得了较为显著的成就,无论是学术专著的问世,还是论文的发表,书目索引的编制,特别是近10年来,尤为突出.笔者仅就个人知见,略述一般,以见梗概.     

钱大昕与乾嘉考据史学

乾隆嘉庆年间,是清代学术发展的辉煌时期。自清初顾炎武、黄宗羲等学术大师力反明末空疏学风之弊,主张经世致用,提倡读书,强调证据,开启一代新的学风以来,经过一百余年的酝酿、发展,至乾嘉年间,以考据为特色的汉学风靡一时,学者以考证的方法从事研究,在扩大经学范围,带动其他学科发展的同时,也在史学领域获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形成了独具风格的乾嘉考据史学。流风所披,各种历史考证著作层见迭出,诸如王鸣盛《十七史商榷》,梁玉绳《史记志疑》,钱大昭《汉书辨疑》、《三国志辨疑》,杭世骏《三国志补注》,梁章钜《三国志旁证》,沈钦韩《两汉书疏证》,陈景云《两汉订误》,洪亮吉《四史发伏》,章宗源《隋书经籍     

赵翼的《廿二史札记》

赵翼(1727—1814),字云崧,又字耘松,号瓯北。江苏阳湖(今江苏常州)人。1750年中秀才,1754年中举人,选用内阁中书,入直军机。1761年中进士,授翰林院编修。后出知广西镇安府,又调广州知府,擢贵州贵西兵备道。1772年被劾降级,遂以奉母为名,辞官居家。此后四十多年一直在家专心读书,考证经史百家,不复出仕。卒年八十八。赵翼少有文名,以捷悟著称。著有《廿二史札记》、《陔余丛考》、《瓯北诗集》、《皇朝武功纪盛》、《瓯北诗抄》、《瓯北诗话》、《瓯北文集》等。他的《廿二史札记》,同钱大昕的《廿二史考异》、王鸣盛的《十七史商榷》同为清乾隆嘉庆时期的史学名著,而治学的路子又不全同。现就《札记》的治史方法、史学思想及其在史学上的贡献。加以论述。     

敦煌遗书目录再探

日录学是关于图书之分类、著录、编目并揭示图书内容的理论和方法的科学,目录学对任何学科的学术研究都具有引导的作用。我国古代的学者,都很重视目录学的研究。清代学者王鸣盛在《十七史商椎》卷一上说:“目录之学,为学中第一要事,必须从此向途,方得其门而入”。江藩在《师郑堂集》中也说:“目录者,本以定其书之优劣,使人知某书当读,某书不当读,则为学易而成功且速矣!吾故尝语人日:目录之学,读书入门之学也。”可见古人治学,视目录学为学术研究之先导。     

钱大昕重事实亦重褒贬

杜维运在《清代史学与史家》中指出:清代考据学派治史,最富求真精神,实事求是,不涉虚诞,反对驰骋议论,反对书法褒贬,主张史家应不虚美、不隐恶,据事直书,以期不失史实真相。其中王鸣盛力诋驰骋议论,而其著作中亦偶有驰骋议论之处,与其治史态度和著述体例自相矛盾。相比之下,钱大昕治史则不存在这种缺憾。这种看法比较具有代表性。关于王鸣盛主张据事直书与治史议论褒贬之间的内在联系,笔者已有专文探讨,这里主要阐释钱大昕的历史褒贬观念。杜维运认为钱大昕的治史宗旨是不虚美,不隐恶,据事直书,以期不失史实真相,这是完全正确的。钱大昕曾经…     

《新唐书》修撰考

一、问题的提出王鸣盛在其《十七史商榷》卷六十九《新旧唐书(一)》第四条“宋欧修书不同时”中,先引吴缜《新唐书纠谬·自序》、胡宗愈“请进《纠谬》”奏疏,然后加以自己的考证,指出: 二公修书,不相通知,其实乃本不同时也。考《宋史》第二百八十四卷《宋祁传》,言其修《唐书》,在仁宗天圣之晚年,历明道、景祐、宝元、康定,至庆历中告成,以书成进左丞云云。凡阅十余年,自守毫州,出入内外,常以稿自随。此言十余年,而吴缜则云十七年,又言二十年。又第三百十九卷《欧阳修传》,于迁翰林学士俾修《唐书》一段之下,即继之以知嘉祐二年贡举云云。则修之修《唐书》,乃在嘉祐之前至和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