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敬讳的方法

关于古代敬讳的方法．前人多语焉不详。笔在查阅大量古代献的基础上．归纳古代敬讳方法为18种．其中多数为当代学所未言及．本对之怍一简介．庶可弥补这一方面的缺憾。     

辽代避讳问题研究北大核心CSSCI

避讳是中国古代社会特有的现象,然而,关于辽朝初期是否存在避讳制度,学界仍存在较大分歧。本文根据历史文献,结合近年来新发现的石刻资料,对辽代避讳制度建立的时间、避讳的原则与方法及研究的价值等问题进行了较为深入的研究,不但揭示出辽太祖、世宗、穆宗、景宗及义宗、章肃皇帝的汉名均是辽圣宗在澶渊之盟后追加,而且发现由于国书、使节、牒檄往来,皇太后、皇后也一度起过汉名。出使宋朝方面的契丹官员,也多临时起过汉名,导致《辽史》在记录出使经过时经常与《续资治通鉴长编》中所载契丹官员名字产生冲突。通过对辽代避讳制度的研究可以复史之旧,订史之误,补史之阙,有助于解决辽史研究中的重要问题。     

王彦坤《历代避讳字汇典》及其避讳学述评

避讳学研究是王彦坤先生的主要学术领域之一。王彦坤先生所编著的《历代避讳字汇典》,填补了现代避讳字典的空白,是迄今为止汇录历代避讳字材料最为丰赡的工具书,可谓禁学利器;而王氏的研究涵及了避讳学的各个方面,尤其在避讳的界定和分类、避讳方法的全面总结、避讳的影响、避讳的利用、避讳字典的编撰等五个方面,都作出了较大贡献,堪称讳史功臣。     

浅析避讳学的考史价值

避讳是中国历史文化中所特有的现象,其流弊足以淆乱古代书籍,为历史研究带来诸多不便。然而,利用避讳学则可对古书中的年代、人物、地名、官名、书名等进行考证,解决古书中存在的诸多问题。     

钱穆古史地理研究述论

钱穆是民国时期研究古史地理成绩卓著的一位学者,在他长期的考地研究实践中,总结出了一整套探检古史地理的理论和方法,他把这一套理论、方法概括为“地名原始”“地名迁徙”“地名沿革”三原则、三通例,并自觉运用到古史地理的研究中,取得了不少开创性的成果,对于推动传统的舆地之学向现代历史地理学的转变,尤其是推动中国地名学由传统向现代的过渡作出了重要贡献。但是由于受当时疑古思潮和中原文化中心说的影响,加之过分重视地名迁徙理论,泛用声训、训诂,缺乏对考古材料的关注,他治古史地理的一些结论不免会有诸多可商榷处。对钱穆治古史地理理论和方法得失的检讨和总结,既可加深对民国历史地理学的认识,也可为当今历史地理学的研究提供一些启示和借鉴。     

论敦煌文献残损对避讳断代的影响

敦煌文献发现后,古代避讳被作为一种重要的断代方法用于写卷抄写年代的判定,但结论的可靠性往往要受到自身残损形态等多种因素的影响。本文分析了敦煌写卷的残缺对避讳信息有效利用、避讳断代结论推定的影响,进而指出避讳断代应适当顾及残损形态、并与其它断代方法共同使用,以使断代结论更加合理。     

历史时期中国汉语地名“雅化”类型研究

“雅化”被认为是历史时期中国地名演变的一种突出价值取向,但既有研究对其内涵与范畴缺乏明确的认知与界定。针对历史时期“不雅”地名更易叙事进行分析研究,得出如下结论：历史时期中国汉语地名的“雅化”,主体上是以汉民族的三大阶层性文化心理价值取向为衡定,以不同类型的雅化对象、取向、路径与方式为体现的广义“雅化”;雅化对象可划分为“不善”“不正”“不美”三大类地名,雅化取向可分为大众吉化、儒家教化、文辞美化三大类;雅化路径与方式相应分为“依本雅化”和“换新雅化”两大路径及其主导下的11种方式。地名雅化反映了历史时期广义的“不雅”认知,也是中国传统文化思想在地理空间上的渗透与扩散;同时也必然有其历史局限。地名雅化应与地名的地域识别、历史记忆和文化传承三大主体功能相适应。     

藏地名香

西藏的制香历史延续到今日已有一千多年,它与宗教和生活在这片土地上人们的日常生活有着不可分割的关系。寻着带有浓郁草木芬芳的香烟,追随袅袅烟气的升起,寻找藏香的制作工房。     

避讳：要命的“潜规则”

一百年前的辛亥革命彻底推翻了存续两千多年的封建制度,作为附着在封建社会肌体上的痈疽——避讳,也随之土崩瓦解。避讳陋习随着首义的枪声虽已湮灭在烟波浩渺的时光深处,但回眸因袭了数千年之久的避讳“潜规则”。仍令人不寒而栗。心惊肉跳。     

东南方言地名“干”通名释义

中国东南地区"干"通名地名分布比较密集,这些地名分为实体名+干、姓氏/人名+干、方位+干、性状+干、地名+干共五类。古代文献地名中的"干"含有"边、厓"义,可泛指边际、边缘,也可以确指水边、山麓。历史上,苏南等地的北部吴语"干"曾经也是成词语素活跃在口语中。虽然宜兴等苏南地区表示"边缘、旁边"义的"干"已经退出方言口语交际场合,只固定在地名之中,但却为研究地名通名演变,研究词语更替提供了窗口和实例。     

俄藏Ф242敦煌写本《文选注》的避讳与年代

诸家对于俄藏敦煌Ф242《文选注》写卷注者、抄写年代多有论列,其论皆据避讳以为说,但结论分歧甚大。又此写本不避唐高宗李治讳,故诸家皆否认它产生于唐高宗李治时期。但结合其它唐写本的讳例及唐代避讳制度与习惯来分析,这个写本符合唐高宗时特殊的避讳实情。再结合写本内容来看,可论定这个写本必是产生于唐高宗时的李善注本,而前此诸家所断之年代皆不可从。     

西汉蟠螭纹铭文镜研究——汉字避讳、隶变刍议

一．概述 有四千年历史的中国铜镜兴盛于战国、繁荣于两汉、辉煌于隋唐。带地纹的蟠螭纹铭文镜是中国最早的铭文镜。估计其问世年代,起始在汉惠帝末年,终止于汉武帝早期,     

上博简《诗论》“邦风“避讳说献疑

上博简楚竹书<诗论>的出土,刷新了以往的<诗经>研究,其中要数马承源先生提出的"邦风"避讳说影响最大.马先生认为,<邦风>才是<诗经>十五<国风>的初名,汉代因为避刘邦讳才改成现名.针对这一说法,文章从研究汉代避讳的实际情况出发,结合出土的汉代文献,对照今本<诗经>,最后得出结论认为马先生的说法不能成立.     

辽道宗“寿隆”年号探源——金代避讳之新证

关於《辽史》所见道宗“寿隆”年号,自钱大昕以来,学界虽早巳认定此为“寿昌”之误,但皆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本文的研究表明,文献所见“寿隆”、“寿昌”之纷歧,并非一个简单的孰是孰非问题,它牵涉到一桩久已湮没无闻的金朝避讳“寿昌”事例,这一发现不仅可为金代史讳增添一个新的例证,更为我们解开《辽史》“寿隆”年号的谜团提供了一把关键的钥匙。     

避讳在历代中的地位与变化

避讳,是中国古代十分突出的文化事项,有一套严密的规则。在《现代汉语词典》中“避讳”释为：“封建时代为了维护等级制度的尊严,说话或写文章时遇到君主或长辈尊亲的名字都不直接说出或写出,叫做避讳。”古代的社会风习、心理、意识表现在许多方面,比如贵远贱近、向声背实、尊古卑今等等。     

从台湾行政地名看闽台地缘——闽台移民形成的“冠籍地名”和“冠姓地名”

郑成功收复台湾以后,大批闽南民众迁居台湾．清朝统一台湾后．为了消除台湾民众的反清思想．安定社会秩序,把因反抗清朝而迁往台湾的明郑政权上层人物及军队士兵等汉族移民回迁．使台湾的汉族人口减少近半。康熙二十三年（1684年）,清朝在行政建制上把台湾作为府．隶属福建省。     

首见“益林”地名华中银行伍万元本票

抗日战争胜利前夕,苏皖各根据地已经连成一片,中共中央华中局和新四军政治部决定,成立华中银行,发行华中地区统一的货币—华中银行币. 华中银行于1945年8月1日在盱眙县张公埔成立,首任行长陈穆、副行长徐雪寒、龚意农.下设发行、业务、稽核等局和营业部、印钞厂管理处等机构,同时发行华中银行币,并与盐阜、江淮、淮南、淮北等解放区地方券等价使用.华中银行实行三级制管理,即总行、分行、支行(办事处).根据1946年初上统计,该行共有分行六个、支行十九个、办事处三十九个.     

从地方志探讨闽侯县名的演变

闽侯县由清末的闽县与侯官县合并而成。然而清代以前,侯官县应为候官县,清代中期以后,候官与侯官并用。当代许多新编地方志把古代的候官县写成侯官县,从古代地方志对闽侯县名的演变过程的记载来看,当今侯官县的写法有误。     

桂林、布山地名起源考

本文根据文献史料和壮语语音以及地形地物的特点,对“桂林”和“布山”两地名的起源地问题进行了初步的考证,提出了秦汉时期“桂林郡”和“布山县”两级行政机构的地名,其最初命名的起源地点在今桂平市而非今贵港市的新观点。     

互越语地各与地方历史

广西蒙山县有20多个至今仍沿用的以百越民族语言“毋”字取名的自然村名。毋,百越语即“广或大”之意。这些地名,包含着百越民族在此居住时的房屋、居住地选择、生活习俗、渔猎、交通、语言,以及汉代百越民族部分转为壮族,部分融人汉族后,百越语演变成壮语和粤语等信息,是了解和研究百越民族历史的珍贵资料。